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黄河，从涓涓细流，到奔腾入海，自西向东分别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9个省区。她为我们呈现的，不仅仅是壮美的风景，千古的奇观，更重要的是她所蕴藏的深邃的文化和精神。这条文化之河、文明之河，历经漫长的历史积淀，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其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和合万物的文化精神，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精神之河的不竭源泉。

《国宝中的黄河文明》一书所撷取的9件国宝级文物，是黄河文明的优秀代表。9件文物，9个故事，从繁盛的汉唐帝国追溯到遥远的石器时代，从黄河源到入海口，勾勒黄河文明发展演进的轨迹。透过这9件文物，我们又触摸到了黄河文化的根与魂。

黄河、文物、考古，这几个当今最时尚的词语，在这本书中贯通。这就是张得水、武玮主编的《国宝中的黄河文明》。这是一本沿黄河九省区的文博专家所撰写的9件国宝故事的书，不但文图并茂，文字优雅，装帧讲究，而且透过了彩陶、黑陶、青铜、壁画、三彩和石刻，讲解了那段考古发掘的时光、那段时代的辉煌、那段工艺的璀璨、那段文化的兴盛、那段历史的片段故事。

在国宝中穿行的黄河文化根脉

黄河在黄土中穿行，黄土高原与黄土淤积平原，是全世界分布最广、范围最大的黄土堆积，也是大自然馈赠给中华儿女最好的礼物。古代先民正是利用细腻的黄色黏土，烧制成陶器，由此开启了人类最早利用化学变化改变天然性质的开端，拉开了新石器时代的大幕。在河南新密的李家沟遗址发现有石器和粗陶的共存，这种粗陶是目前黄河流域所发现距今1万年左右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最早的实物例证。

彩陶是陶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造型、装饰、彩绘，以及烧造技术等方面，都上升到了新的台阶。青海宗日遗址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尤其是在盆的内壁口沿绘制的一组11人的手拉手原始舞蹈，透露着原始艺术的天然与原始信仰的神秘，不但具有“连臂踏地”歌舞的韵律，也有“趋步辗转”锅庄的粗犷，以及“千人和万人唱”葛天之乐的剪影，为我们破解原始精神密码提供了一把钥匙。甘肃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人头形器彩陶瓶，通体施以弧边三角纹对接圆圈与斜直线勾连三角纹，以及类似于树叶组成的几何型图案，装饰感极强。尤其是瓶口塑造的人面图案，五官端正、面容秀丽，配以短发，直观地反映了黄河先民的华夏特征。类似的人面像在甘青地区的同类遗址中多有发现，为研究早期人类种群面貌特征提供了直观鲜活的标本。河南大河村遗址的彩陶双连壶，造型别致，两壶并连呈一体，通体红衣黑彩间施衡竖平行纹。该器也是大河村遗址中唯一的双连器物，其功能解读认知不一，但所具有的团结、合作意蕴，则是大家的共识。

以上三件彩陶所属的时代，无论是宗日文化、大地湾文化、大河村文化，都属于大仰韶时代。仰韶文化分布在黄河中游及上游的广大地区，北到长城、南到长江北岸，以豫晋陕交界地区为中心。这一时期是早期文化进行整合的最重要阶段，学界将这一阶段称之为“古国”（邦国）阶段。从考古发现看，在甘青、河套、关中、豫西、豫中、豫北、豫西南等都形成了清晰的文化发展链条。在河南就发现了渑池仰韶村、陕县（三门峡市陕州区）庙底沟、灵宝西坡与北阳平、汝州洪山庙、巩义双槐树、郑州大河村与西山古城、安阳后岗、濮阳西水坡、邓州八里岗、淅川下王岗等重要遗址。灵宝西坡所发现的大房子，还有大地湾遗址所发现的大房子，其面积达数百平方米，地面非常讲究，有的坚如水泥，应为具备一定权力机构的议事场所。在郑州西山，发现了早期带有城垣的平面呈不规则圆形的聚落。还有巩义双槐树带有多重壕沟的大型聚落，被专家们誉为“河洛古国”。这类古国，如文献所讲的“执玉帛者万国”之国，也是具有一定的原始王权的“邦国”。属于文明初级的文明起源阶段，其核心时代距今5000多年。

黑陶，造型精致、工艺复杂，反映陶器的制作已经达到了高峰。山东的蛋壳黑陶杯，是典型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20世纪30年代发现并经学术界确认的龙山文化，在山东、河南、陕西、湖北等地均有发现，其中蛋壳陶为其代表性器物。龙山文化的灰黑陶与仰韶文化的彩陶，形成了鲜明的差异，透射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尤其是在龙山晚期发现了大量的城址，这与仰韶文化时期的零散发现截然相反，其年代距今4000多年。而与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开始正相吻合，也是文明形成与王国时期的开始。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书中收录的三件国宝反映的正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时的代表性器物。根脉还表现在百万年的人类史与万年的文化史。黄河流域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提升着人类的起点。山西匼河西侯渡遗址，发现了距今243万年前的人类遗存，以及距今180万年的用火遗迹。蓝田人、南召人、丁村人、许昌人等，可以说黄河流域的这些重大发现，大大丰富了百万年的人类历史的内涵，为探索人类起源提供了“中国样本”。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反映百万年人类史与万年文化史的国宝，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使黄河文化的根脉，在国宝中穿行。

在国宝中穿行的黄河文化主脉

夏商周秦汉魏隋唐北宋，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是中华文化主脉的象征。其中，商周是青铜文明的高峰，是文字体系完备、文化思想活跃，元典文明的诞生时期。秦汉是统一王朝的开创时期，是统一措施有力、统一制度奠基、统一文化发展、统一民族形成的关键时期。唐宋时期，是在北魏民族融合和隋朝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民族盛世。唐代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文化高峰，北宋是中华文化由大气走向精致的关键时段。形成了以长安-洛阳-开封为代表的中国大古都东西轴线的“黄河时代”。

书中收入的国宝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黄河文化的主脉。西周晋侯鸟尊青铜器，这件器物以伫立回首的凤鸟为造型，构思奇特，制作精细，装饰华丽，器物铸铭为“吾侯作向太室宝尊彝”。经研究，器物出土地的山西曲沃北赵村为晋侯墓地，这件器物的主人为第一代晋侯燮父。西周实行分封制，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唐叔虞受封为唐，其子燮父改号为晋。自公元前1033年受封至公元前376年晋国灭亡，共历657年。晋国是受封的诸侯大国，晋文公争霸，与齐、楚展开了长期的争夺，尤其与楚国多次在中原逐鹿，演绎了许多历史大剧。晋国文化以及其后的三晋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成为当时主流文化的重要脉络，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和林格尔新店子一号汉墓，是一个有着平面呈“凸”字形斜坡墓道，有前、中、后主室，以及边（耳）室构成的，主室呈攒尖顶的东汉晚期大型砖室墓。墓室发现了大量壁画，是墓主生平的真实写照。其中，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繁阳令、使持节护乌桓校尉的出行图，连车列骑，声势煊赫；仓储兵库府舍的威制，乐舞百戏宴饷的奢华，庄园坞壁生活的鲜活，人物故事的儒风浸润，无不反映了大汉一统王朝主流生活的浩繁、庄重，与儒家风尚的盛行。虽然这里只是边地，但从汉墓壁画中可以感受到大汉王朝的繁盛。至于和林格尔汉墓的形式与结构，几乎和中原东汉砖室墓完全一致，是黄河文化主脉的真实反映。

由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三彩载乐骆驼俑，是由三彩牵驼胡人俑、三彩骆驼俑、乐师歌伎等10件构成。其中，骆驼引颈嘶鸣，驼峰上置驮架平台，七位身态各异的专注演奏的乐师簇拥着一位歌伎，驼前有一个牵驼的胡人俑，呈现出一组中外混合的小型乐队演出的盛景。唐三彩是唐代出现的黄、绿、褐等低温彩色釉陶器物，多以动物、人物俑最常见，其绚丽斑斓的艺术效果，生动写实的艺术造型，真实反映了大唐王朝的繁盛，尤其是大量多样身份的胡俑，反映了大唐对外交流兼容并蓄的社会氛围，也是唐代走向世界，文化自信的真实反映。

以周、汉、唐的三种器物，直观地反映了黄河文化的主脉。使我们可以窥探历史时期的中华盛景，从中体味屹立在世界文化顶峰的自信与博大胸襟。

在国宝中穿行的黄河文化魂脉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魂。通过对黄河文化的考察，我们可以感知中华民族增强凝聚、走向强大的内在动力，这个动力就是包容。中华民族通过包容这个文化基因，实现了历史时期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逐渐凝聚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大文化共同体。

区域间各个族群交流交往交融的表现是文化的认同。四川成都百花潭10号墓中出土的东周嵌错宴乐水陆攻战纹铜壶，无论其造型还是装饰，以及水陆攻战纹所表现的内容和图样，这类器物在河南卫辉、山西襄汾、河北平山等地均有出土，在故宫、上博都有收藏，是典型的中原器具和中原风格。结合三星堆器物的发现，经过不断的交融与演进，东周时期四川地区的出土器物已经具有更多的中原风格，甚至就是中原的典型器物。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汉墓壁画所展现的画面除了部分的游牧风情外，更多的呈现了中原农耕社会的贵族风貌与儒家风尚，反映了边地的中原化趋势。而在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发现的窨子梁唐墓中，发现的石刻胡旋舞墓门，其墓葬结构为典型的中原形式，墓志书写为汉字，墓主则为唐大月氏“昭武九姓”中的何某，应为中亚以经商著称的粟特人中的一支，胡旋舞以美艳绝伦、回雪飘逸而风靡中原。窨子梁墓所展示的唐代粟特人融汇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形成的最好例证。

汉唐盛世的文化包容，促进了各个族群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不断壮大，在“和而不同”的包容中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在保持活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彼此的认同感与凝聚力，这可能就是中华民族日趋强盛不断壮大的魂脉所在。

这本书所介绍的9件国宝，不但让我们了解了9件国宝本身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鉴赏了相关类别文物的内在魅力，也从不同角度让我们认知到黄河文化所反映的中华文化的根源、主干、魂脉，我们期待更多反映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精品图书问世。

（作者：张新斌，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