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

　　作者：陈果（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

　　一

　　子承父业的刘玉良，上了成昆线就舍不得走。

　　父亲参加过成昆线修建，铁路通车后，留在轸溪站，当了扳道工。刘玉良在那儿读了两年小学。成昆线上有二十二座烈士陵园，有一座就在车站边上。一次扫墓，刘玉良认识了徐文科。

　　脚下道路千万条，刘玉良读初中时，父亲问起人生理想，刘玉良不假思索：“上成昆，跟徐文科作伴。”

　　1965年9月3日，位于乐山沙湾的大桥湾隧道施工中突发塌方，铁道兵第10师47团22连战士徐文科念及二十多位战友安危，拒绝接受救援，把二十三岁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大山深处。筑路成昆的十二年间，二千一百多名铁道兵战士、筑路工人献出宝贵生命。耸立在轸溪火车站的徐文科烈士纪念碑，是成昆线上唯一为铁道兵战士个人修建的纪念碑。

　　1985年秋，刘玉良如愿以偿上了成昆，分到阿寨站。阿寨周边没有村子，除了列车停点，一个外人也见不着。站长断定血气方刚的他不出三个月就会求爹爹告奶奶申请调动，哪知在阿寨待了十六年，人家就没说一个“走”字。

　　去白石岩当站长是组织上的决定。一去就是十一年，这当中，峨眉车务段成立、撤销、重建，刘玉良稳如磐石。直到2012年8月他才被人记起，调往同样偏僻的柏村。

　　老婆孩子都在老家内江，接到调令时，刘玉良人在家中。儿子考上大学，亲朋好友约好了，第二天上门道贺。挂掉电话，脱下围腰，他拎上行李就往新单位赶。妻子一顿数落，还是从电话里追上来的：“儿子高考你不在身边陪着，填志愿你不帮着参谋，这时候也是脚一抬就走，莫非你是对这个家起了二心？”

　　“花了那么大代价建起来的路，总要有人守。”仗着占理，刘玉良的嗓门，开得不小。

　　“离了你火车就不开了，地球就不转了？”妻子话里，起了哭声。

　　“这是男人的事业，你不懂！”借口火车就要进站，刘玉良挂了电话。

　　听人说起刘玉良的事，峨眉车务段领导表扬他以路为家，刘玉良像没听到。同事扯他袖子，他喉咙里才冒出个蚊子声音：“这算个啥，跟徐文科比！”

　　领导的话还有下文：“你二十七年里守的三个站，都在山旮旯里。‘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这句话不能只挂在嘴上。下来我想办法，调你回内江。”

　　刘玉良急得像是要被人拿绳子捆走：“家里最需要我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像一个人听惯了打呼，没有呼噜声反睡不着觉，真要调到别处，我还担心水土不服。”

　　又过了整整十年，五十五岁的刘玉良，依然守在柏村。

　　二

　　峨眉车务段三十九个车站中，马村和红峰，一个最北，一个最南。2021年春，马村站站长胡章林调任红峰站站长。有人担心胡章林承受不了。他的家在眉山，从马村到红峰，单位和家的距离，从四十多公里变成三百多公里。这一去，家和朋友，撂得就太远了。

　　四十六岁的胡章林心平气和。债多不愁，欠家里的，连本带利，下辈子也还不清，也没人指望他还。至于朋友，这个词早被时光做旧了。胡章林待过的站不少，马村离家最近。每次回去，在陪伴老人孩子间再怎么平衡，时间都显得捉襟见肘，哪里还顾得上别的。不回炉，再红的烙铁也会变冷，二十多年过去，曾经的朋友，大多只能在回忆里聚首。

　　报到那天，一下车，他的耳朵里嗡嗡作响。红峰站海拔二千二百八十多米，比之前的马村站高出一千六百多米。来之前他并没拿这个当事，就是到了现在，他依然相信，再凶狠的狗见了人，汪汪叫过两声，还得卷起尾巴躲一边去。

　　嗡嗡声晚上却更响了。是电热丝在叫，不带喘气的。山下早已春和景明，行车室的电炉还在加班加点，胡章林惊掉了半个下巴。“就是三伏天，凌晨四五点，行车室里还得开着电炉。”值班员吕奉清在开玩笑，胡章林也不揭穿。

　　一天四十多趟列车从小站经过，值班室全天候运行，六个人的红峰站，只能单岗值班。列车通过有十道作业程序，发车有九道作业程序，从接受预告、开放信号到监视列车通过再到接受到达通知，全靠一个人眼看、手指、口呼。一环扣一环，一个人堪比一支队伍。

　　列车隆隆驶过，小站恢复宁静，值班员从一支队伍还原为一个人。没有人可以搭话，而行车室里，打电话、刷视频、看书又是违禁动作，铁路上空空荡荡，被控制台占了一半的行车室，同样显得空旷。任谁当班，目光都会透过幅面宽广的玻璃窗，看天，看云，看山，看林海，看有没有一只鸟从窗前飞过，看刚刚飞过去的鸟是不是昨天那只。这还是好的，至少有天有云有山有林海，有可能出现的一只鸟看。晚上，这一切躲起来了，无法无天的孤独感，更加的气焰嚣张。

　　杜康不能解忧，调侃却可解一时寂寞。正因如此，胡章林料定三伏天开电炉是个玩笑。

　　5月1日，胡章林到红峰站一月整。一边顶着风雪往道岔上打防冻液，他一边想，幸好没自作聪明揭穿人家，要不然，这场五月飞雪，就是替吕奉清喊冤。

　　跟下在春节里的雪比起来，五月那一场，只能叫毛毛雨。积雪堆了一尺多厚，下了又化，化了又下，像过年时的长辈家，拜年的人出出进进，就没断过。胡章林已几年没吃过家里的团年饭，雪下成这样，作为一站之长，更走不了。雪积得厚实结了冰，道岔扳不动。胡章林和同事没日没夜扫雪，扫完南端扫北端，扫完北端扫南端，三天里走过的路，比平常半个月走的要多。

　　不是平常懒得动。红峰站同昆明端的邻站乐武一样，地处高山，不通公路，老乡们进站出站，走的是一尺宽的盘山道。能去盘山路上遛遛弯也还不错，可是不能——遇到紧急情况，车站职工必须在五分钟内赶回站上。铁道线路虽说是路，只能行车，两只脚上去，则是踩了红线。只能在一百三十米长的站台上溜达了，站台上的人，来来回回，成了钟摆。

　　一年后，卢波问胡章林，可还待得下去？胡章林嘿嘿笑道：“你把老婆娃娃都骗得过来，我还待不下去？”

　　三

　　卢波在距红峰八公里的乐武站任值班员已有四个年头。2022年春节，他的回家计划，因一场大雪搁浅。

　　正月初一，轮到卢波大休。头一天，看了天气预报，他给妻子打电话：“我回不去了，你带两个姑娘来站上团年！”

　　妻子、女儿搭慢车来乐武，看到眼前是一个雪国，远处是几个雪人。火车到站是18时02分，可厨房里冷锅冷灶，半点年味儿没有。

　　知道有一场硬仗要打，站长蒋中国把人分成两拨，一拨对付上半夜，一拨对付下半夜。人手还是吃紧，副站长王坤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说：“我这身子骨，可以熬两个通宵。”

　　妻子埋怨丈夫，不该把妇女儿童骗到这冰天雪地：“连口热饭都吃不到，团什么年？”

　　卢波黠笑道：“你一来，我们不就有热饭吃了？！”

　　三天后雪霁天晴，妻女返程，卢波假期的进度条也拉到了底部。蒋中国启发卢波给妻子说几句暖心话，钢铁直男酝酿小半天，说得大义凛然：“前人打下的江山，我们必须守住！”

　　蒋中国担心卢波会被妻子一番挖苦。不是不能说真话，但是钢轨，该有曲线时，还得转个弯。哪知人家是这么说的：“火车来的来去的去，一点没耽搁。南来北往的人都在回家过年，饭桌边上，不缺我们几个。”

　　闻言，一旁的蒋中国快步躲到别处。这是什么话呀，这是催泪瓦斯。

　　四

　　红峰站、乐武站时常被冰雪围困，新江站、大湾子站每一年的四到十一月，则像架在火炉上烤。

　　沙子里能焐熟鸡蛋，周传军只当吹牛。等他被调到大湾子当站长，别人说他吹牛时，他会佯装生气：“你来大湾子，吃不到‘金沙牌’鸡蛋，再说我扯淡不迟。”

　　他是真的在沙子里头埋过鸡蛋。不到两小时，蛋熟过了心。

　　他还学着煎过。蛋壳一磕、一掰，蛋清蛋黄，越狱般冲上钢轨。跑不多远，慢了，停了，像脚踩在胶上，举步维艰。

　　正午，亮光从钢轨上升起一米高，白喇喇的，如有一长排电焊机同时作业。又像一张牵开的网，明知不可得而想得的清凉，通通被一网打尽。

　　每趟车经过要八分钟。轮到值班，周传军和其他值班员一样，站在只有顶盖的岗亭里迎送列车。顶盖是滚烫的、脚下是滚烫的，紧紧包裹住身子的空气是滚烫的。岗亭里的八分钟，是甑子里的八分钟。

　　这是真真正正的九蒸九焙。每天四十多趟车，一半在白天通过，其中又有一半，要穿过四十多度的高温。衣服在岗亭里被热浪湿透，回到行车室，又被空调吹干。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十个小时下来，凝在前胸后背的盐，可以炒一桌菜。

　　江边打出的井水，含硝量不是一般重，衣服洗净，没晾干就脏了。一层硝，灰一样巴在上面。

　　最难下咽的不是水，是肉。一周去元谋县城买一回菜，6162次列车从元谋站一路摇晃，买菜的人还没到站，背篼里的“新鲜肉”已经变了颜色。洗、煮、炸都没法去除异味，夹肉、嚼肉、吞肉，得反复给自己做思想动员。

　　大快朵颐的肉食者也是有的。那是一种无所不在的花脚蚊子，只要逮着人，长矛般的口器，稳准狠。

　　只有寂寞、枯燥与红峰、乐武同款，与成昆线上几乎都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车站如出一辙。居住分散的大湾子村，老老少少加起来只有一百八十多人，只有6161、6162次列车停靠时，车站上会多出几张人影。

　　离大湾子村最近的是成都方向、八公里外的摸鱼鲊村。因为不通公路，村子与村子、村子与外界的距离，更加显得遥远。对于远亲的热情，朴实的彝族同胞，“转移支付”到了近邻身上。杀猪、宰羊、捉到鱼，老乡们会请站上的人去做客，总是拂了人家美意也不好，时间允许的话，车站派出代表，捎上香烟、水果、小零食，去同老乡联欢。曾经有一回，周传军只身穿越过四公里多长的大湾子2号隧道。当人在黑暗里越陷越深，隧道口不断变小，寂寞感随之扩张。远处传来一声风笛，闲暇时爱读几页诗的周传军，自然而然想到一个句子：

　　孤独的最深处车来车往。

　　五

　　被蛇咬了要喊痛，要躲要逃。但是有人，会反过来把蛇吓上一跳。

　　刘世荣曾经以为，人生是一列火车，告别始发站后，会有一连串站台等在前面。哪料判断出了错，错就错在他不是一列火车，自打到了红峰，他就是一颗螺栓。时间的扳手一圈圈转动，他与铁道线越贴越紧，直到浑然一体，再也无法分开。

　　刘世荣是1978年从内江车务段来的红峰站。成昆线条件艰苦无人不知，但是来之后，现实和想象的落差，还是让在上海当过六年兵，见识过大都市繁华的他吃惊不小。信号楼是一间小平房，职工有的住车皮，有的住瓦房，冬天里零下十几度，没人睡得安稳。下雨天，人穿雨衣，设备也得拿“雨披”武装起来。吃的水是山沟里接的，粮和菜，要到喜德、冕宁去买。一年十二天探亲假，其余三百多天，根都扎在站上……

　　刘世荣是扳道员。扳道员的工作，是根据值班员指令扳动进出口的道岔，帮助列车“转弯”。一天只有两趟慢车在红峰停靠，车站附近又没有人户，当赶车的村民被火车带走，或者消失在路沿下、密林中、村舍里，找个说话的人成了奢望——不多的几名同事，要么值班，要么休息，准备值班。

　　是时间耐心十足地教给了刘世荣解闷的法子：上山摘野菜，去附近的河沟钓鱼，在站房边的空地上栽花养草，把本该花在儿女身上的精力，花费在他们身上……

　　早一天退休回内江，尽父亲、儿子、丈夫没有尽到的责任。刘世荣朴素如一个五等小站的心愿，竟成了移天易日般的野心。

　　八年后，父亲不在了。刘世荣还在红峰，当他的扳道员。

　　又过了五年，母亲没等到儿子回家，永远闭上了双眼。

　　光阴渐渐老去，刘世荣当了爷爷，当了外公。子女都在西昌安家，得空时，刘世荣和老伴也去看看他们。爷爷、外公讲的故事，小家伙们起初也感兴趣。后来就懒得听了，讲来讲去，都是“红峰”，都是火车。

　　刘世荣2003年5月退休。儿女们争着接父亲母亲一起住，既是尽孝，也指望带娃多一股力量。在儿子家住了一周，刘世荣胸闷气胀，整日咳个不停。儿媳买来的药，他一颗不吃；一句把握十足的话，他说了三遍：“只要回去，保证啥毛病没有。”

　　果然，搬回红峰才两天，刘世荣的喉结，安静如一个山头。

　　妻子是2018年去世的。再任他形单影只待山上，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不放心也不安心。任谁也想不到，刘世荣被“绑”下山三回，生了三场病。

　　从那以后，刘世荣彻底得了自由，得了红峰。那里早已没有他的工位，但是有他栽的花草，有在他注视下容颜变换的站房，有他从山上接来，取名“百岁泉”的自来水，有让人心跳的风笛和奔腾在铁轨上的进行曲……对他来说，够了。

　　2023年1月25日的日历翻过，刘世荣已是八旬老人。有人问起什么时候和红峰告别，刘世荣说:“我这辈子，哪都不去了。”

　　《光明日报》（2023年08月11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