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泽龙

　　邢福义老师住在武汉桂子山北区，我也住在北区。在桂子山的桂北路上，经常能见到他的身影。

　　几年前，每天傍晚5点钟吃完晚饭，邢老师会准时到华中师范大学校园里散步。我们相遇时，都会拉着手说一会儿话，一般不谈学问，他有时会问起学校、学院的一些事。近几年他身体不好，但还是坚持在阿姨的陪同下出来走走。从去年开始，邢老师坐上了轮椅。他上午9点多钟到图书馆右侧的山坡上晒太阳，也会看一看来来往往的学生，他一定是在留恋桂子山上的每一道风景。我们见面双手相握时，他的手没有了力气，是我在握着他；他已经叫不出我的名字了，我们只是互相微笑地看着对方。去年9月，我用手机给他照了几张照片，那时人显得消瘦一些，但精神尚可。今年2月6日，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得到邢老师的教益，还得从考大学时说起。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考大学那一年，我是一所民办小学的语文老师。我给学生讲语法知识，备课用的参考书就是《现代汉语基础知识》。后来到华师上学时，才知道编者署名为“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的这本书，实际上就是邢福义与高庆赐合著的，那个年代只能在著作上集体署名。

　　大一下学期，我们在现代汉语课堂上第一次见到了邢老师。那一年邢老师43岁，风华正茂，英俊端庄，副教授身份。记得那节课邢老师讲的是汉语语法逻辑。他上课时，居然没有讲义，只拿了两根白色粉笔。我们当时听课都是比赛似的做着笔记，有的同学可以把老师一堂课的内容一字不落地记下，像录音机一样。这位没有带讲义的老师没有让我们失望，他慢条斯理，从容不迫，广征博引，妙语连珠，将枯燥的语法逻辑课讲得若行云流水、江河放舟，我们听得舒爽惬意，如饮甘泉。几十年后，77级的同学们都还记得邢老师的语法逻辑课。后来从他的博士研究生的回忆中得知，为了讲好一节课，邢老师要准备好几天，把课堂上的每一个细节都设计到位，把要讲的每一句话都背下来，走路时都在心里默默练习。想起我的导师黄曼君先生以及给我们77级讲古代文学的丁成泉老师、讲文艺理论的王先霈老师、讲外国文学的周乐群老师、讲美学的彭立勋老师，他们在课堂上也是这样神仙般的风姿——真让人怀想！

　　我与邢老师的直接交往，是我2001年从荆州师专（今长江大学）到华中师范大学后。我承担过邢老师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他与我几次讨论现当代文学选目。由他推荐，我曾经多年参加湖北省高考语文卷命题，主要承担现代文阅读与作文的命题任务。我读过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说“广数”》等文章，两次作文命题时受到他的文章的启发：一次是“以带‘三’的成语”为话题，比如“三思而后行”“举一反三”“三人行必有我师”等，要求学生自拟题目作文；另一次是以“母语”为话题作文，得到了社会好评。他还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辞达而已矣——论汉语汉字与英文字母词》，谈及英语翻译的退化：当下较多用英语字母组合为名词的翻译，干瘪瘪的，没有生气，远远不及前辈学者“敌敌畏”“托福”这一类音义、情感色彩兼有的翻译。他从中看到的是不同语言文化的有机交融问题，后来这篇文章在《新华文摘》上全文转载。

　　我在华师担任学报主编期间的2015年10月，学报举办60年刊庆活动，邀请邢老师题字，他题写的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用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句，鼓励学报独树一帜，不断创新。邢老师从1959年开始在华师学报发表第一篇文章，直到2015年，共计发表了20余篇学术文章。他说，他大部分有影响的论文都是在华师学报发表的。学报刊庆前夕，我们专门给邢老师发去了邀请函，不巧，会议期间他正在云南师范大学参加学术活动。后来，他的学生汪国胜兄告诉我，为了参加10月18日的学报会议，邢老师于10月17日晚乘飞机赶回了武汉，可是由于我们疏忽大意，开幕式没有请邢老师出席。我想，邢老师是可以让汪国胜转告我们他的行程的，然而他担心对安排好了的会议程序有影响，所以没有让我们知道。想起来，真是自责，一位70多岁的老人，为了赴一个会议，不顾劳累，连夜赶乘飞机，最后却没能参会！

　　邢老师对工作百般认真，在生活中对朋友、学生也格外友善、关爱。邢老师的学问与著作在海外华文圈广有影响。我的学生，新加坡博士陈京文、谢淑娴夫妇毕业时，想请邢老师题字留念，我转达了他们的心愿，邢老师非常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在语言所邢老师的办公室里，他专门见了夫妇二人，对他们取得中国文学博士学位表示祝贺，希望他们为海外汉语文学的传播作出贡献。邢老师的题词挂在了他们家的客厅里，也会永远留在敬仰邢老师的后辈学人心中。

　　《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14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