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传海（《书法》杂志原主编，编审）

　　颜体书法是中国书法中重要的审美样式。古拙厚重、苍茫大气是颜体书法最主要的艺术特征。书法家王利民的书法以颜楷见长，他的颜楷以《麻姑仙坛记》和《颜家庙碑》为底本，参之以何绍基对颜体的理解，寓奇崛险峻于中和平淡之中。

　　他自述其书法传承：“作书非为苦，自在鲁公、北海、东坡、猿叟数家踯躅门前笔意旋。”王利民用笔速度不是很快，但强调转折、顿挫、虚实、刚柔变化。他的楷书笔画雄健有力，墨色浓黑，反差强烈，既浓缩了颜体的精华，更具有他自己对古代经典的理解。而王利民的行草则更多吸收了翁同龢手札的特点。与他的正楷作品不同，行草书有着一种轻松随意，率性自然，大气充盈的特点。可以说，他的审美品位和精神世界是与颜真卿、何绍基、翁同龢等相承接的。

　　王利民也是一位诗人。诗歌与书法，一个言“志”，一个“心”画，在表达思想、意志、情感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诗以节奏支撑结构，在节奏中变化。有了节奏，诗才有生命。书法也是有节奏的，“一波三折”中的“三折”就含有变化着的节奏。书法的一笔中可以有数不清的“折”。可以说，书法与诗歌是王利民艺术创作的两翼，互为补充。

　　在《董村怀古》中王利民写道：

　　系舟山下翠岩东，骚客千年吊董公。

　　谷口闲云溶史迹，林梢晚照沐新风。

　　高山有义存嶙骨，流水无能寄累鸿。

　　峭石白头黄土罩，醒眸细品老来红。

　　王利民被董狐秉笔直书的品格所感动，所谓“高山有义存嶙骨”。今有骚客凭吊，尽管流水无法遥递敬意，但是黄土高原上，“老来红”依然在诉说着董狐的正直品格。这首诗里体现出来的刚直不阿的浩然正气，与王利民学颜真卿书法的驱动力是高度契合的。在他的《再谒坡公祠》中，王利民对先贤的敬意表露无遗：

　　南天接海海波明，白鸟浮空矫翼轻。

　　几度软沙温两脚，千年冷石叹孤声。

　　红尘隔岸浑如寄，青眼观人独有情。

　　坡老邀余阁中憩，椰风习习叙前盟。

　　在“冷石”“孤声”中，东坡则回以“有情”“青眼”。作者服膺苏东坡乐观的生活态度。作者想象与苏东坡在阁中相叙，两个人的心灵跨越千年而连接在一起。诚如朱光潜《诗论》所说：“一切艺术到精妙之处，都必须有诗的境界，我们甚至于说一个人、一件事、一种物态，或一片自然风景都含有诗意。”如果说王利民的书法是“存道”的话，那么他的诗歌就是“寓情”，他的诗不仅具有浓郁的古典诗歌特点，还让我们感受到情感的勃发和激越。

　　王利民的文章则是他“求真”的人生记录，真情、真意、真趣、真美是他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在《书画童趣》中他记录了这样一个片段：“正午的阳光暖洋洋的，屋檐下，我用几粒石子压纸，工整地写几行唐诗，再用小酒盅盛几滴清水，调配好姥姥画面塑的颜料，依唐诗意境，画几幅山水小景。姥姥粘贴好，会站在当院仔细地欣赏一番，我自然是踌躇满志，抿嘴作乐。有一年，母亲拿父亲的旧黑布衫为我裁剪了一件齐膝长衫，说：手上有墨只管用衣衫擦，省得每天像纹眉耗子一样。”在平实的叙说中，我们感受到作者童年时笔歌墨舞的欢畅，在泼墨铺毫的快慰里，仿佛以后拈毫斟句的妙趣也在这里埋下了种子。在《云中河喂鸭记》中有这样的描绘：“顺着小明手指的方向望去，河中有一段微微隆起的沙洲，洲上有数株落叶乔木，树下杂草披离，乱石点缀，俨然现实版的倪云林笔下《汀树遥岑图》。正当我欣赏这洲上的野逸之趣时，忽然从沙洲背后传来一阵‘呱——呱——呱’的鸭叫声。少顷，一只白色的头鸭领着群鸭从沙洲西头绕了过来。冰面上，鸭子们昂首挺胸，步履轻盈，以企鹅步伐排队行进，一个个宛然出场表演的卓别林，煞是滑稽可爱。走在前面的鸭子还不时扇动着羽翼，回头喊叫着落伍的同伴。”这种拟人化的描写让人感到亲切。轻松的刻画，随意的点染，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深厚的功力，这使我想起周济评论苏东坡的一段话：“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有时太刻意了反而出不来好作品。只有在这种似乎是漫不经意的随手点染中才能显出作者的真性情，也就是传统文化中所追求的“滋味”“趣味”“意味”“韵味”“情味”等。王利民作书，写诗、为文的平实处，来源于他安贫乐道的理念。在他的《吾家书斋》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场景：“小屋内，一支床，四件家当，加上一些开伙用品，既是卧室兼书屋，又是厨房兼餐厅，客人来了自然又当客厅用，可以说已经屋尽其用了。我们那一代经济拮据，条件有限，年轻人结婚，像我们这样的情况很普遍。日常我和妻有了一种默契，在家时大多轮流坐在书桌前或看书写字画画，或备课批改作业，也甚温馨、自在，做不成书斋梦的遗憾，自然也就释怀了。有时凝视着书橱内一层层整齐码着的书本，恍惚间似乎成了拾级而上的阶梯。我想，这蜗居自非书斋，其用又胜似书斋，个中韵味让我终生难忘。”也许，只有对人生的真谛有着深切感受的人，才会写得出具有这样人生况味的文字来。

　　《光明日报》（ 2022年10月28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