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彬（鲁迅文学院研究员）
以历史上的皇城为中心点，北京的中轴线大体可分为三段，皇城内部是中段，从永定门到天安门是南段，从地安门到钟鼓楼是北段，北段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节点有地安门、万宁桥、火神庙与钟鼓楼。古往今来，多少文人游走其间，留下他们的屐痕与吟哦。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诗、那些文，共同丰富了这些文化地标的历史内涵。
1.候马北安门
北京的皇城在历史上分为两重。一重是外皇城，南部是东西长安街，北部是地安门东大街与西大街，东部是东黄城根与晨光街，西部是西黄城根与府右街等沿线。再一重是内皇城，位于紫禁城筒子河外围。内皇城的设置，一方面是为了在紫禁城与离宫之间起到间隔作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在紫禁城与皇城之间加筑一道防线。根据单士元《故宫史话》记载：“内皇城南起太庙和社稷坛墙，东、西、北三面各辟三门，即北上门、北上东门、北上西门；东上门、东上北门、东上南门；西上门、西上北门、西上南门。除此以外，在内外皇城的相对城门之间，再增筑一个城门。如东上门和东安门之间，有一个东中门；西安门和西上门之间有一个西中门。由于北安门和北上门之间相隔一座景山，所以北中门设在景山之后。”北上门位于神武门与景山之间，北中门位于地安门内大街南端丁字路口。北上门、北中门与北安门（清代改叫地安门），均位于中轴线上，是内外皇城北部不同区域的宫禁。
在明代，北安门是朝臣出入之处，留下了不少他们的屐痕与吟哦。一天，李东阳走出北安门，等待仆人送马，但是仆人迟迟不来，久候不至，李东阳只好到什刹海（前海）北侧的慈恩寺游览消磨时间而写了一首诗：“乱溪流水入荒塍，九曲湾头十丈藤。寻遍野亭无旧主，访回萧寺有遗僧。苍苔断处看将合，老树载时记未曾。莫怪疲童淹送马，十年一到竟何能？”题目是《候马北安门外，游慈恩寺后园有感》，吟咏了那里的野亭、荒塍、溪流与老树苍苔。末句很有意思，说是由于仆人送马迟了，我才来到这里游览，坏事变为好事，也就不责怪他了。
明代“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宏道也留下了与北安门有关的诗歌。一首是《秋日同梅子马、方子公饮北安门》，另一首是《秋日同梅子马、方子公、周承明饮北安门水轩》。梅子马，即梅藩祚，子马是其号，宣城人，以国子监生为宁乡主簿。方子公即方文僎，子公即其字，新安人。周承明，公安人，或是周祚盛，字公美，少有隽才，是袁宏道童年的同窗。这三人都是袁宏道的好友，在京期间往往一道出行。诗人在题目中点明了饮酒的时间与地点，但具体在哪家酒店，《秋日同梅子马、方子公饮北安门》没有说明，而另一首也无具体地点，只说是“水轩”，哪里的水轩呢？当然是什刹海边上的水轩。宫苑参差、湖水浩荡，恰是暮秋时节，霞光夕云宛如闪烁的龙鳞，树叶凋零而渔人在水边垂钓，所谓“闲对枯槎与钓緍，暮云斑驳似龙鳞”，远处的山峦仿佛旧日友人，白色水鸟围绕诗人飞翔，“青山不许谈新事，白鸟如曾狎故人”。
在明代，北中门至北安门之间是明代内府的集中地，地安门内大街两侧连绵不断的红墙便是内皇城垣的遗存。东垣辟门曰黄瓦东门，西垣辟门曰黄瓦西门。在黄瓦东门里设有司礼监、司设监、尚衣监、巾帽局、针工局、火药局、司苑局、酒醋面局、内织染局、钟鼓司、内府供应库与安乐堂等。安乐堂是宫中职务低下的内臣养病与终老之处。黄瓦西门里设有内官监，是为宫内服务的各行各业的聚集之处。这些机构如今早已堕入历史的荒河，但是仍有部分建筑留存，其机构所在地也有些作为胡同的名称保留下来。如黄瓦东门里的钟鼓胡同、织染局胡同、火药局胡同、安乐堂胡同；黄瓦西门里的油漆作胡同，大石作胡同、米粮库胡同。黄瓦东门里面的街道称黄化门街，内官监的所在之处谐音为恭俭胡同，转意为孔夫子的温良恭俭让了。
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开始进行城市改造，拓宽道路，建设新楼，除旧布新，1952年开始拆除城门、城垣、牌楼。1953年将北中门及其雁翅楼拆除。次年11月又拆除北安门，也就是地安门。地安门是一座黄瓦红墙单檐歇山七间宫门式建筑，明间与两次间为通道，各装两扇大红门，四梢间为值房，下为槛墙上设直棱窗。其中明间宽7米，次间宽5.4米，梢间宽4.8米。总面阔38米，进深12.5米，通高11.8米。地安门作为皇城北部的最后一道门禁被拆除以后，宫禁洞开，皇城便完全暴露出来，严重影响了中轴线的形态与气势，因此近年多有专家呼吁复建，但由于交通问题未见落实，只是将地安门内两侧的雁翅楼根据环境进行了局部复建。东侧复建4间，西侧复建10间。复建的雁翅楼覆盖黑色火布瓦，门窗涂饰朱红颜色。
2.重修万宁桥
地安门北侧是万宁桥。
万宁桥建于元代。熊梦祥在《析津志》中说：“万宁桥，在玄武池东，名澄清闸。至元中建，在海子东。至元后复用石重修。虽更名万宁桥，人惟以海子桥名之。”玄武池是三国时期曹操在邺城挖掘的一处人工湖泊，在里面操练水军。这里借用指海子，即今天的什刹海。万宁桥原来是木桥，至元年间改为石制，更名“万宁”取江山安宁永固之意，但是在民间仍然习惯地称其为海子桥。万宁桥西侧是澄清闸，是调节海子与通惠河之间水位的闸门，因此万宁桥有时又叫澄清闸。
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高丽人李穑来大都就于读国子学。十四年（1354）参加科举考试，殿试进士及第。李穑多次往来大都，对这里的风物十分熟稔，他的《牧隐先生文集》中收录了一首述及万宁桥的诗：“斲来山石白于霜，截作新桥海子旁。引得龙鳞趁太液，牙樯锦缆照红妆。”“白于霜”形容造桥的石材像秋霜那样洁白，自然是汉白玉，取自今天北京房山区的大石窝。就是这样一座洁白的桥梁勾起了他对大都的思念，怀念那里的牙樯锦缆、浩渺水波与漂亮女子。他这首诗的题目就是《忆大都》。
万宁桥下面是通惠河，南来的漕船穿过万宁桥，在海子停泊而极一时舟楫之胜。这里既是大都的重要码头，也是文人的游览场所，其时吟诵的诗句今日读来依然明婉动人。赵孟頫在《松雪斋集》中便收有一首《大都红门外海子上即事》：
白水青林引兴多，红裙翠袖奈愁何？
底从暮醉兼朝醉，聊复长歌更短歌。
轻燕受风迎落絮，老鱼吹浪动新荷。
余不溪上扁舟好，何日归休理钓蓑？
海波清澄，绿树妩媚，紫燕迎风飞舞，歌声长接短续，游鱼引动的浪花，使刚刚露出水面的嫩荷摇摆起来，侍女们身着红色的裙子与翠绿的上衣，从朝暾初升到暮色飘落，为客人们斟酒唱歌助兴，但是诗人却感到了浓密的乡愁。《松雪斋集》还收有一首与海子有关的诗，题目是《海子上即事与李子构同赋》。诗人这样吟哦：“小姬劝客倒金壶，家近荷花似镜湖。游骑等闲来洗马，舞靴轻妙迅飞凫。油云判污缠头锦，粉汗生怜络臂珠。只有道人尘境静，一襟凉风咏风雩。”美丽的海子使诗人想起江南的镜湖，黄金的酒壶装满美酒，舞靴轻灵犹如飞翔的小鸟。这是年轻人喜欢的场面，而诗人呢？年事已高喜欢清净而追慕孔夫子“风乎舞雩，咏而归”那样的境界。与他唱和的是一位年轻诗人李子构，他这样吟道：“驰道尘香逐玉珂，彤楼花暗弄云和。光风渐绿瀛洲草，细雨微生太液波。月榭管弦鸣曙早，水亭帘幙受寒多。少年易动伤心感，唤取娥眉对酒歌。”在宽阔的驰道上骑马追逐，细雨微波，帘幙轻寒，从月夜朦胧到曙色微白，在华贵的金樽里寻觅诗情。据说写这首诗的时候，李子构只有17岁，故而自称少年，赵孟頫十分欣赏他的才华，于是重用韵又和了一首。可惜天妒英才，三十余岁，李子构便与世长辞。
到了明朝，通惠河的水源减少，丧失了漕运功能，且被圈进皇城东部而改称玉河，成为装点禁苑的流动风景。清以后，万宁桥因为处于地安门后身，而地安门位于皇城后面俗称后门，故而万宁桥也随之冠以“后门”称后门桥。随着时间的流转，万宁桥也随之变迁，为了通行有轨电车，1924年在桥面上铺设轨道，1936年铺筑沥青，1953年将万宁桥两侧的河道改为暗河。20世纪70年代在万宁桥西侧暗河之上建简易商业用房，80年代在万宁桥两侧搭建巨幅广告牌，从而将万宁桥完全遮蔽起来。1984年北京市政府将万宁桥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4月24日，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理论学习中心组约请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讲述北京城的历史，侯先生讲课的题目是《从莲花池到后门桥》，并提出修复万宁桥建议。次年8月，万宁桥修复工程正式开工，2002年12月竣工。在这次修复工程中，拆除了万宁桥两侧的广告牌与临时建筑，挑开暗河，修复驳岸与桥梁栏板，从而使近800年历史的古桥焕发了新机。万宁桥单孔拱券，长约34.6米，宽约17米，桥洞高约3.5米，宽约7.2米。在这次修复中，补齐了损坏的栏板、望柱以及两端的抱鼓石。其中，西侧有望柱16根，栏板15块，东侧有望柱13根，栏板12块。东侧与西侧不对称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万宁桥东南尚有住户，为了方便居民出行而减少了节间数量。2003年后，居民搬迁，遂将东边的望柱与栏板补齐。
为了方便游人往来，在这次修复中又在澄清闸旧址上兴建了一座三孔石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汪光焘就桥的名称请教侯仁之。侯先生在复信中写道：
后门桥改建一新，深受地方群众赞赏。我虽建议在前，正是有赖鼎力规划施工，终于迎来我们首都在规划设计最初起点的新景象。这实在是很可纪念的一件事。更有出乎个人意料之外的是桥下河渠的上游，又新建一石桥，便于沿什刹海、前海东岸南北通行，从而为来往行人提供了一个饱览水上风光的好去处。承嘱我为此新桥命名，实出我意料之外。受命之余，筹思再三，考虑到桥名必须便于称道，又应与什刹海上的风物相结合，因而联想到前后海之间有银锭桥，创自明朝中时，立足桥上，西山央望，遂有“银锭观山”之称。1984年重修之后，原形设计已有变化。又后海西岸高楼耸起，遥望西山胜景，自然受到影响，但是银锭桥之名，依然如初，日益增民间向往之情。联想及此，因而建议前海东岸新建石桥即命为金锭桥。这样，什刹海上前后两桥，金银并称，不仅便于记忆，而且与金锭桥隔海相望的西北岸上原有胡同两处，即以大小金丝套为名。我便以金锭桥之命名，征求相会诸位好友之意见，无不欣然同意。敢以奉闻，尚祈裁夺为盼。
然而，“至于写桥名以便刻石”，侯先生则在另一复信中婉言谢绝：“因为我缺乏书法训练，近来又深感目力衰退……反复考虑，还是另请长于书法的专家执笔为是……”
现在镌刻在桥上的“金锭桥”与侯仁之签名，均移于侯先生复信中的相同之字。2013年，侯先生辞世，享年102岁。
3.回望钟鼓楼
万宁桥北部有火神庙、鼓楼与钟楼。
火神庙始建于唐贞观六年（632），供奉火德真君，历代多有修缮，20世纪50年代后沦为杂院，挤进了43户居民和一家招待所。2002年6月，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启动了火神庙腾退修缮工程，2008年3月竣工。两年后举行开光典礼。火神庙山门原本是坐西向东，修复后在南端增辟一门，正面横额曰：“敕建火德真君庙”，其内供奉道教的守护神王灵官，故而在山门之后又悬挂竖匾曰“灵官殿”。山门之后是火祖殿，匾曰：“荧惑宝殿”，供奉火德真君，是一座勾连搭建筑，原来悬有乾隆手书匾额与楹联。额曰：“司南利用”，联曰：“菽粟并资仁，功成既济；槐榆分布令，序美惟修。”火祖殿之后是重楼，俗称玉皇阁，二层正面横匾曰：“万寿景命宝阁”，底层曰“真武殿”，供奉真武大帝。西侧小间曰“太岁殿”，供奉太岁星。阁后横匾曰“紫霄香案”。最后是三座重楼，北面一座，东西各一座，通过两座高台抄手游廊相连，高台各辟一座细长拱门。北面的重楼为绿琉璃瓦黄剪边，其余各殿及山门均为黑琉璃瓦绿剪边。
明万历时曰“万岁景灵阁”，为万历御笔。清乾隆时改为“万寿景命宝阁”，为乾隆御笔。楼上供奉玉皇大帝，楼下供奉万寿雷坛、三霄老子与三十六神祇。东配殿供奉关帝、关平、周仓。西配殿供奉斗姥真君，殿内悬挂“妙统辰枢”之匾。斗姥真君也作斗姆元君，是北斗众星之母，是道教中重要的神祇。现在的东边配殿是月老殿、观音殿，匾曰“慈航普渡”；西边的配殿是财神殿与三官殿，供奉天地水三神。三官殿对面是戗柱牌楼，原来在东门外面，此次修复时改在门内。
火神庙是北京市内历史最悠久、建筑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专门用来祭祀火神的道观。明万历时委派道录司官员主持祝事，清康熙二年（1663），火神庙被列入国家祀典。由于地理位置绝佳，处于万宁桥堍西北，什刹海东侧，火神庙既是“以水济而厌胜”，又是游览胜地。万历二十七年（1599），袁中道来京参加会试，闲时与他的哥哥宗道、宏道与谢子楚、谢在杭去火神庙“小饮看水”。大家都很高兴，吟哦了不少诗。袁宗道是写给火神庙道士的，其中有两句“事火道人事，翻来水上居”，为火神服务的人却居于水边，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中道则称颂这里是“柳花浓没地，鸥貌静随湍”，是“石桥明树里，真不像长安”。石桥就是万宁桥了，绿荫澄明，水鸟翔舞，哪里像是北方的都城呢？同游之人，谢子楚是安徽歙县人，以诗名世。谢在杭，即谢肇淛，曾任广西布政使，是闽派诗人的代表。五位诗人雅集，除了宗道与中道，可惜没有见到其他诗人的诗作。
火神庙的北侧是鼓楼与钟楼。鼓楼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坐北朝南，占地6865.5平方米，建筑面积2736.27平方米，通高46.7米，由墩台与重楼两部分组成，四周绕以矮墙。墩台亦称露台，南北有台阶，东西为坡道。重楼为歇山调大脊三重檐楼阁式建筑，灰筒瓦绿剪边，共三层。底层辟八座拱门，南北各三座，东西各一座，东北隅设一小门，内筑登楼石梯。二层为暗层。顶层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绕以回廊。丹墙朱窗，雄浑壮丽。其所在之地应是万宁寺中心阁的位置，或者就是在中心阁的基础上兴建而成，故而在建筑风格上颇有元风。
从鼓楼向北100米左右是钟楼。与鼓楼一样，钟楼亦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坐北朝南，通高47.9米，占地面积5740平方米，建筑面积1477.9平方米，底部为高台，其上为钟楼。高台四面辟券门，东北隅辟一小门，内构登楼石梯。钟楼亦为砖石结构，黑琉璃瓦绿剪边，四面亦辟券门，两侧为仿木石窗。与鼓楼宏伟壮观不同，钟楼则挺拔娟秀。鼓楼与钟楼均毁于明末战火。谈迁在《北游记》顺治十一年（1654）二月癸酉中记载，那一天他去太学观看石鼓，路过鼓楼，看到“楼毁而石洞高筑。雄风四来。稍北钟楼。其制其毁并如之”。按照谈迁的记述，钟楼与鼓楼的形状大概类似，也是木构重楼。入清以后先修复了鼓楼，乾隆十年（1745）开始修建钟楼，两年以后建成，为了防止火灾，重建的钟楼全部改为砖石结构。
在明清两朝，鼓楼与钟楼是北京的报时机构。鼓楼内设有24面大鼓，钟楼内高悬一口铜钟。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夜间设有5个时间节点，即戊时一更，称起更（19时—21时）；亥时二更（21时—23时）；子时三更（23时—凌晨1时）；丑时四更（1时—3时）；寅时五更，又称亮更（3时—5时）。定更与亮更均是先击鼓后撞钟，二更至四更则只撞钟不击鼓。击鼓的方法：先是快击18响，再次慢击18响，最后不紧不慢再击打18响，共计54响。之后重复一遍，总计108响。撞钟的方法与次数也是如此。1924年，钟鼓楼报时的功能被废止。1990年除夕，钟楼再次撞响大钟，作为对新春的祝福。1996年11月20日，国务院将鼓楼与钟楼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除夕，鼓楼再次响起鼓声，重现了报时的场景。
在历史上，鼓楼与钟楼不仅是“以时出治，声与政通”的国之重器，其周围也多有文人往来，或者就住在附近的坊巷里，危素便是其中一位。据《霏雪录》记载，王冕来大都游览，危素路过他的住处，王冕“常见其文而不相识”，于是请他入座，“不问其姓名，徐曰：‘君非钟楼街住耶？’危曰：‘然。’不出他语而罢。”钟楼街即今天鼓楼与钟楼西侧的旧鼓楼大街。旁人问王冕怎么知道他就是危素？王冕说此人的文章里有一股诡异之气，“目其人举止亦然，料知必危太朴也”。太朴，是危素的字。王冕不认识危素却知道他住在钟楼街，可见其名望之高。
危素是元末明初的著名学者，曾经做过元朝的吏部尚书。其为人刚毅正直，多有建言而敢于担当。洪武元年（1368），明军攻入大都，危素跑到报恩寺（今北新桥二条49号）投入井中，一个僧人把他拉出来，对他说，你不能死，“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听僧人这么说，危素收回了以死殉国的念头。这时明军士兵已然逼近存放历史档案的大库，危素急忙跑到明军将领那里，请他把军队撤走，从而把“元实录”保全下来。危素是重要的史学家，参与了宋、辽、金三朝史书的撰写工作。他又精于书法而为时人所重，解缙学书据说便得法于危素。他的文章与诗歌也深负时誉，他的一首七绝吟道：“五云坊下暮烟斜，夹道疏槐照碧波。却忆江南风景好，修修纤竹翠连坡。”又云：“我忆东曹粉署郎，琅玕写就拂云长。只疑散步云林曲，独听秋声待晚凉。”
危素、赵孟頫、李东阳、公安三袁与侯仁之等，这些历史人物，他们的文化活动已然成为中轴线不可须臾分离的重要元素，因此在介绍北京城的北部中轴线时，不应仅仅是建筑节点，同时也应该描述围绕其间的文化活动——那些人、那些诗、那些文，那些建筑节点，将二者结合起来，不是可以更加深刻阐发其中的历史内涵与文化含量吗？
《光明日报》（ 2019年02月0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