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书画”交易中，首先是谈价问题：多少钱一尺？这种问——不论在先还是在后，最终都要落到“尺”上来。当然，这里所说的“尺”即平方尺，是计算书画大小的面积。这种论“尺”谈价的方式，如同布店里买布卖布一样，让人听了很别扭，也让人觉得必然有其来历。

　　尺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长度单位，直至今天还在沿用。其实，书画作品以“尺”计价的交易方式，来自宣纸的成品尺寸。规格为：八尺、六尺、五尺、四尺、三尺，超过尺的叫一丈二尺、一丈六尺、一丈八尺；用途分：条、批、联、斗方等等。

　　中国书画作品以“尺”论价的历史始于何时，恐怕已无从考证。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法、孙尚子、阎立本、吴道子，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其杨契丹、田僧亮、郑法轮、二僧、阎立德，一扇值金一万，且举俗谙悉者。”清中期，作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他退休回乡作画，也曾列出自己的收费标准。即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是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子所好也。民国时期，齐白石、张大千、吴湖帆、冯超然、陶冷月等一大批书画家，他们也为自己制定了按“尺”售价的润格费。

　　由此可见，中国书画按画面大小来买卖的历史渊源流长。那么，为什么要按“尺”计价卖画呢？有人说，这是一种确定书画家身价的方法。我想，这大概是来自买卖商品的通俗易懂的计价方式。显然，如果论斤两买卖是有难度的，肯定没有按“尺”计价买卖的合理，否则也不会沿用至今。

　　随着中国书画艺术市场的繁盛，收藏、拍卖、画廊，以及书画交易市场的兴起，以书画为业的艺术家、倒爷和职业经理人纷纷涌出。随着中国书画艺术的市场活跃，市场规则也逐步走向按尺论价、按质讲价、按境评价的交易时代。依我拙见：其一，按尺论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其二，按质讲价有助于激励中国书画艺术家进入市场交流；其三，按境评价蕴藏着中国书画艺术价值的提升。

　　其一，按尺论价。对广大的书画投资者来说，这是对预期升值可能性的投资。如同散户炒股看的是大气候一样，与机构资本运作的关系不大。其实，中国书画艺术品不能按标准化来评定，毕竟艺术家不是标准化工厂里的产业工人。一般地讲，按尺论价投资中国书画需要很长的回报时间，而且对艺术家的未来成长难以把握，毕竟成大器的艺术家只是凤毛麟角。通常的按尺论价仅仅是市场的需要，也是众多买书画的人对“书画”作品用途的需要。直白地说，中国人买书画，需要的是价廉物美的儒雅商品。

　　不过，中国书画作品的按尺论价，或多或少的造成了一些书画家不出精品，一味地追求“尺”价，以求多卖几个碎银子。因而，小品大写，小画大作的“手法”骤然兴起，把中国书画艺术简化成纯粹商品化的儒雅礼品。当然，中国书画进入商品市场流通，就不可避免地产出艺术垃圾，这是商品经济给艺术家带来的刺激，难免一些艺术家唯利是图。

　　其二，按质讲价。这是需要投资者具有艺术的眼光和运气。所谓“质”无非是内在的，它与量相对。任何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没有无量之质，也没有无质之量，二者是相互并存的。真正有眼力的收藏家，他们一般不会注重作品的大小，而是看作品的构思、立意、神韵、笔墨功力是否发挥得好。其实，大作品不一定难作，小作品也不一定易作。大作品需要书画家具备出色的构图，驾驭笔墨的能力和心性的豁达。而小作品需要作出大气象和深邃的精神气，这一点不是善画之人就能做到的。首先，需要书画家具有高深的笔墨功力和学识修养。

　　众所周知，齐白石一生作品浩瀚，存世有万件之多。据说，白石老人曾精心创作过一幅《苍蝇图》，而且整个画面只有巴掌大小，该作品在拍卖中竟以20多万元成交。可以想象，依据白石先生的绘画功力，这只苍蝇画得肯定是栩栩如生。然而，就巴掌大小的画作，若要按尺论价，恐怕是白石先生的作品中最贵的一张画了。

　　有趣的是，齐白石卖画除了按尺销售，此后也按所画内容出售。他在77岁时，重新修订了自己的画作售价：“花卉加虫鸟每一只加十元，藤萝加蜜蜂每只加二十元。减价者亏人利己，余不乐见。”由此可见，齐白石具有“不许讨价还价”规范市场的意识。

　　其三，按境评价。这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标准。所谓境，是指人的精神所达到的万物归一的无我之境。如20世纪60年代初，李可染先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到半斤故宫内府朱砂，开始尝试用朱砂写积墨山水。在痛苦的选题中，李先生思量了许久。最终以毛泽东《沁园春·长沙》词中“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为情境，创作了多幅《万山红遍》题材的作品。由此，这批画作日后成为李先生的代表作。

　　诚然，每个集大成的中国书画家，都走过以尺叫价的过程。这是不得不为的、约定俗成的市场规则，否则，艺术家的艺术劳动就无法量化。当然，身处市场洪流中的艺术家也需要在乱象丛生的书画市场中歇歇脚。少一点见钱眼开，多一点气定神闲，免得面对金钱与艺术处于尴尬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