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怡芬

　　我的长篇小说《海上繁花》今年五月甫一上市，先是“东家”北京出版集团和“新经典”在他们的月度书籍里相推，再是文学好书榜、文艺联合书单、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好书探等书单陆续推荐，作为作者，深感荣幸。接着探究，才知又有澎湃新闻“文化课”栏目、今日头条文化频道、微博读书、亚洲好书榜、当当读书汇、以明读书汇等平台联合发布，《海上繁花》，就这样渐渐绽放了。将来又会怎么样呢？如同望子成龙的父母眺望将来，末了，总是怀着平常心长叹一声，夫复何求？健康平安就好。我这个作者呢，只要努力守住本分将小说写好就是了。

　　记得2021年《离觞》出版后，在媒体面前，我就从一个写作中短篇小说二十余年的“老作家”，变成了长篇小说“新面孔”。有一回采访中，一位记者和我说到我的叙述腔调，我大言不惭地回道，我有好几副腔调，《离觞》的腔调，只是其中一种。我还说，叙述腔调，要与小说的内容相匹配。这样大大咧咧的自信，许是来自这二十多年没有间断的小说操练吧——我潜心于此，专一可比磐石，总也有一二心得。这次《海上繁花》的叙述腔调，就与《离觞》不同。这样一个粗犷的英雄救战俘的故事，就该有另一副粗嗓门与之相配才好。但我还是有点忐忑，因《离觞》而来的读者，会不会对《海上繁花》失望呢？但转念往光明处想，宛若切割多面的钻石，只要拥有稳定而坚实的内在，每一面都会有其璀璨吧。

　　当年，我准备写长篇时，我就想好了，我的小说，要有一个坚实的内在，犹如骨骼，撑起血肉，又被血肉所覆盖。《离觞》也是，《海上繁花》也是，这副骨骼，就是我探摸之后仔细描绘的史实。当然，我不会自高到以为自己是个史学家，但我这只书虫，曾努力爬到宏观处打望，也曾尽力潜到微观处观察，即便最后的结果是作茧自缚而不能羽化，但我至少吐出了丝，结出了一个蚕茧。我的读者，只要他稍稍留意，就可触摸到小说血肉之下的那副骨骼。这一切，得谢谢小说中的那个叙述者，在虚构的混沌时空里，他以此茧子来缫丝、织造、染整，成就了整部小说。

　　是的，是“他”，我没用错人称代词的性别。《海上繁花》的叙述者，是个年轻的学者兼翻译，在小说中，是他写了这部小说，而不是我。这样的技巧，不算新奇，《红楼梦》岂不是假托一僧一道与补天遗石对话？不过，这一回，我同时面对“变性”和“变龄”两大挑战，只有奋力分身应对。往玄里说，一个虚构小说的完成，作者的功用，有时是容器，有时是通道。是前者的话，尚有底部与四壁；若是后者，故事如风，穿行无碍，作者要怎样变形才能设置关隘？在《海上繁花》里，我努力扩大容器，他努力设置通道，我们合力，得以终篇。说实话，正因为长篇写作中更能捕捉这玄而又玄的微妙机锋，食髓知味后，我才跃跃再三。

　　“邂逅那艘已在东极海底躺了近八十年的‘里斯本丸’，遇到香织，直至为沉船和香织写下这部小说，都是命运的偶然。”小说开篇即讲写作之缘起，再又介绍道：“2004年，我研究生毕业，回到家乡，准备入职一所名字里冠有‘海洋’的大学。”紧接着，他又表白道：“有一些人很依恋家乡，我算其中一个，其中原由，在我，是因为喜欢吃海鲜——外地即便能吃到海鲜，也没有我要的鲜味了。”然后，问题来了：“但是，回家乡发展的就是命运的弱者？再一想，那是因为家乡不是一线二线城市嘛。”

　　这自问自答，怕是能引起万千同情吧？这样的设问，当然也是我自己的。学校毕业后，我一直在家乡发展，后来也有过几次离开的冲动，但最后还是安守于此。故园难离。即便走上写作之路，也是在文本中一再描摹家乡的前世今生，家乡于我，已如鱼水。经由《海上繁花》的写作，我才明白，家园，不仅是这有形的岛和海洋以及海鲜，还是家乡人民世代秉承的信念，大到比如“救人一命，天上一星”的勇毅，小到比如助人的态度“送佛送到西”。在《海上繁花》的悠长故事里，于日军环伺之下，在沉船旁救起落水的战俘，东极渔民秉承的是祖上所传“救人一命，天上一星”的高尚信念；机智藏起三位战俘又辗转相托、环环相扣送到重庆，他们所抱的是“送佛送到西”的平常处世之心；这一大一小，依我的观察，时至今日，依然是民间强劲信念。每当台风过境，总有几则暴风雨中渔民互助救援的新闻传来，让人泪目感动。有几回搭朋友便车回家，我说到某处放我下车就是，对方答我的都是这句“送佛送到西”，执意送我到家门口，让人心生暖意。

　　爱家乡，实在是一个平常人的平常本能，是写作者的题中应有之义，不用多说。我尽量以“重返现场”的写实之心完整叙述了整个史实，那是树干；葱茏的树枝和绿叶，是我的虚构，也是“小说家”的胜场。战俘伊恩一家的经历，就是我在史实之上的虚构。有了他们一家，香港1941年到1942年的状况，就有了依托，“里斯本丸”战俘船的故事也有了前奏。有伊恩的女儿敏妮这条线，才凸显出当年救援中的红色部分——虽然小说中并没有明说（因为我的小说秉持的有限视角，不写超出角色理解之外的世界），但读者自会推断，那是一场当时的新四军参与的有力救援。有伊恩的儿子乔的这条线，才引出我在小说中想主要处理的人类基本感情：父子之情。

　　父子之情，由血缘而来，又比血缘更广阔。小说的叙述者“我”与父亲、伊恩与东极少年阿卷、战俘约翰和他的儿子们、沉于海底无缘再享父子之情的八百余战俘，已为父的和向往为父的，怕是都有“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父爱之心，但这样的父亲之勇，仍是日常生活秩序里的，在大的灾难（比如战争）面前，一切日常顷刻烟消云散，欲爱无人。战后复原的第一步，便是恢复习焉不察的日常，重得之时，会有宝贵之心，再往后，便又无知无觉了，于是，便在不知不觉中又接受了“战争”的重来。

　　“即使战争已经过去，但某一天战争重来的话，我们就自然地接受它的残酷？因为它本就如此？”这样的思考，散落在小说的各个角落，也许，这才是我写作的初心和本意，请一定要珍惜和平啊，一定。

　　让我们都有故园可以珍爱，有家人可以相依。（杨怡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