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宗良（全国政协原委员）

　　在雷州半岛，长板凳叫作凳条。小时候，家家户户都有凳条。上面放一盏点着的煤油灯，就成了写作业的小桌子。坐在旁边低矮的小凳子上，看上去像蹲在地上。

　　母亲看我趴在凳条上写作业时间长了，就说，油灯太暗了，歇歇眼睛吧。她把凳条上的煤油灯和书本拿到了小凳子上。

　　窄窄的凳条，可以平躺上去。我看着夜空，星星有些迷离，像无数个晕化的小点点，似乎正在慢悠悠地飘落。多眨几下眼，星星渐渐清晰。它们一颗颗的，数也数不清，悬停在深蓝的夜幕上。它们的闪烁，像轻轻的呼吸，又像低声的絮语。偶尔，流星忽然划破寂静的夜空，像有人在天边飞快地擦亮一根火柴。

　　母亲挪动小凳子，坐到了凳条边。她常说起星星和月亮的那些民间传说。这些故事，母亲小时候，外婆跟她讲过。顺着母亲举起的胳膊望去，那里有牛郎星和织女星，那里还有北斗星……母亲的手指尖仿佛触碰到了这些闪亮的星辰。

　　数着星星，不一会儿我就睡着了。醒来时，头发似乎有些湿凉，抬手一摸，并没有露水。煤油灯不知什么时候被母亲捻灭了。灯罩被摘了下来，搁在小凳子上，母亲用一小把稻草，把灯罩上的烟灰擦掉了。

　　身边的母亲，浸润着朦胧的月光，给外公的对襟衫做布扣子。比长豆角细一点的卷布条，在她的手里被团成花生粒大小的布扣子。布扣子一粒一粒间隔着缝在开襟衫上，开襟衫的另一边，缝上同样用卷布条做的半圆形扣眼。

　　母亲左手捏紧下针的地方，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滑溜溜的缝衣针，在衣布上面扎一下，用力一摁，再从下面捏住针头连着线头拉出来，拉到头，针脚就结实了。母亲不用点灯，活儿都在那几根手指头上。

　　母亲手里的线越来越短，扬起的胳膊越来越低。绵密而轻盈的动作，摇曳着如水的月色。缝完最后几针，她的老雷州歌也哼唱完了。老雷州歌轻柔而哀怨，循环往复，好像只有一个曲调。她轻轻咬断线头，眼皮也不抬，说，回屋里睡吧。我不吭声，她也知道我醒了。她划了根火柴，点着了煤油灯。橘色的光亮渗到月光里，浮起一圈光晕。

　　躺到床上，捻灭了煤油灯。母亲回到院子里，不一会儿就传来了越来越低的洗衣声。

　　小煤油灯的灯座是个玻璃油壶，像个小葫芦。厚厚的瓶盖设计得简洁而精巧，中间有根白棉绳灯芯。一根带齿的铁线穿了进来，留在外边的一头弯成小圆圈，捻动它便可调节火苗的大小。瓶盖外缘涂成金色的一圈薄铁片，剪出了花，正好卡住下端收小了的灯罩。油壶和灯罩是粗玻璃做的，里面有些小小的气泡，泛着一点点蓝。

　　大煤油灯，是班主任家访后，父亲才买的。它的油瓶灯座大了，高了。变大的灯罩，顶端收紧后，拉出长长的圆管，像细小的烟囱。它防风了，明亮了，也费油了。

　　那时我读初一，初中附设在小镇的小学。班主任家访，事先没打招呼。父母开始忙活起来。母亲把小煤油的灯芯挑高，拨松，好让火苗燃得旺些，家里亮些。灯罩顶冒出了些黑烟。城里来的班主任，已习惯了煤油燃烧的呛鼻味。

　　班主任是位中年女教师，在她的眼里，每个学生都有优长。父母听不懂班主任说的普通话，也没听懂她学着说的夹生雷州话，却看得懂她的眼神。煤油灯橙红色的光亮里，班主任和父母，他们每个人的双眸，都澄澈而温暖。

　　班主任看了一眼小煤油灯，表情慢慢严肃起来。她从椅子站起来，蹲下来打量着我的眼睛，问，晚上写作业，看得清楚吗？父母看班主任蹲下来，有些局促不安，也跟着蹲了下来。他们不知道，蹲下来跟学生说话，是班主任的习惯。

　　班主任说，给孩子换盏亮一点的灯吧。

　　父母连忙点头。

　　第二天，父亲想装电灯，没办成。家里就有了这盏大煤油灯。

　　小镇里，有时会停电。电压低时，灯泡的光亮还不如煤油灯。早就装上了电灯的学校，依然离不开煤油灯。小学没有食堂，班主任在宿舍门边，用三块红砖支着铝锅，自己做饭。烟火呛得她流眼泪。

　　班主任左手抱着讲义，右手握着教鞭，走进了教室。她教的是语文和音乐。她的教鞭，轻盈又有弹性地点在水泥做的黑板上。笃笃的响声，不轻不重，清脆又带着一点轻柔。

　　一次，有个同学恶作剧，在讲台上挤了一些熟过了的香蕉泥。班主任却问：哪位同学愿意上来帮老师擦掉？全班同学都举了手。那个恶作剧的同学，耷拉着脑袋，自己上去用手擦掉了。同学们正等着看他怎么挨训呢，班主任却表扬了他的诚实和敢作敢当。班主任是个外地人，同学们怕她受委屈。劳动课全校一起上，到小运河水塘边学校的地里“学农”。班主任不会农活，班里有些同学平时调皮，这时却变得很懂事，抢在前头不惜力气干活。

　　高中毕业后，我到渔业码头的吹填工地打工。公社教办主任让人叫我赶紧回镇小学当代课教师。校长也带了话，要我顺路到市新华书店买些课本。学校教导主任开的清单，字迹笔画舒展，后来才知道这是赵体字。带话的人年纪比我父亲大，张口就叫我老师，我愣了半天，不敢答应。

　　进港的油轮，从巨大的胸腔里呼出短促而浑厚的汽笛声。有人说过，人是在一个瞬间长大的。

　　各年级欠缺的课本，加起来真不少，自行车后座的两边挂满了，上面又捆了高高的一摞。下坡惯性大，捏车闸不管用，我便用腰背使劲顶着。

　　上坡时，我弯着腰，身子压在车把上，生怕前轮翘起来。我的小腿肚子一次次地抽筋。自行车还是摔倒了，我躺在公路上，看着课本没摔坏，松了一口气。

　　初秋的风，从路边的甘蔗林吹来，没在身上停歇一下，又吹到了路那边的甘蔗林。我跟另一位年轻老师一起，用了之前的班主任留下的那间宿舍。

　　停电时，在她点过的煤油灯下，学着批改作业。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都是给学生做示范。我拿笔的手沉重了起来，每个字写得都很难看。

　　不久，我当上了班主任。班里一些学生自愿来校上晚自习，担心停电，都带着小煤油灯来。

　　晚自习后，我跟他们一起走到校门前小运河的涵洞桥，才停下脚步。他们怕灯火被寒风吹灭，把煤油灯抱在胸前。煤油灯的火苗晃动着，渐渐远去，像几颗星星，消失在小镇的小巷里。

　　我想明晚就去家访，让他们在家里用上明亮一些的灯。又不免担心：我只比学生大三四岁，能说服他们的家长吗？

　　高考恢复，小学里很多老师都参加了。离春季开学很近了，教办主任才急匆匆地给我送来了红色的录取通知书。他抑制不住惊喜，开心地说这又说那，没了平时的条理和稳重。之后，他叹了一声，说，本来要让你转正的，你又要上大学了……我点了点头，说，应该把名额给留在这里的民办老师。说着，眼眶里一下子潮乎乎的。

　　小时候，大人问我长大后要干什么，我的回答总是：“当老师。”那时我说的老师，是小学老师。

　　教办主任看着别处，像是在喃喃自语，说，那棵挂钟的凤凰树，快开花了。

　　哦，凤凰树又要开花了。我们学校的凤凰树。

　　凤凰树上挂的不是一口钟，是一块当钟使的厚铁板，也许以前挂过钟。值周的孩子，摇着手里闪亮的铜铃，有时穿着拖鞋，有时光着脚丫，绕着工字形教室群，眨眼间就飞跑了一圈，像一只低飞的燕子。预备铃声刚刚沉静下来，校长就敲响了树上的铁板。上课敲三下，下课敲两下。响声铿锵，裹着强烈的颤动。凤凰树花开时，震落一地的花瓣。雨后的地上，是一层白净的细沙。

　　我和我的学生们，曾在凤凰树下上过半天的课。那天上午第一节课时，教室的房梁忽然抖了一下，歪了。白蚁把它蛀坏了。我们不敢留在教室里，凤凰树下成为临时课堂。

　　灼热的阳光下，浓密的树荫在慢慢移动着，我们不时拉着凳子跟着树荫移动。厚铁板在头顶敲响时，响声像四溅的浪花。声音久久地颤动，同学们双手捂紧耳朵，等待它的离去。

　　40多年前，交通很不方便，我水陆兼程，走了一天一夜，才到了广州的大学校园，给父母写了第一封信，说，8块钱一大张的彩色饭票，裁出一摞单张的早、午、晚，管一个月的饱饭。系里每个月给我的人民助学金，差不多可以买两个月的饭票，足够用了。

　　行前父母叮嘱过我，到了学校，写封信回来告诉他们汇款的地址。母亲说，听说大学生的口粮是定量的，正是上饭量的时候，别饿着肚子。她说自己放不下心来。

　　离家前那个夜晚真短，母亲还有很多很多的话没说完，院子里的鸡窝就传来鸡翅膀扑棱的声响。公鸡快要打鸣了。母亲说，孩子，睡吧，明天还要出远门，出那么远的门。

　　母亲背过身子，缓缓地捻灭了煤油灯，星光洒在蒲草屋顶上。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1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