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中国节·元宵】

　　编者按：又是一年元宵佳节。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故称“元宵”。人们对此加以庆祝，是庆贺新春的延续。

　　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历史悠久。据资料与民俗传说，正月十五在西汉已经受到重视，汉武帝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的活动，被后人视作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先声。

　　元宵节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由中原到全国的发展过程。时至今日，在不同地区也被赋予了符合当地文化特色的活动和意义。光明网邀请4位民俗学者，带网友们一同感受祖国各地不一样的习俗传承。

　　上海：从“豫园灯会”谈元宵节的“仪式感”

　　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仲富兰

　　老上海人过元宵节，到城隍庙豫园看元宵节灯会已经成为市民的一种“仪式感”。老上海有一句俗话：“三十的火，十五的灯”，豫园城隍庙是上海的一个地标，每年元宵节的良辰美景之际，人们都喜欢到豫园灯会去挤挤人气、沾沾喜气，祈福一年安康好运气。古色古香的飞檐翘角，五颜六色的民俗灯海，豫园新春民俗艺术灯会给了市民和游客最有味道的“仪式感”。

　　什么是“仪式感”？仪式感是人们在元宵节日中，表达内心情感最直接的方式，是一个人对传统节日和当下社会生活认真、尊重、敬畏且热爱的一种态度。早在豫园灯会出现之前，老上海郊区的市民在元宵之夜，会高竹竿上挂红灯，走村儿童提彩灯，还有人玩 “掼火球，照田财”。金山、松江地区元宵夜，有人在田间挥野火，有人把灯笼檐前挂。有人上街舞龙灯，有人出行“串马灯”。这些习俗如今有很多已经消失，但市民内心的情感都聚焦在当今的“豫园灯会”上，这就是仪式感的力量，通过元宵节看花灯的举动，渐渐形成对生活的理解，并形成一种强烈的自我暗示，这种自我暗示能够把自己的专注力、反应能力、思辨能力迅速提升。某种意义上，它是感知和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感觉，这是一种逐渐积累和慢慢养育的力量。

　　边陲壮乡特色元宵节：冷粽换热粽，还要搭上禽良种

　　南宁师范大学研究员、教授，广西作家协会会员 王光荣

　　正月里来闹元宵，家家户户拆年糕。

　　元宵节，是中国与汉字文化圈地区以及海外华人的传统节日之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民间，节日里一些饱含人文情怀的传统习俗，尚属鲜为人知的文化事象。其中，自古以来流传于广西靖西、那坡、德保县市壮彝地区、具有深情文化内涵的“冷粽换热棕”就是个突出的例子。

　　靖西、那坡和德保三个县（市），地处广西西部边陲，每逢大年正月初二或初三，嫁出去的女儿都带着一些粽子和猪肉等回娘家拜年。女儿回到娘家，面对哥嫂和侄子们谦虚地说：“没有什么好东西，就带了几个冷粽，见见爹妈和哥嫂。”于是，“冷粽”一词成了嫁出去女儿们对自家粽子的谦称。娘家人对“冷粽”也十分珍惜，他们接下粽子，虔诚摆在祖神祭台上祭祀自家祖先，过了一定的日子，在适当的时候，全家人慎重地加热食用。

　　娘家人知道嫁出去的女儿于元宵节要回门，便于当天重新包一轮粽子。这次包的粽子，主要是给儿女带回婆家。这是第二轮包粽子（除夕前包的是首轮）。因为是新包的粽子，比年前包的粽子新鲜、带热气，故称之为“热粽”。

　　为了让女儿在新的一年里，家庭副业兴旺，娘家除了送“热粽”之外，还要分别送一只项鸡（未下蛋）和一只小公鸡。这对鸡是要经过精心挑选，尽量要吃米多，活蹦乱跳，没有下过蛋，皮毛要好看。如果娘家平时养有鸽子，则除了送一对活鸡之外，还要送一对鸽子。给鸡、给鸽子，都是以此祝愿儿家各方面飞速发展、家庭富裕。送鸡崽、送鸽子的习俗源远流长，在那坡县彝族祭拜中，就有一段词说：女儿上婆家，我给一鸡仔，鸡仔成鸡种，事事办得通。

　　如今，到了新时代，送鸡、送鸽子，又有新的内涵，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该一习俗，都蕴含着娘家人的美好祝愿和良好的愿望，期待着女儿、女婿未来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

　　深圳：茨菇丁、庆灯仪式里体现的“和”文化

　　深圳市本土文化艺术研究会原会长、民俗学者 廖虹雷

　　深圳当地人如何“闹元宵”？一是热热闹闹地做“茨菇丁”，二是欢欢喜喜地在祠堂上灯，三是快快乐乐地“斗花灯”。元宵节前后三天，人们走亲戚、访友人、游春郊、打秋千、品擂茶、食汤圆、上花灯、猜灯谜、看大戏、对山歌、舞麒麟、舞鱼灯、舞醒狮和举行开灯茶等活动，形式丰富多彩，气氛热闹非常。

　　所谓“茨菇丁”，就是炸煎堆（小吃）时专门做几个小煎堆。在小煎堆的上方特意揑个小角柄，像小男孩特征，专作祭祖之用。由于小煎堆的外型像带把的茨菇，故称为 “茨菇丁”， 当地话寓意“添男丁”，寄托家人及族群的希望。做“茨菇丁”时，一家人忙碌地围在一起，有人搓米粉，有人煮糖浆，有人开油镬，有人用个小粉团吹成小圆球放进油镬里炸，满屋飘香，热热闹闹地拉开了元宵节的序幕。

　　元宵节的重头戏莫过于“庆灯”仪式。清康熙《新安县志·风俗》载：“元宵，张灯作乐。凡先年生男者，以是晚‘庆灯’。”“庆灯”，即点灯，寓意为添丁。无论是深圳广府人还是客家人，每到正月十三则准备在宗祠开灯，到祠堂拜祭祖先和土地公。福田区沙尾村还有“灯头”和“吊猪仔笼”的独特习俗。深圳本土客家人，凡添新丁者也是到老祖屋的祖公厅点花灯。点灯日宴请亲友，名曰“饮丁酒”。以往我们曾片面地斥之为封建迷信，其实，这是我国各姓族群繁衍的正常心理诉求，是千百年来社会内部凝聚和谐的基石。

　　深圳当地人除了点灯外，还有带赏灯、耍灯之俗。耍灯的重点是猜灯谜。据载，二三百年前南头和大鹏两座古城，内外高悬灯笼花灯，主要街口或门楼扎花牌装饰，全城“张灯作乐”。随着深圳建设的发展，全国各地大量移民深圳，也带来东西南北的闹元宵风俗。踩高跷、扭秧歌、打腰鼓、划旱船、逛庙会、变脸技艺、化妆巡游，举办社区文艺晚会，所见之处，锣鼓喧天，喜气洋洋。加上本地舞布龙、舞麒麟、舞纸龙，包括沙头角的鱼灯舞、蛇口渔二村的开丁（灯）节等等，都赋予元宵节浓郁的文化意味。

　　陕北：“闹元宵” 每一种习俗都是情感的浓缩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林继富

　　陕北的闹元宵从正月初八就开始了，此时人们彼此之间的拜年结束，进入到轻松自由的娱乐时期，人们利用歌舞形式“闹”起来了，欢度年节的最后时段。

　　陕北闹秧歌以礼开始，秧歌队组建、演出是自发性的，秧歌队以村民为主，代表村落内的共同价值观念和审美追求，个人与群体间的频繁活动，强化作为共同价值建构的村落共同体和地域共同体意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陕北“闹元宵”是通过群体活动的形式，重建共同体的行为，凝聚和团结村民的活动。

　　陕北人的闹元宵着力于“闹”，这种“闹”表面看热闹、无序，但是却在无序中蕴含有序，以“闹”的行动建构有序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闹花灯”作为闹元宵的重要内容，也是以“闹”的形式传递“灯”的意涵。陕北“闹花灯”的“花灯”可谓琳琅满目，天灯、龙灯、八卦灯、花篮灯、花鼓灯、蟾蜍灯、白菜灯、红纱灯、火罐灯、走马转灯、串珠彩灯等各色样式。陕北人对“灯”的重视在元宵期间体现得充分而完整，有的人拜年也以“灯”为礼物；舅舅给外甥要送灯，直到十二岁；元宵夜家家户户要在院内悬天灯，房间必须点灯，门上要挂门灯；孩子们成群结队挑灯走街串巷，叫“游灯”，大人提火罐灯、带供品到祖坟祭祖，叫“祖茔挂灯”。

　　陕北人元宵“转灯”必不可少。各村镇都在空地上搭好九曲方阵，因此“转灯”又叫“转九曲”。九曲方阵由361根高粱秆栽成方阵图，秆上挂着367盏油灯（现已换成彩灯）。入夜，锣鼓唢呐齐奏，“转灯”开始。进入“转灯”现场，人们扶老携幼，比肩继踵，鱼贯而行。陕北人“转灯”意在祈求人丁兴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幸福平安，当地有“游了黄河镇，一辈子不肚痛”、“转了黄河灯，全家享太平”谚语就是“转灯”的真实写照。

　　元宵期间，陕北各地都有“打花”表演，人们在火热的场景中祈求生活红红火火、健康吉祥，有“打花打花，越打越发”之意。“打花”是艺人将高温溶化滚烫的铁水，凭着高超的技艺击打向天空中绽放出绚丽的花朵，场面壮观热闹，以此迎接新生活的来临。

　　陕北“闹元宵”活动是悠久的，也是多样化的，这些元宵传统习俗源于陕北人的生活，源于陕北人对于未来生活的期盼。陕北人闹秧歌、挂灯、点灯、赏灯、转灯、“打花”等活动汇聚于元宵节，每一类活动就是生活的提炼，每一种习俗是情感的浓缩，它们包含并不断唤醒陕北人的历史记忆和生活情感。

　　随着时代的发展，陕北的“闹元宵”呈现出新气象、新变化。比如传统的“转灯”仪式有的地方在设计上增加了趣味性、参与性、时代性。有的地方创新性地将“转灯”活动与互联网相结合，不仅扩大“转灯”的影响面，而且那些不在“转灯”现场的人也能参与其中；创新性地将“转灯”使用的竹竿以树苗替代，体现了陕北人的环保节能意识。至于陕北人元宵传统符号象征意义是否在新的时代被继承、被唤醒，我想应该与当代元宵被表征的活动同频共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