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福元

　　这一天，九十七岁的老母亲对我说，想吃一锅鲜清焖驴耳朵豆角。

　　于是，我匆匆从农贸市场淘换来淘换去，终于淘换到了驴耳朵豆角。妻子赶紧择边洗净、横切竖丝，然后热锅炝汤、爆火放油，佐以五花肉，配以葱姜蒜，也就有半个点儿，连同暄腾腾的杨镇戗面高庄馒头，一块端到了母亲面前。

　　母亲只尝了一口，皱了皱眉，就放下了筷子。

　　我赶紧问，咋地？

　　母亲说，不咋地。不是那个味儿。

　　我问，是哪个味儿？

　　母亲脸色沉下来，那个味儿你难道忘了？

　　那些岁月，那个味道，我如何忘得了？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那时的母亲也就四十七八岁。她从陈年的葫芦头里倒出十几粒驴耳朵豆角籽。豆角籽是扁的、鼓的、椭圆形，浑身黑色却镶一道白边儿。黑豆角籽被放进一只白瓷碟子里，并不贮水，而是用一块旧蓝碎花软布，蘸湿了，蒙在碟子上，像孵小鸡。每天她要将蓝碎花布用清水涮一涮，再蒙上。这样大概过了五六天，豆角籽肿胀了，发胖了，那还不够。直待豆角籽破开，吐出雀舌一样的嫩芽儿，才开始播种。

　　播种是穴播。母亲沿着篱笆的里边，隔三尺开外挖一个水桶大小深浅的坑，然后填上鸡粪与猪粪与羊粪与驴粪与狗粪，上面压上黄土，足足地浇上两桶水，却并不急于下种。待水气下沉，湿气上返时，才播下种子。每穴只播两三粒，共十几穴，一周遭的篱笆也就种齐了。

　　初时我常常蹲下去看，种子很沉得住气，一点动静也没有。我几乎怀疑，在碟子里咧嘴的嫩芽是否会蔫回去。就在一天清晨，阳光透过篱笆照进来，那一穴黄土忽然有了松动，一小片土盖翘着支棱起来。下面竟是三棵幼芽，头钩状，浅绿；身体胖墩墩，豆黄；下半身柱形，白色。像两个稚气的问号，共同撑起一面天窗。很快，这面天窗就被幼苗掀翻。

　　幼苗先是锥形，叶子是尖尖的，像绿色的剑，直指青天。几天以后，叶子成对成对出现，如孪生的姐妹，傲然不群。尔后扶摇生长，纤细的茎丝儿不断抽长、延伸、探索、攀援，一对一对圆圆的叶子紧随其后，步伐跟得很紧很紧。每一对叶子的根部，都是一条分枝，每一条分枝的叶子，都掩映一簇花朵。花朵蓝盈盈的，开放状如蓝蝴蝶，造型美如兰花指。每一朵花朵凋谢后，驴耳朵豆角就钻出来。

　　驴耳朵豆角真像驴耳朵。长，恰到好处，宽，比例适宜。周边一道紫边绿线，中间凹凸肉厚肥实。这种豆角很低调，不像五月鲜地豆那样先声夺人，也不像白不老豆角那样故作清白，更不像十八粒架豆那样垂垂挂挂，显摆显摆。当其它豆角相继谢世后，驴耳朵豆角在秋头子上才热闹起来。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母亲中午从生产队地里收工回来，未进栅栏门，先从当街用胳膞夹一个棒秸拖进院来，然后从土窗台上摸出钥匙，点脚儿开门。棒秸这才被她放下，先点火，后刷锅，然后舀棒子面，掺水和面。往锅里添一瓢水，往灶里攘一把柴。迅即奔出门外，钻进稠得不能再稠的绿豆角秧中去了。只一小会儿，她就兜了一大衣襟驴耳朵豆角。这时，锅底的水似开未开，灶膛里的火似灭未灭。她又往灶里续了柴，将那一片一片豆角，从脊背一掐，老丝儿绕成一卷一圈，纷纷跌落在她脚背上。然后用手一撅，抛入锅底。这时，棒子面也醒好了，锅也热了，“啪！啪！啪！”顺锅沿儿于豆角上面，贴一溜玉米面饽饽。此时，倘火从灶里燃出来，手又沾着棒子面，母亲只是屈脚将柴火往灶门里一蹚，手里照样干活，其动作干净利落像个武林高手，锅里活儿完毕，扣上锅盖，周围用手巾、抹布圈严,压上瓦盆。再往灶里填上一大掐子棒骨，这才搬梯子上房，趁锅冒大气、等待饭熟的时间，将白薯干翻晾一遍。

　　母亲下房来时，揭开锅盖。锅底，青色的驴耳朵豆角，散发着淡淡清香；四周，黄灿灿玉米面饼子，定格着母亲的指痕。母亲将驴耳朵豆角捞出，用凉水一过。然后在上面撒一小把盐，用筷子一拌。锅底的余温仍可利用，添两瓢水，抓三捧糠，掺一小碗白薯面，兑半桶泔水，猪也饿得“咣、咣、咣”用嘴头子狂拱猪圈门子。

　　母亲嘴嚼着饼子，生产队上工的钟“当、当、当”又敲响了。

　　弟弟很懂事，听母亲说驴耳朵豆角不是那个味儿，特特从自己开垦的十边地上揪下紫边的驴耳朵豆角，不搁油，只放盐，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法炮制了一回。

　　母亲这回尝了，点点头，就是这个味儿。

　　我尝了，直咧嘴，顺口说出，又苦又涩！

　　母亲又沉下脸来，不苦不涩，那还叫驴耳朵豆角吗？

　　是啊是啊，生活中假如没有苦涩，那还叫生活吗？

　　《光明日报》（2023年08月2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