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祝勇

　　1976年冬，8岁的我在沈阳二○二医院住院。住院的日子，寂寞而枯淡。躺在病床上输液，有大把的时光需要熬过。生病让我过早地体会到了孤单的滋味，有时候我会长久地盯着窗外的流云一言不发。我估计这让母亲感到心焦，二○二医院对面就是马路湾新华书店，母亲便时常去那家书店给我买小人书，让我度过难熬的时光。

　　除了看小人书，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打发时间，那就是听广播。母亲给我买了一个小巧的半导体收音机放在我的枕边，银色的机身，像一个魔盒，内部仿佛贮藏着无限深广的世界，藏得下万籁之声，也藏得下人间悲喜。只要我醒着，大部分时间都在听收音机，从《小喇叭》《每周一歌》到《农业科学实验》，一个也不肯放过。

　　东北人把收音机叫“戏匣子”，但我的戏匣子很少用来听戏，更多是听小说和广播剧。因为买书的费用捉襟见肘，藏在收音机里的“书”却如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而用之不竭。

　　所有的节目里，我最喜欢听的是小说连播，这说明我小小年纪就有了成为“文青”的趋势。我听过《大刀记》《前夕》《沸腾的群山》等等，都是符合当时革命文艺要求的作品。

　　粉碎“四人帮”以后，播出的小说渐渐发生了变化，《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平原枪声》《保卫延安》《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这些红色小说重回大众的视野。它们的文学性，自然也比“文革”期间的那些应景之作高出许多。当时能够接触到的文学作品只有这些，像福克纳、川端康成、马尔克斯的小说，是决然接触不到的。那时我最喜欢的作家是黎汝清，我从小说连播里收听过他的长篇小说《叶秋红》《万山红遍》《海岛女民兵》。这些小说悬念丛生，丝丝入扣，其实是古为今用、旧瓶装新酒，把《水浒传》《七侠五义》这些古典小说的叙事套路纳入革命题材，从而引人入胜，尤其是《海岛女民兵》，把严酷的阶级斗争主题编织进了美丽的海岛风光中，极具感染力。当然，其中的许多情节在今天看来过于离奇，比如暗藏的敌人把发报机藏在假腿里，然而读者也顾不得挑剔。这部小说在1975年被改编成电影，名曰《海霞》。电影的主题曲是这么唱的：“大海边哎沙滩上哎，风吹榕树沙沙响。渔家姑娘在海边哎，织呀织渔网……”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这首歌几乎没有人不会唱。

　　说到黎汝清，这是个好作家，创作束缚一旦解除，功力就显露出来。他后来写了《湘江之战》《碧血黄沙》《皖南事变》，被称作“悲剧三部曲”，一部比一部沉郁悲壮。《湘江之战》描写了长征中最惨烈的一次战役，这是第一部以此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当时，我只知道革命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所以作品给我的冲击力极大。黎汝清非常善于通过细节塑造人物，对领袖人物的塑造更是不落俗套。

　　收听长篇连播这个习惯我在后来的岁月中一直保持着。时在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当演员的王刚播讲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我同样听得如痴如醉。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都会打开收音机，听王刚讲述王一民和玉旨一郎斗法的故事。这部小说的作者陈玙，是辽宁省作家协会的作家、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编剧。《夜幕下的哈尔滨》长达70万字，是那个时代的“谍战小说”，一个悬念扣着一个悬念，紧张的搏杀中潜伏着莫测的意外，惊险而好看。经王刚用富于磁性的声音讲述，这部小说更是风靡全中国。王刚后来回忆：“老作家陈玙在去外地开笔会回来之后对我讲，这一路火车上、轮船上，他听到广播里都是在播讲他的《夜幕下的哈尔滨》。”王刚还说，有三亿人聆听了这部小说。“那时候没几家有空调，连电扇都算奢侈品，人们为降暑，只好打开窗户。我清晰地听见我在每家讲故事，家家户户的收音机里在同一时刻传出的几乎都是我的声音。”

　　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大馆儿”（即辽宁体育馆，现已拆除）举行过一次文艺晚会，其中有个王刚的节目，就是现场播讲《夜幕下的哈尔滨》。在上万人的体育馆里，一个演员播讲小说，这在小说播讲史上应该是史无前例的。后来我读到王刚的回忆录，果然记录了这次演出的盛况：

　　“只有我一个人站在中间，两束追光打下来，打在我孤零零的身影上。我在那里悠悠地说，慢条斯理地说。”

　　“多少年来，我都难忘那种感觉，那被遮蔽的脸庞，压抑着的热情，似乎只能通过第三维去感知，冥冥当中，一股力量在牵引着你，给你神秘的昭示。”

　　“突然降临的巨大的安静，把体育馆的负责人吓坏了，他在外面的走廊不安地自语：唔？怎么没动静了？瞧里面黑的！莫非——停电了？”

　　“不放心，到进口处一看：无恙，王刚在那说呢，一个人。”

　　当时我没能进入体育馆目睹这样的演出盛况，但可从中一窥人们对聆听播讲《夜幕下的哈尔滨》的迷恋、痴狂。我想起当年从父亲的书架上翻看《老残游记》，讲到市井百姓对听白妞说书有着巨大的热情。先是挑担子的放下货担要去听书，再是柜台伙计争相告假要去听书。到了说书当天，很多客人没有吃饭就来了，普通茶客早早占位，达官贵人则早早定座儿。下午一点钟开唱，上午不到十点钟就没座儿了。好容易挨到开场，出来一个丑陋男子弹弦子，竟“抑扬顿挫，入耳动心”。弹罢一曲，出来一个标致的姑娘，却不是白妞，而是黑妞，“歌喉遽发，字字清脆，声声宛转，如新莺出谷，乳燕归巢”。主人公还没出场，就把听众的情绪调动到极致，说书的魅力，也被作者渲染到极致。

　　后来，我又收听了王刚播讲的《绿色之王》，讲述纳粹集中营死人坑中的一个幸存者，以奇特的方式报父仇的故事。他在中东参加突击队，在北非参与走私，又浪迹印第安人的部落，后来到了美国，从穷光蛋变成了拥有1600多家公司的亿万富翁，甚至企图缔造一个主权国家。这是一部现代版的《基督山伯爵》。我听得入迷，被悬念勾着，就干脆买了一本原著，每日灯下阅读，以摆脱广播电台的“控制”。

　　30多年后，我在北京电视台的《书画里的中国》节目中与王刚老师相遇，闲聊时谈到《绿色之王》，他差点惊掉了下巴。他没想到我还知道这部作品，连说“太早了，太早了”。于他，于我，想必都有恍如隔世之感。那时他刚刚“触电”，触的不是电视，而是电台。王刚后来与电视的缘分，也是源于《夜幕下的哈尔滨》。在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里，王刚扮演了他自己——说书人。

　　我何止记得这部作品，还清晰地记得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叫雷伯·克利姆罗德，作者的名字叫保尔-卢·苏里策尔，因为广播里说：“下面是长篇连播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绿色之王》，作者保尔-卢·苏里策尔，由王刚播讲。”这段话每期节目开头都要讲一遍，想记不住都不行。

　　我的文学启蒙，相当一部分是借助小说连播完成的。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23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