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观潮·创作无愧于新时代的诗歌】
作者：罗振亚（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编者按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对诗歌这门艺术形式的推崇，对温润诗意的不懈追寻，曾经在中国人精神生活谱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百年以来的新诗创作，延续了诗歌的内在精神气质，创造了诗歌艺术的新天地。
在充分肯定新诗成就的同时，也需要看到当下的一些诗歌作品，过度沉溺于个人狭窄的情感世界，沦为自娱自乐的无聊消遣与文字游戏，对广泛而深刻的现实变迁要么置若罔闻，要么缺乏灵敏感知，已经丧失了诗歌的本体性功能，放逐了诗歌的价值引领角色。
在新时代，诗歌如何突破因袭已久的惯性写作模式，如何与当下生活现场有效地沟通与互动，如何重新获取温暖人心、震撼心灵的力量，越来越成为涉及诗歌艺术生命与价值尊严的关键性问题。从今日起，本版开辟“文艺观潮·创作无愧于新时代的诗歌”专栏，集中刊发一组笔谈文章，以问题为导向，全面梳理当下诗歌创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力求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新时代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
必须承认，新世纪诗坛的喧腾多限于诗歌圈子。它的“热”和社会关注的“冷”之间反差强烈，群星闪烁的背后少见令人心仪的经典诗人与作品，表面的繁荣之下透着一股内在的沉寂。出现这种边缘化的诗歌生态原因何在？归根结底还是诗歌与现实关系的处理上出了问题。
“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这个老话题常谈常新
也许有人会说，“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这个老掉牙的话题实在没必要再提，哪个时代、哪位诗人、哪种写作不涉及这个问题？这不是已经留下许多成功的范例吗？其实不然。老生常谈证明问题重要。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所以能常谈常新。并且，不同时代、不同作者面临着不同的现实，不同作者面对同一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可能有不同的反应。历史证明，凡是诗歌与现实高度和谐共振、词与物之间达成双向渗透时，大手笔的诗人和经典作品即会萌生，屈原的《离骚》、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等就是例证。
而一个时代如果产生了能够深刻介入现实、影响写作风气的诗人，产生了让人读后顿觉海阔天空、诗魂高迈又具有超越时间力量的经典作品，即便这样的诗人和这样的作品凤毛麟角，那个时代的诗歌也称得上繁荣了。考察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创作，发现它们和现实一直互为关联，时而异常密切，时而若即若离，总体上留下了一条从疏远到重建的运行轨迹。
20世纪80年代的诗坛不乏一些紧盯时代、现实、历史之作，它们贴近国家和民族抒情，“大词”频出，但是多数偏于空洞，影响不大。有一部分诗歌努力在自然、灵魂、生命等领域进行精神层面的探讨，但过于迷恋技术和语言。这类作品诗意固然纯粹，只是人间烟火稀薄，从根本上阻滞了与现实、读者沟通的渠道，对诗歌陷入边缘化的处境难辞其咎。20世纪90年代的诗坛盛行个人化写作，“从日常生活的海洋打捞艺术的珠贝”成为一时的风尚。
而21世纪虽然刚刚滑过19个年轮，但这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丰富与特殊程度令人咋舌。一系列重大事件促使诗人们的写作伦理水准普遍攀升，他们常常将自己和周边现实联系起来考虑问题，写下的诗歌作品对现实与时代有所承担，因为不食人间烟火的选择无异于自设“陷阱”。诗歌写作何时都允许有心灵化或纯粹化路线，只是不能做空转的“风轮”，一味地“净化”到只剩自我。诗人们努力远离过度纯粹和自我的束缚，谋求与广阔世界的联系。
不少诗人将切身感受和原初经验作为情思资源，自觉打通小我与大我、一己情绪和公共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传递出了时代的声音。比如说，赵亚东的《带着稻米回家》，就像是从生活土壤上直接开出的精神花朵，“那些稻子说倒就倒下了/听命于一个乡下女人的镰刀/她弯下腰，拼命地梳理/一粒米和土地最后的联系//那些稻子被风吹着/那些稻子最后都倒下去，一片一片的/像那个收割的女人，默默地顺从于命运//那些稻子也该回家了……/我知道，把它们带回家/我必须用尽一生的力气”。精确而节制的文字，富于张力的描述，写出了农人劳作的艰辛。作品从个人写作出发，却传达出“非个人化”的声音，入笔虽小，旨趣却远，透过事物的表象闪烁着智慧和人性的色彩。
诗人的情感一旦不与时代沟通，就只能是孤零零的个人情绪抒发
新世纪诗歌格局中部分作品现实感浓郁、情真意切、元气淋漓，尝试改变诗歌文体弱于处理复杂事物的缺憾，大胆向叙事文学技巧“借火儿”。这些作品淡化凌空蹈虚的抒情倾向，努力重建与现实的关系，让诗歌更具包容性和真切感。然而，当前诗歌创作中观照现实的倾向并未构成大面积、强有力的覆盖，确切地说所占比重相当有限。而且，即便是那些称得上“及物”的现实性写作也不到位，对现实的本质存在误读，艺术水准滞后。这些问题叠加，使当下的诗歌总体上步履凌乱，与理想的沉稳状态相去甚远。
当前诗歌的现实表现没有完全触及生活与生命的内核，存在着严重偏离现实本质的弊端。诗人们如果能最大限度地向现实生活空间敞开，会发现他们正置身于一个孕育大手笔的诗歌时代。好的诗歌都朴素真诚，逼近人的生存真实和时代良心。经过个人化写作时代的洗礼，诗人们纷纷在日常生活空间寻找诗意，这对内视角的诗歌本来无可厚非。可是不少诗人却极力标举诗歌的自主性和排他性，将诗歌异化为承载私密情感体验的器皿，个人欲望暴露无遗，泪水与庸常进行着琐屑的叠合。这样的写作姿态让诗歌有时完全沦为无价值的下意识、潜意识缠绕，成为自娱自乐的个体灵魂表演，既远远放逐了传统的忧患意识，也造成诗性和诗意的流失。
而私密化、小情小调的流行，势必搁置能够传达终极价值和人文关怀的题材。诗人自我的情感一旦没有和时代、社会沟通，就只能是孤零零的个人情绪抒发，容易出现精神贫血、诗魂孱弱的现象，无法提供必要的思想与精神力量。一些诗歌作品虽然有巧思和情趣，想象力奇特，但过于庸常，没有精神的提升，或者怪诞得毫无深意和美感，只能让读者失望而返。
不错，诗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现实都移植到作品中，他可以表现个人与隐秘情感，但如果大家都在个人区域里兜圈子，致力于本能、生存状态的揭示，拒绝“宏大叙事”，不去关注时代变迁、社会良知、国家命运，这样的诗歌作品就走入了自我窄化的逼仄空间。一个有出息的诗人，理应有明确的方向感，善于以个人视角去折射民族、时代、历史的鲜活现场。
偏离现实本质与“艺术塌方”是当下诗歌创作的两个症结
当下，众多网络写手、诗人和编辑在书斋里凭借智力炮制的泛化诗作，从本质上讲就是在公开地误读与歪曲现实。它们对现实的本质偏离也更为可怕。互联网的便捷和传播渠道的多元，成全了一批以“好玩儿”和盈利为目的的写手。他们没有生命的感动，没有思想的触发，更没有灵魂的投入，完全靠知识和书本代替生活体验，无中生有地“硬写”。基于功成名就后的匠气，多年打磨训练的技巧，以及一点点的小聪明，他们也可以把诗歌写得四平八稳、老到娴熟，看上去有模有样，但就是缺少生机和创造性，充其量只是一种技术的博弈，属于典型的思想“原地踏步”，搭建的是与生命、精神无关的“纸上建筑”“网上建筑”，成为玩意儿十足的形式飘移和灵魂的随意漫游。毫不走心或“为赋新诗”的发生机制，注定了这些诗歌与现实之间有着说不清的隔膜，其“假小空”的状态是对生活和生命本质更深层的偏离。
与偏离现实本质相伴生的，是表现现实过程中出现了因技术滞后造成的“艺术塌方”。按理说，从20世纪80年代的喧嚣和90年代的沉潜中走来的新世纪诗歌，拥有比较理想的艺术高起点。如何将日常现实转换、上升为诗性现实，这对很多诗人来说不在话下，根本不是问题。可惜大量以现实作为诗情、诗思资源的写作者，缺少深厚的文化内涵，缺乏必要的超越意识，没有接通更为博大、智慧的精神情怀，更没有上升到审美的层次。
有些诗人把真情实感的流露视为诗歌的最高旨归，这无形中将诗歌降格为无难度写作。他们的作品手法单调、滞后，现实有余，灵动不足，不但无法准确传达出繁复、微妙、生动的现实世界，也耐不住读者的咀嚼，滋味寡淡。如果说偏离现实本质的诗人没找准有价值的“现实”，而这些诗人面对好端端的现实却心有余而力不足，表现不到位、不恰切。他们操持着过于传统的技巧，这在日新月异的当下现实面前，显得老套和无力。
可见，新世纪诗歌与现实关系的重建方向明确，为优秀诗人和经典作品的孕育创造了可能，也拉近了诗歌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但是目前诗人们在这条路上走得还不够稳健。关键性的现实在诗歌作品中被“遗漏”，被捕捉到的现实又表现孱弱，波澜壮阔的时代进程没得到全面深刻的反映。这种与现实贴近明显不足的问题值得正视。
诗人应该明白，介入现实的方式要合理，要注意与时俱进的思想提升和艺术建构，与现实之间保持一种出入俱佳、虚实有度的平衡状态。更为重要的是，诗人们宜淡化取巧、炒作的“诗外功夫”，从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诗会、诗赛、诗节中撤出，专心提升自己的修养，致力于生活的沉潜，用心打磨作品，学会有效地与现实“对话”，让诗歌从飘渺的云端回到坚实的地面，把接地气、说人话、写好诗作为毕生的追求。
《光明日报》（ 2019年02月20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