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那么多年，一个字一个字地抠，有的熬白了头，有的都已经退休了，太不容易了。”汪曾祺之子汪朗面对《汪曾祺全集》感慨万千。

　　1月10日，在2019北京图书订货会开幕的首日，《汪曾祺全集》首发，它无疑是全场最亮的那颗“星”。这套书耗费了8年光阴，是出版人、学者、读者共同打造的一部汪曾祺“善本”。

　　最大限度恢复作品原貌

　　新收佚文佚信数量颇多

　　《汪曾祺全集》收入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题跋等日常文书及杂体文字，共分12卷，其中小说3卷，散文3卷，戏剧2卷，谈艺2卷，诗歌及杂著1卷，书信1卷，并附年表。

　　作为汪曾祺资深研究专家，全集主编季红真早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就写过关于汪曾祺研究的论文。她说，汪曾祺去世一年后的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出过《汪曾祺全集》，汪老的家人送给过她一套。但她发现因为时间仓促，里面错误、问题不少，分类也不细。在2009年的一次会议上，当她遇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郭娟时，两人一拍即合想重出全集。

　　据介绍，与师大版相比，全集新收了更多的佚文佚信。新收小说28篇，其中25篇创作于民国时期；散文卷、谈艺卷新收文章合计100多篇；新收剧作7部；诗歌卷、书信卷新增内容更多。

　　关于这部新全集，季红真说，“它的特点是结构性全集，即文体全，不仅收入汪曾祺创作的全部文学作品，还收入了书封小传、题词、书画题跋、广告、思想汇报，以及未刊手稿、残稿、书信等。”所有收入的文本，除未刊者外，皆以首发的刊物、报纸等初刊本为底本，并选择精校本进行校勘。

　　全集的另一个特点是“以旧复旧”，且每一篇文章、每一部作品都有题注。“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尽可能充分保留历史文化信息。”在季红真看来，对于新文学作家的研究，找材料一向费劲，研究者往往使用的都不是原典。“我主编《萧红全传》时，就发现《生死场》里的性描写已全部删掉。”她还提及，汉语规范化运动后，繁体字变简体字，有很多字因此产生歧义，也给辨识带来困难，还有的时候会出现编辑改错的情况。而这些在编辑过程中都要恢复原貌。

　　主持《汪曾祺全集》编辑工作的郭娟举例说，汪曾祺代表作《戴车匠》有一句话，“一个人走进他的工作，是叫人感动的。”而当初发表时被编辑擅改为“一个人走进了他的工作间”，此次根据手稿校勘后改了过来。“我们是仿照整理古代文献的方法来做这套书，是想打造汪曾祺作品的全本、善本。”郭娟说。

　　认对一个字发现一篇佚文

　　编者曾兴奋得摔坏了笔

　　“认字的事儿，太多了。”郭娟说，由于上世纪40年代作品底本漫漶，有很多字难以辨认，也有此前版本认错的字，这次通过校勘都尽一切可能“认”出来。

　　郭娟告诉记者，《侯银匠》有一句“老大爱吃硬饭，老二爱吃软饭，公公婆婆爱吃焖饭”，历来市面上各种版本都是“吃焖饭”；后来汪曾祺女儿汪朝通过扫描原稿放大了看，发现“焖”字实应为“烂”字。原来汪曾祺手稿常是繁简夹杂，此处应该是繁体的“爛”字。

　　1950年，汪曾祺曾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这篇文章也曾是黄永玉展览的序言，是一篇极其精彩的艺术评论，此前从未入集。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强是散文卷、诗歌卷及杂著卷主编，他记得，《大公报》提供的原版图书非常模糊，而由汪朝提供的初步整理本也有很多方框，所谓方框即为看不清楚的字。“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通过上下文来校读，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近看远看，用放大镜看，设想各种可能性，1600字的文章，花费了我一个月的时间。”

　　不仅认字很辛苦，寻找底本也极其不易。徐强几次南下云南省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查找各种资料。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生活导报》周刊，国内各大图书馆已找不到完整的一套，而且因当时纸张粗糙，油墨印刷不均匀，即便放大也看不清。因为阅读底本需要大量时间，徐强记得曾花费几百元，全套复制了国家图书馆所藏的30多期的《生活导报》周刊，由图书馆刻录在一张光盘里。徐强满以为能多找几首，谁知几十期看下来仅找到了《二秋辑》一首诗。

　　徐强回忆，他曾经听《中国艺术报》的一位退休编辑谈到，汪曾祺曾在该报撰文谈毛泽东的书法艺术。为了找到这篇文章，他先后以高价购得1994年前后好几年的原报合订本，终于大海捞针般从1995年的某期报纸找到了《简论毛泽东的书法》一文。“每当我们发现一篇佚文，或找到一个准确底本的时候，非常兴奋，我曾经兴奋得把笔都摔裂了。”徐强说。

　　一群读者也在各处战斗

　　近200人提供了有效资料

　　《汪曾祺全集》不仅是由一个出版社、一个团队整理、编辑完成，还有很多读者用朴素、真诚的方式在为这套书付出。“这8年来，我曾经以各种方式采访联系过400多人，其中近200人提供了有效资料。”徐强说。

　　杨香保是汪曾祺在《民间文学》时期的同事，1958年，他们同时被划为“右派”，并下放到张家口改造。1961年汪曾祺到北京京剧院工作，而杨香保留在了张家口，后任张家口文联主席。2011年，徐强通过电话采访了杨香保，得知1983年汪曾祺受杨香保邀请，故地重游，在当地举办过多场讲座，而汪曾祺的诗作《重来张家口》以及讲座照片、题词等，都在张家口文联内部刊物《浪花》有过登载。杨香保把这些资料都寄给了徐强，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不过时至2014年，当徐强想再向老先生请教之时，才得知他已于2013年年底去世。

　　徐强说，汪曾祺昔日的学生也将老师当年的题词寄给了他。著名机械专家林益耀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今年已是90岁高龄。1947年汪曾祺在上海致远中学任教时，曾是林益耀的班主任。林益耀发来了当年老师给他的毕业题词，这也是目前所见汪曾祺最早的手迹。“不过，遗憾的是，因为体例的原因，这次并未收入。”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新宇从事现代文学研究，他在主编《袁牧之全集》时，在查阅资料过程中，看到不少汪曾祺文章。但凡有发现，他都第一时间与编辑部联系，并寄送“新发现”。他说，汪曾祺曾有旧体诗写给出版家范用，其中有一首为《咏王婆》，最后一句此前被认为是“不许高墙碍落花”，但他查阅资料时，在1992年的《文汇报》上发现，此句应为“不许高墙碍杏花”，他的发现被予以采纳。

　　汪曾祺原来并非大器晚成

　　作品有世俗美和高度智性

　　在《汪曾祺全集》中，收入了汪曾祺创作的第一篇小说《钓》，而这部作品是小说一卷主编、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李光荣多年前发现的一篇佚文。

　　从2003年开始，李光荣因为从事西南联大文学研究，往来于全国多座城市，翻阅了西南联大时期各地出版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发现了大量未经收集出版的西南联大师生的作品，这其中王曾祺早期作品30多篇，而小说有20多篇。正是在此过程中，李光荣发现，《钓》刊登在1940年6月22日《中央日报·平明》第241期，比此前学界认为的汪曾祺处女作《复仇》《悒郁》都要早。

　　李光荣说，在文学界，汪曾祺被认为是大器晚成的作家，但事实上，在西南联大期间，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已经走向成熟。一次次的全新发现，更让他重新认识了汪曾祺。

　　李光荣认为，汪曾祺早期的小说创作走了现实主义和现代派两条路径，其中现实主义作品《老鲁》《鸡鸭名家》水准很高，现代派作品《谁是错的》《复仇》《小学校的钟声》《待车》也让他印象深刻。李光荣说，汪曾祺早期作品和后期作品有很强的连接关系，“他早期作品不写大人物，都是普通百姓，不写大城市，爱写小镇。后期作品也是这个路子。”在他看来，汪曾祺的文学思想、文学风格都来源于西南联大的文学教育，上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就已经很有名，学校的女生说，汪曾祺是写自己看不懂、别人也看不懂的诗的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汪曾祺是把40年代的文学风格连接到了80年代。”

　　郭娟说，她复审了全集全部稿子，对汪曾祺的了解也不断深化。在她看来，汪曾祺是个暖男，对万事万物皆有情，对女子、对儿童、对手工作坊里的手工业者都有爱。但郭娟也感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汪曾祺越来越推崇鲁迅，他变得有锋芒了。

　　研究鲁迅、汪曾祺的著名学者孙郁认为，《鲁迅全集》后，最有分量的当为《汪曾祺全集》。他总结道，汪曾祺把中华文化当中最温润的那些东西召唤出来，几千年汉字书写的魅力、汉语言文字的经验，在他的笔下调试出了最有现代性的东西，充满了智性。“他又有很高的智慧，他在世俗社会里面能发现美，而且又超越世俗，这个本领不得了。”（路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