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推手之一，也是世界著名的生理学家、教育家。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有一栋“可胜大楼”，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贵阳城郊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图云关旧址”，则见证了他的另一个身份：中国红十字会历史上杰出的领导人，伟大的人道主义工作者，国际红十字运动史上功勋卓著的战地救护领导者。
他就是林可胜，中华民族不能遗忘的一个人。
“林可胜是最早为世界科学界推崇的中国科学家之一，他的科学实验是镇痛和阿斯匹林研究的里程碑，他是协和初期主要的医学教育家之一，是规划了全中国军医培养体系的将军。”学者饶毅评价说。
“林可胜可谓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提灯天使’。”海基会首任秘书长陈长文这样说。
“林可胜及其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抗战中所取得的成就，是红十字国际运动最伟大的战地救援实践。”红十字国际学院副院长刘选国说。
如今，在图云关那处穿过岁月的旧址，林可胜的巨幅照片被布置在纪念馆的正中，他叼着烟斗，一脸灿烂，人很帅气。金色的奖章闪亮，上面镌刻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一件件救援实物和珍贵留影，似乎在默默诉说着，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林可胜以及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为抗战救护立下的不朽功勋。
出身书香门第，战时临危受命
贵阳南郊，图云关森林公园，峰峦起伏，树木葱茏，是贵阳市民爬山休闲的一处胜地。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便位于公园的一处山坡上。84年前，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辗转迁驻此地。当时，这里汇集了全中国最强大的战地救护力量，云集了大量各国救护人员，并向各个战区派出了众多高水平的战地医疗救护队，指挥着全面战地救护。上千吨世界援华医疗卫生物资集中到这里，又源源不断送往全国各地，其中包括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
当年这个不起眼的图云关成了全国抗战救护的“心脏”，而参加组建并时任红十字救护总队总队长的林可胜则是救护队的“灵魂”。
林可胜1897年生于新加坡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林文庆是著名革命家、医学家、教育家，曾担任孙中山的私人医生、厦门大学创校校长；母亲黄端琼是著名爱国侨领黄乃裳长女，也是最早赴美留学的中国女性之一；姨父是中国著名公共卫生学家、华人世界首位诺贝尔奖候选人伍连德；岳父是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
幼年求学于苏格兰的林可胜，中学毕业考入爱丁堡大学投身医学，主攻生理学方向。其间一战爆发，他应征入伍，以英属印度远征军团军医身份在法国服役两年，主要从事新兵战地救护训练工作，这一经历也为他后来从事战地救护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1924年，林可胜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建院以来第一个华人教授，年仅27岁。在不少人的回忆中，此时的林可胜是个“工作狂”，他“富于思想，博学多艺，其能力之强，精力之旺，责任心之重，非常人可比”。其在国际生理学界的成就与影响力，被胡适誉为“第一流的生理学者”。
1926年春，林可胜发起创建了中国生理学会，并担任第一任会长。
“林可胜是位学者，但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长期从事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苏州大学教授池子华说。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窥视华北，战火在长城脚下蔓延。林可胜便组织协和学生救护队，开赴古北口前线实施战地救护，并在协和医学院组建军医官救护训练队，就此与中国红十字会建立联系。之后林可胜还建议，派遣协和医疗队赴南京待命，以便在战争爆发时为前线战士提供救护。
“七七事变”后，中断休假的林可胜临危受命，着手组建全国性医疗救护体系，并出任中国红十字总会总干事兼总会救护总队长。为了免除后顾之忧，他把妻子儿女送到新加坡，孤身一人投入到抗战救护之中。
1937年10月，救护总队在汉口成立，随后辗转长沙、祁阳，直到迁至贵阳市郊图云关。
“在中国部队所能到的地方，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人员也应该能到。”在图云关，林可胜首次将其“流动救护队”的救护理念应用于中国战场，扩展了红十字会的救护规模，填补了军医救护的不足。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医务队扩充至114队，医护人员达3420人。他还组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培训军医15000多人，极大地支持了抗战军医救护工作。
“具丰富情感，抱牺牲志愿，本博爱襟怀，献科学身手，作精密准备，求迅速效率，保伤兵安全，增人类幸福。”纪念馆里，林可胜当年为救护总队确定的“救死扶伤、博爱恤兵”的救护信条被悬挂在醒目的位置，当年的救护细节则呈现在一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中。
1940年夏，林可胜亲自率领医师深入到各战区考察军医设施。当时有许多地区不通公路，全靠步行。照片里，烈日下，他光着上身，头包白布，走在前头。
在行走70天后，他们回到贵阳拟定了一个“水与污物管制计划”，针对水致传染病与肠胃病的预防，先在长沙前线试行，后又推广到各战区，从而减少了军队的传染病。
林可胜认为，部队驻扎乡村，不仅部队本身的环境卫生要搞好，还要训练部队改善乡村的环境卫生，将来胜利后，大批士兵复员回到自己的家乡，便可把农村的卫生搞好。他说：“现在的工作即可为将来战后重建的公共卫生打好基础。”
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后，美国《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在中国对抗日本帝国的血腥战争中，有许多的医生和护士走向战场，在战壕里为受伤官兵裹伤。请记住两个伟大的名字，中国的林可胜先生和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先生。”
“等于是让一个军有十二个师”
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一处沙盘前，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战时图云关地形地貌实景再现”。始建于宋嘉泰元年的图云关，有“黔南首关”之称。这里连接着川黔、湘黔、滇黔和黔桂四条公路干线，是当时重庆连接大后方的必经之路。山坳之上，峰峦起伏，树木葱茏，隐蔽性强，非常适合做野战医院。
救护总队位于检查哨和羽高桥山坡公路之间，设有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基地医院、骨科病房、疫苗工厂、假肢厂、小学等，可以进行细菌检测、制作安装假肢、被服及绷带口罩加工、生产药品等。由于物质条件差，所有建筑都十分简陋，屋顶都是稻草盖的。
虽然住的是草棚，吃的是糙米杂粮混有沙粒的饭，穿的是破了洞的“二尺五”灰布军服，但从上到下大家和谐相处、平等相待，犹如一个战时大家庭。
救护总队成员沈新路曾回忆，因为所有房屋建在山坡上，有次一场大雨将宿舍厕所内的流水冲向食堂的蓄水池，大家吃了几顿尿汤饭也毫无怨言，这种精神被大家信奉为“图云关精神”。
大多数工作人员家在沦陷区，大家心怀共同目标，投身到人道主义救死扶伤的行列，经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他们用募捐来的全套生产疫苗和血清的设备，很快办起了血清疫苗制造厂；不到一个月，就开始生产霍乱疫苗、伤寒和副伤寒疫苗及破伤风类毒素，供各地抗日部队备用。
“活动在战地的医护人员条件更差，有的转战晋陕高原，有的遍走不毛之地，有的穿行疫情禁区，但大家始终坚持工作。外籍医生也一样，并无特殊照顾，终日同甘共苦并肩战斗。”沈新路回忆道。
面对战争的煎熬和艰苦的生活，图云关上成立了书报供应社、歌咏社等组织，丰富文化生活，缓解大家的紧张情绪。
只听这边唱：“流浪，流浪，整日就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那边接唱：“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救护总队的组织体系为“一室四股”，包括总队长办公室、医务股、材料股、运输股、总务股。医务股是救护总队的主体和核心，材料股、运输股则是救护总队的血液和血管。当时医疗物资大量依赖援助，材料股负责医疗物资的签收、管理和分发，运输股下辖汽车队的同时设有加油站和修理站，另外设有骡马队、人力输卒队等。
运输股是救护总队重要的组织机构，输送救护人员和药品器材、运送伤兵，连接起了图云关大本营与全国战场。
“抗战时期，汽油匮乏，配件短缺，道路险峻，路途中还时常遭遇日军飞机袭击，运输股队员出没于炮火之中，将医疗资源输送至各个神经末端，成为实现科学高效救护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图云关抗战纪念馆负责人商梦娇说。
在图云关最盛时期，工作人员达上千人，其中来自协和医学院的人最多，救护总队也被称为“小协和”，这种“学缘”关系也成为林可胜有效管理救护队的重要法宝。
战争在继续，伤兵日益增多，后方医院人满为患。除了战地救护，林可胜同时兼顾军医训练工作，此时的图云关已经成为“军医的摇篮”。
历史上，瘟疫与战争都是无法切割的。抗战期间，军中疟疾四起，疥疮普遍。
救护总队在图云关设有专门的疫苗工厂，接种疫苗是救护总队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无论是军中士兵还是驻地民众，救护队员都一视同仁，极大地缓解了传染病的扩散。同时，救护总队还给民众治病、接生。以贵阳为例，救护总队就在图云关和大西门社会服务处开设了诊疗所。
救护总队广泛开展灭虱、治疥、抗疟，推进洗淋浴、饮用水消毒等一系列卫生工作。在图云关纪念馆，依据历史档案复原了其中一种灭虱炉，展示了如何通过高温蒸汽对士兵衣物进行消毒。
1940年，冯玉祥到图云关视察，对林可胜领导的救护总队开展的“灭虱、洗澡、治疥”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在图云关，抗日伤病官兵得到救治，传染病得到遏制，保证了抗战力量。在后人的回忆录中，记载了林可胜这样一句话：“我们在这里的工作，等于是让一个军有十二个师。”
救护总队里的红色力量
在纪念馆里，一处红色展板非常引人，上面一张张青春的面孔英气逼人，泛黄的老照片上写满了当年活跃在救护队的中共党员的血色浪漫。
“林可胜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也是一名人道主义工作者，他对所有抗战军队一视同仁。”商梦娇介绍。救护队在成立之初，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就与林可胜取得联系，他非常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接受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救护总队内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的建议。
当时，共产党员毛华强、冯骥（又名方纪）、黄群被编入救护总队第58队，得到了林可胜的支持。
1937年底，应周恩来的请求，林可胜派出首批三支医疗队奔赴陕北和山西，协助八路军开展医疗救护。医疗队受到延安军民热烈欢迎，两个医疗队分别被安排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山洞医院”宝塔山边区医院、甘谷驿兵站医院工作。
在延安，由于没有正规的手术室，医疗队便将空置的窑洞除尘杀菌后改造为手术室，他们把白布挂在窑洞壁及顶上，用来防尘和增加亮度。没有电，手术就赶在白天做。医疗器械缺乏，他们便自制或找代用品。为了提高诊疗准确率，救护队特意请求西安分部派人送来一台X光机。
其中，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23医疗队在陕北的近800天中，完成各类手术3000余例，无一死亡病例。
1940年元旦，八路军第二兵院第三收容所全体工作人员、休兵伤员，特向第54救护队赠送锦旗一面，赞曰：“中国红十字总会第五十四队全体同志存念，‘不避艰苦，发挥了医人救国的热忱’。”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除了“人力”支援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物力”的援助也是经常性的。1939年冬，以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巴吉尔为首的英国援华团，携带约10吨贵重医疗器材和药品，自贵阳图云关出发。林可胜以救护总队长的名义，委派西北视导员、共产党员郭绍兴在陕西汉中接待，转运至西安交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几经周折，这批物资大部分运抵延安。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还先后派出医疗队到新四军的抗日战场进行救护工作，并送去药品和器械。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是林可胜在北平医学院时期的学生，林可胜也曾派遣副总队长汤蠡舟到访新四军总部，带去大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运输股大队长章文晋是早年留学德国的中国共产党员，他将许多运输队员都发展成了共产党员，在往返延安和重庆运输药品时，总会把红色宣传资料带回图云关。
林可胜在走访各地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小队时，曾专程去过延安，并且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资料显示，仅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等地，先后有20多支医务队和不计其数的医疗物资辗转送达。他们还动员和组织了一批进步青年医务人员和一些外国医生到八路军、新四军工作，陆续运送了大批医药器材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
在纪念馆内，可以看到救护队员在窑洞内做手术的照片。在保存依然完好的档案里，可以看到提货地点位于贵阳城门外发往八路军的药品提货单。
“林可胜如此支持和援助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是顶着很大压力的。”曾写过《抗战救护队》的作家杨义堂告诉记者，从一开始向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救护援助起，就有各种闲言碎语。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对林可胜的怀疑、指责和排斥不断升级，以至于蒋介石与他面谈，责怪“左倾颇甚，阴助延安”，并派人进驻救护总队，成立“政治部”，专事“整顿”和“清洗”，导致正常工作无法开展。在这种形势下，林可胜被迫辞职。
1942年，应中国远征军请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要派一支救护队随军服务。此时，解职不久的林可胜，刚刚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收到美国某大学聘书，同事和学生都劝他去美国就任，但他执意要求去缅甸。于是，林可胜率领50名医生、10名司机到缅甸开展战场救护、建伤病医院、转运伤员等工作。其间迫于形势，林可胜甚至临时学会了开火车。
仁安羌大捷后，林可胜和其他救护队员护送400多名伤病员，冒着枪林弹雨，越过恐怖险恶的野人山，进入印度境内，又承担起中国驻印军的军医训练工作，直到回国接受新的任务。
1944年，林可胜协助救护总队组成15个救护队和10个运输队参加了中国远征军收复滇西和驻印军反攻缅甸的一系列作战，救治转运伤病员数以万计，仅治愈重伤官兵就达7000余人。
林可胜多次前往海外募捐，凭借其声望得到众多海外团体及爱国华侨的广泛支持，大量医疗物资、资金及车辆通过他送到图云关，再发往前线。在林可胜的带领下，图云关成为全国战地救护中枢，包括一支来自德国、英国、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奥地利、匈牙利、美国、加拿大等国的30余名“西班牙医生”志愿者集合在这里，通过救护总队参与抗战救护。他们被林可胜混合编入各医疗队中，与中国同仁一道开赴前线，守护中国抗日军民的生命与健康。
抗战胜利后，林可胜将各军事医学院校及卫生人员训练所改组为国防医学院，出任首任院长。1948年，林可胜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但他没有从命，而选择去美国继续他的生理学研究，1956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在林可胜身边工作多年的周美玉曾回忆，“虽然战前战后林可胜替国家筹募到为数众多的捐款及药品器材，但他本人却两袖清风，以至于赴美前，夫妇两人旅费都成问题。没办法只好卖东西，连袜子都拿出来卖，那是别人送给他的新袜，其经济拮据可见一斑。”
1969年7月8日，因食道癌，林可胜在牙买加逝世，享年72岁。
如今，在图云关的苍松翠柏中，耸立着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纪念碑，两旁的人物雕塑代表了以林可胜总队长为核心的救护总队群体。不远处，“英国女医生高田宜之墓”静静立在图云关的苍翠森林中。
它们见证了抗日战争那段峥嵘岁月，成为这段血与火历史的难忘注脚。（记者 强晓玲 李惊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