作者：东西（广西文联主席、作协主席）
它就站在那儿，站在谷里屯风声呼呼的坳口，年龄两百多岁，身材粗壮，需要两人张开手臂才能合抱，高一百多米，枝丫撑开像一把巨伞。进村的人首先看见它，离村的人最后离开它。小时候我到邻村读小学，每天都从它身边经过。由于那时的心思主要用在如何才能吃饱穿暖，所以我甚至我们，都没把它当成审美对象。那时，它只是一棵普通的枫树，普通得就像路边的一块石头，只是体积大一点而已。平时我没在意它，只有上山打柴打累了，才会想为什么不把它砍来做柴火？如果用它来做柴火，一家人至少可以烧上一年吧。然而，没有人敢去打它的主意，我以为没人动它是因为没有砍得断它的斧头。当然，它也还有其他功能。比如春天或夏天我们上学遇雨，就会躲到它的下面避免衣服被淋湿。冬天，它的黄叶落满一地，我们把落叶堆到火盆里提着狂奔。火盆冒出的浓烟像极了电影里火车头冒出来的，心头忽然有了看电影的感觉，隐约产生一丝丝自己并不觉察的浪漫。
第一次长久地注视它，是父母到公社去交公粮迟迟不归。一大早，他们就挑着晒干的粮食走出村庄，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下午还没看见他们的身影，我便担心起来，担心他们遇到麻烦，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太阳离落下去的地方越来越近，饥肠辘辘的我坐在家门口盯着村头，盼望他们快点从枫树下闪出来。可是直看到太阳落山，直看到枫树的叶子由一张一张变成一团一团，直看到枫树的枝干糊成一片，他们也没有出现。虽然小路看不见了，枫树也看不见了，眼前一片漆黑，但我的目光仍然朝着它的方向，好像还看得见它，好像只要这么长久地看着，父母就会回来得快一点。
第二次长久地注视它，是我高考之后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那年夏天，我在县城参加完高考后，便回家跟着父母劳动。为了节约用水，我剃了一个锃亮的光头，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但在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流如雨的日子里，心里总是隐隐腾起一丢丢希望。那时满姐夫在大队做文书，每天傍晚都要回村。他说了，只要在队部看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就会提前飞奔而来。于是，每天下午我就伸长脖子遥望，第一次知道“把坳口望矮”是什么滋味，第一次晓得一个人跟一棵树可以望出伟大的友谊。是的，那年夏天，我望着它的叶子从深绿变成浅绿，发现即使每一片树叶都是绿的，但却有一层淡淡的黄晕提前笼罩在树冠上。我记住了它的粗枝，记住了它的整体和局部，记住了树叶如何在夕阳照耀下折射反光，而又因为风的干扰让那些反光若隐若现，记住了不同等级的风如何摇晃它，记住了夜色如何像糨糊渐渐挂满它的枝丫。直到快把它的每个细节都倒背如流时，我才接到满姐夫带回来的录取通知书。那份迟来的通知书，仿佛是为了腾出时间，让我更加仔细地打量树，了解它。
那年九月，我离开村庄到更远的地方上学。走过大枫树时我像被谁拽了一下，忽然回头，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端详它。这是另一番景象，它的两根主枝丫像巨人的手臂那样张开，树冠撑得更大，比从村庄看它时显得更为粗犷有力，仿佛那边是柔美，这边是刚健。透过它的枝丫可以看见村庄零零星星的房屋，看得见站在家门口挥手送别我的亲人。这样的情景在我的短篇小说《天空划过一道白线》中有所描述，那就是：“走着走着，他感到前方的吸力渐渐变弱，身后的吸力却越来越大，忍不住一回头。全村人都在朝他挥手，他们的手像风里翻飞的树叶。而他的家孤独地站在村头，被狂风呼呼地吹着，仿佛快要被吹哭了。”也是从我回望的那一刻起，它在我心目中不再是一棵普通的只能用于做柴火的树，而是具有了强大的牵引力。
21岁那年，我到布柳河畔的平腊村做基层工作。布柳河是红水河支流，水美鱼肥，青山隐隐。平腊村坐落在布柳河河谷，地势平坦，水量充足，周围尽是稻田。站在浪花翻滚的河岸，闻着树木百草的馨香，我抬头朝家的方向望去。天哪！只一眼，我就看见它站在高高的山上，浓荫如盖，仿佛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乡愁瞬间涌来，像拳头猛地捶打胸口。我背上书包朝着它的方向拔腿就走，一会儿淹没于草坡一会儿穿行于树林，上沟下坎，爬山越岭，虽然多次迷路，但只要找个空地一抬头，准能看到它。只要一看到它，我就把它当准星瞄准，两点一线，便又能回到正确的路上。当时交通不便，在县城工作的我快一年没回家了。我扑哧扑哧地走着，一刻也不想停歇，一边走一边想念父母，想象他们见到我时的惊讶表情。从太阳初升走到日头悬顶，三个多小时，又饥又渴的我终于回到谷里。不巧，父母下地干活去了，我家门头挂着一把铁锁。满姐家、满哥家，家家户户都下地干活去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块地头，便拨开自家的窗闩，爬进屋去，炒了一碗米饭，煮了一碗鸡蛋汤，填满肚子后，留下一张字条和五块钱，又拔腿回程。出发前我站在儿时遥望树的位置，呆呆地看了一会儿，想只是因为在山下多看了它一眼，我竟要来回走三十多公里的山路。
后来我开始写作，当需要一个村庄的名称时，我脱口而出“一棵枫”，就这样，它被我写进了小说和散文。“到了秋天，那些巴掌大的树叶从树上飘落，它们像人的手掌拍向大地，乡村到处都是噼噼啪啪的拍打声。无数的手掌贴在地面，它们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地方，要等到第二年春天，树枝上才长出新的手掌。”我曾这样描写过它。在小说里，它拉近了老乡间的情感距离：“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村头那棵大枫树。刘建平说我是鼎罐厂的，就在你们村的山下。平时我们一抬头，就看得见你们坳口那棵树。那棵树实在太大了，十几里远都看得见。有次我路过时正好落雨，就躲到树下，结果衣服一点都没湿着。”它让即将离开的灵魂恋恋不舍：“汪槐用力一敲桌上的钹，‘当’的一声。汪长尺的灵魂忽地飞了起来，越过屋顶，盘旋。汪槐又‘当’地一敲。汪长尺的灵魂朝着大枫树飞去，停在大枫树的枝头恋恋不舍地回望。汪槐再‘当’地一敲，就像当年催汪长尺去补习，就像当年催他去城里打工。钹的声音追到大枫树的枝头，汪长尺的灵魂再次起飞。它飞过森林、河流、公路、铁路、楼房……一直飞到省城，飞到人民路，飞进人民医院产房。”
就这样，它变成了一棵被我经常描写的树，变成了一棵具有审美价值和精神力量的树。是的，如果我要给我的家乡设计一个LOGO（标志），那一定就是它。因为在这里只有想象的历史，却没有印证的实物；只有口口相传的过往，却没有文字的记载。唯一大一点的物件或者说久一点的实体就是它。它像挺立在村口的摄像头，既见证了村庄的历史，也捕捉了每个人的蛛丝马迹。
《光明日报》（2024年01月15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