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教授新著《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一书从礼制、政教、职官、语言、作者、听众、媒介、场合、文本等展开文体的发生，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即文体之手，将上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管理得有条不紊。福柯说：“我希望能够注意到，当我在说话的时候，一个没有名字的声音在我之前早就存在了。”文体正是中国文学背后“看不见的手”或“没有名字的声音”，不是作家论，不是文学史论，而是文本与文体的内部结构以及它们相互连接的游戏，构成中国文学的隐秘逻辑。由此而论中国文体学，义莫大焉！因而，可以更开阔地探讨一下文体学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学思想的潜在意义。

　　第一，文章学的重建。“游文章之林府”（《文赋》），这是说古往今来的文学遗产；“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文心雕龙》），这是说中国好文章的起源；“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文心雕龙》），这是说经典；“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诗品》），这是说文采……“五四”以还，我们讲“文学”，讲想象、幻觉、灵感、浪漫、美感甚至魔幻等，其实“文章”这个概念比“文学”这个概念更文学、更美好，因为“文章”更加本色、本真，文人可以守护的，读书人可以珍惜的，鲁迅先生当年说的，“我并无大刀，只有一枝笔，名曰‘金不换’”，就是写文章。在中国文化的谱系中，“文章”常常与如下词语组合并同时使用：经术文章、纲纪文章、礼乐文章、气节文章、文章志节、道德文章、大块文章、节义文章、青史文章等，其中有人的胸襟、气节与道德行为，有制度与政教的正义、仁善与文明教化，有代代传承的经典，也有天地自然的大美，因而，如果回归中国文体真相，文章的价值与地位应大幅提高。现有的中国文学史，文学的概念基本上是“五四”以后新文学的，其中大大遮蔽了文章的面貌，不要说文章与文明的关系，诸如文章的体裁、类别、作法、功能、内容、美学等，都十分稀缺。当代的中国文学史，是一部有选择性的文学史，而不是一部真实的文学史。

　　第二，非虚构性。如果回到文章的本份，中国文学的“非虚构性”要重新加以重视。中国文学以诗文为正统，小说戏曲毕竟是后起的（其实中国的戏曲很大程度也是非虚构的）。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文”以实用为主，所以大致是非虚构性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诗，非虚构性亦是主流。邓小军教授《中国诗的基本特征：写实还是虚构》从诗歌大家、诗论与诗文化背景，得出结论：中国诗具有写实性的基本特征；诗歌以虚构为基本特征的文学理论，不适应中国诗，因此应该相应地改写。不能忽视中国诗的历史内容。从文学立场说，诗歌内容如果未被了解，其艺术造诣便无从谈起。

　　第三，作者身份。中国文体学有助于对作家士人身份的重新认定。与现代文学家的作家身份相比较，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具有身份的“多向性”。韩愈诗曰：“余事作诗人。”中国古代的诗人作家，基本都是“业余”的或者说是“兼职”的，因为他们本身另有一份正式职业。士人一身而兼官员、政治家、学者、文人、艺术家甚至农民。如吴承学教授论“士之九能”：

　　在先秦的原始语境中，“九能”说涉及当时占卜、田猎、外交、军事、丧礼、地理、祭祀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其核心精神在于强调大夫应该具有多方面修养与能力，能在不同场合适应不同的需求。正如章太炎所言：“古之儒者知天文占候，谓其多技，故号遍放于‘九能’，诸有术者悉晐之矣。”

　　文体学的复苏，将是真正“士”的文学精神的复苏。

　　第四，得体。这是一个有待于重新发现的文体思想。中国文体学对文学与人的真实交往活动有细致用心的安排。我想起亲身经历的一些文体学小故事：某年，日本高桥教授以其所藏古籍相赠，我转赠五言古诗一首：“友人扶桑去，故籍重千金。临岐脱手赠，平生一片心。”对于爱好中华传统文化的日本学者来说，这比回赠其他礼品都更为得体，也更为可贵！又某年，我与王新才馆长、程章灿馆长、陈思和馆长等，为北大图书馆百二十年馆庆，步韵酬唱叠十余章，书成卷轴，作为献礼，以最少的文字，最小的篇幅，又最有浓度、最有深度、最为典雅地表达了向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高校近代图书馆传统敬礼。从这些个人的经历可见，一方面重新复活旧文体的功能，一方面创造新的现代生活所需求的新文体，正是中国文体学的任务。

　　最后，文体与教化。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文体担负着文明习得的使命。仅举一例：研究发现，唐宋至明清士人的写作训练、文学启蒙是从对对子开始的。对对子可以作为全社会测试儿童聪颖与否的主要方式，作为士大夫教养过程的能力指标，也可以开启一般知识人生的钥匙，甚至，还可以开启命运的钥匙（婚姻的媒介）、显姓扬名的机会（义子的凭借，明清有不少故事）。古代社会能科举取得功名做官的士人，毕竟是少数，然而，借着自少年时代即养成的八股训练之助力，士人可以经营实业，可以做文人安顿自己，这也是中国文体学为士人谋划的一条生路，或者，是科举人生之外的另一选项。（参见王鸿泰：《学属对觇器识：明清士人的启蒙教育、练习与文人性格的形成》）总之，现代中国文学是“语”的系统，古典中国文学是“文”的系统。前一个系统，注重作家的艺术与个性的话语行为与话语创造，因而是一种自主的艺术，封闭的艺术、秀异的艺术；后一个系统、更为注重读者与语言行为的功能、特定场合，因而是一种生活的艺术或政治的艺术，作家有时并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文本身，成文明之体、成教化之力，是文明本身看不见的手，在社会治理、政治生活及日常活动中，成一种毛细管式的文化力道。因而，古典中国文学的主流是文体化的艺术，即技艺化的文学。其中有待发现更多的文体习性；而现代文学失去了这个文体习性。失去的后果，是精英文学的资源、本土传统的资源和语言的资源的断绝。

　　因而，文体学不仅要研究文体真相，也应该研究文体习性，回应“五四”时代，重建中国文论。

　　作者：胡晓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光明日报》（ 2019年03月1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