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杨珏 李建斌 光明日报通讯员 米雅璐

　　1978年，在山西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考古工作者用手中的探铲和手铲，翻开了厚重的黄土地，也开启了一段事关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考古发现。

　　说起陶寺考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有着说不完的话。“今年是考古队建队40周年，我们将在完成宫门考古任务的基础上，按计划开展宫殿区考古工作。”

　　40年来，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呕心沥血，随着一系列考古重大收获和研究成果的发布，陶寺——这个黄土塬上汾河之滨的普通村庄，一次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苏秉琦曾说，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的陶寺文化，构成一个伟大的历史丰碑，它是中国正式踏进文明社会的界碑石。

　　改写中国文字历史的发现

　　“H3403，第三号灰坑。一个当地女孩挖出来一块陶片，我在朦胧的夜色中看到上面有红色印迹。血液凝固了，空气凝固了，一片恍惚。我永远记得那个时刻，1984年11月14日下午五点。初冬。天擦黑。”这是李健民描述在陶寺遗址发现朱书扁壶的时刻。

　　陶寺出土的毛笔朱书陶扁壶，是一个改写中国文字历史的发现。传统上，殷墟甲骨文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实际上，殷墟甲骨文具有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已非文字的初始阶段。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文字是新石器时代社会晚期阶段的产物，具有一定社会经济生产力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陶寺遗址朱书的发现和成功破译，将汉字的成熟期至少推进至距今4000年前，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1978年，李健民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被分配至夏商周研究室山西工作队，参加对山西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考古发掘。

　　陶寺遗址延续的时间长，文化内涵丰富，地层堆积深厚，要求考古工作者必须掌握高水平的田野发掘技术，这对李健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当时，李健民每年春季和秋季有半年时间在山西，住窑洞睡土炕。在这里，他喜欢上了吃面条，并延续至今。他回忆说，当地民风淳朴，那么大型的发掘工作，都不用看着。

　　发掘陶寺遗址是奔着夏文化去的，没想到发现了更早的，对考古队来说，是捡到了宝贝。随着发掘的推进，陶寺早中期文化特征与夏文化明显不同，晚期才与夏文化相近。

　　1978年至1985年期间，李健民亲身经历了大型墓出土随葬彩绘蟠龙陶盘、鼍鼓、特磬等礼乐器，发现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人工冶铸金属制品铜铃，以及毛笔朱书文字扁壶的重要时刻。

　　在李健民的提议下，陶寺遗址出土彩绘陶盘上的蟠龙纹图案与陶扁壶上的“文”字，组合为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的标识物。由此看出，这两件文物的价值非同一般。

　　世界最早的观象台

　　2001年9月，即将38岁的何努第一次来到陶寺。他没有想到，从此以后自己的人生与这片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第二年，何努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陶寺遗址第三任考古队长。此后的10多年间，在他的带领下，发掘了陶寺城址的中期王陵区，发现了早期的宫殿附属建筑凌阴、中期宫殿建筑基址、下层贵族居址、观象祭祀台、地坛、大型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宫城及城门，基本弄清了陶寺都城遗址的功能区划。

　　见到何努，是在陶寺观象台，正值6月首届尧文化高峰论坛召开之时。因为感冒的缘故，那天他穿了一件厚外套。为了让记者更清楚地了解陶寺遗址，他专门拿来了一个一米见方的示意图板，带着我们在30多摄氏度的太阳地里爬山坡过土梁。

　　说起这世界最早的观象台，何努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十几年前，有辛酸也有甜蜜。陶寺观象祭祀台位于陶寺中期小城内，总计13根柱子，12道观测缝。在12道缝中，1号缝没有观测日出功能；7号缝居中，为春分、秋分观测缝；2号缝为冬至观测缝；12号缝为夏至观测缝……如此复杂的观测，很难想象当时他们是如何把几道黄土裂缝、损坏的城墙、碎陶片与天文观测联系起来。凭借不懈努力，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反复拿着照相机、摄像机找规律，做记录，研究观察，最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选定了3个观测点，观测出了太阳的起落规律。陶寺观象台比英国巨石阵观象台早了500年。

　　2005年10月23日，“陶寺遗址大型特殊建筑功能及科学意义论证会”上，一批天文学家到陶寺观象台实地考察，一致认同陶寺观象台的观象功能。当着这些天文学家的面，何努泪流满面，其中滋味也许只有他本人能够体会。

　　对于何努来说，“没有想象比想错了更可怕”。秉持这种理念，他提出了陶寺朱书“文尧”解释，为“尧都平阳”的考古证明提供重要证据链；提出最初“中国”的概念为“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等。

　　中国最早的宫城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内之为城，外之为郭”，为了搞清楚陶寺遗址是否存在宫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支持下，从2013年3月31日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与山西省考古所联合持续对陶寺遗址疑似宫城城墙进行了发掘。

　　高江涛说：“到2017年基本廓清了宫城城墙堆积、结构、年代、发展演变等问题。陶寺宫城位于陶寺

　　遗址东北部，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70米，南北宽约270米，面积近13万平方米。方向大体北偏西45度，即315度，与陶寺大城方向基本一致。”

　　对于陶寺城址的发掘工作，高江涛总结了四大意义，一是陶寺宫城基址保存较为完整，自成体系，规模宏大，形制规整，并具有突出的防御性质，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城；二是陶寺城址历时较长，始建于陶寺文化早期，陶寺文化中期继续使用，并因陶寺大城的修建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宫城，并在陶寺文化晚期有重建现象；三是陶寺宫城的发现，使陶寺遗址“城郭之制”完备，陶寺很可能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重要内涵的源头或最初形态；四是陶寺宫城东南角门，在形制结构上与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有些相近，陶寺城墙建筑形制对同期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可能有着深远影响。而陶寺南东门址形制特殊，结构复杂，具有较强的防御色彩，又与后世带有阙楼的门址如隋唐洛阳应天门等有些类似，对后世影响亦深远悠长。

　　考古事业薪火相传，接力棒来到了新一代人手中。令高江涛欣慰的是，一批批年轻人不断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两年前毕业于山西大学考古学专业的李斌，怎么也想不到刚离开校园就能参与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李斌知道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因为这里的每一个发现，都可能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里发现了已知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最早的文字，发现了中国已知最古老的乐器，发现了中原地区已知最早的龙图腾，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发现了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

　　正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所说，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是实证5000多年中华文明历程的重要支点和基石。

　　来考古队之前，李斌翻阅了很多与陶寺遗址有关的资料，对于遗址基本情况随口道来。陶寺遗址面积约400万平方米，其中城址面积28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城址规模最大的一处，绝对年代主体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

　　作为一名90后，李斌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两年时间里，他几乎没有任何假期，日复一日地奋战在一线，每次作业都是小心翼翼，不知用坏了多少手铲和毛刷。

　　早在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晋南组织考古发掘时曾感叹道：“临汾县，这是一个勾起人们历史遐想的城市——帝尧的古都！中国的读书人又有谁不熟悉这位伟大君王的种种高尚品德呢？可是，他究竟建造过一个雏形的城市没有？”

　　李济之问也许在未来将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光明日报》（ 2018年07月15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