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学人小传
郑作新（1906—1998），福建福州长乐人。鸟类学、动物分类学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6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获学士学位，并考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生物系，1930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等职。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标本整理委员会委员，1953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曾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校教授，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中国鸟类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世界雉类协会会长。著有《中国鸟类名录》《脊椎动物分类学》《中国鸟类区系纲要（英文版）》等。
1998年8月16日，第22届国际鸟类学大会在南非德班开幕。一个多月前，大会名誉主席、中国科学家郑作新不幸与世长辞。临终前，睡梦中的他还在喃喃说着自己为大会准备的英文贺词。开幕式上，大会主席宣读了郑作新的贺词，全体与会者起立，为郑作新和世界其他已逝鸟类学家默哀。
又是一个候鸟南飞的时节，我们又想起了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鸟类学研究奠基人。
“不停地衔啊，叼啊，填呦填呦”
1906年11月，郑作新出生在福建福州，5岁时母亲病逝。在盐务局任职的父亲常年在外，奶奶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奶奶常给郑作新讲故事，最打动他的是“精卫填海”。“不停地衔啊，叼啊，填呦填呦”，讲到精卫鸟发誓要填平大海，从早到晚不停地叼来石子、树枝时，奶奶总问：“你说精卫鸟决心大不大，毅力大不大？”而正是精卫鸟不屈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激励着郑作新在求知和成长的道路上奋发进取。
郑作新6岁上学，常常在油灯或蜡烛陪伴下苦读到深夜。中学时的一天，他正在用功读书，眼前突然一片漆黑，晕倒在地。父亲闻讯后，匆忙从外地赶回家。待郑作新病情稍有好转，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才这点年纪就病了一个星期，以后还要继续念中学、上大学，为国效力，没有健康的身体能行吗？”从此，郑作新开始顽强锻炼身体，15岁，他在学校运动会上大显身手，比赛结果张榜公布：“100米跑第一名郑作新”“跳远第一名郑作新”“三级跳远第一名郑作新”。也就在这一年，他提前完成了中学课程——原本6年的学业，他只花了4年时间。
当他报考福建协和大学时，却被拦住了。“你给谁报名？”“我自己。”“你几年级了？”“中学毕业。”“中学毕业？多大年龄？”报名处的老师看着这个稚嫩瘦小的孩子，满腹狐疑。按规定，年满16岁才能报考。报名处老师请来教务长，教务长甩了一句“你明年再来报考吧”。郑作新所在中学的校长得知情况后，给协和大学写了封十分诚恳的保荐信，恳请给这个孩子一个机会，让他参加考试，考试不达标再退回来。协和大学答应了，但老师们纷纷“预言”：“能考50分就不错了。”然而，他们预料错了——阅卷老师看过郑作新的试卷，脱口而出：“没问题，准能录取！”最轰动的是英语考试，无论笔译还是口译，郑作新都答得又快又准，老师们激动不已。郑作新终于被破格录取。
在协和大学，郑作新提前半年完成学业，随即考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生物学系。在密歇根大学，他边打工边刻苦学习，为医院刷过瓶子，为系里养过做癌症研究试验用的白鼠。系里的白鼠超过百笼，他每天早晚各巡检白鼠一次，做好投喂、保洁和记录，根本没有休息日。由于学业优秀，工作出色，他被聘为助教。
解剖一只青蛙，再解剖一只青蛙……谁也说不清郑作新那时究竟解剖过多少青蛙。他的毕业论文《林蛙生殖细胞发育史》在德国科学刊物《细胞研究和超微形态学报》发表。20世纪20年代，德国处于科技最前沿，德国科技杂志很少发表外国论文，却刊发了一位中国青年学者的英文论文。有德国科技界人士称，该论文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行文简洁流畅，是细胞学研究方面的一篇杰作。23岁时，郑作新获得博士学位，并被授予“金钥匙奖”。
中国鸟类岂能只由外国人研究
在密歇根大学，郑作新除了读书、做实验，就爱钻博物馆。一次，他在学校博物馆欣赏着来自世界各地琳琅满目的动植物标本，突然，一只美丽大鸟映入眼帘——颈部围裹着扇状金棕色羽毛，肚皮通红，长长的尾巴上桂黄和褐色波状斑相间呈现。这不是栖息于中国腹地的“金鸡”——红腹锦鸡吗？它也被誉为宝鸡，只产于中国，飞翔于秦岭渭水之间，相传陕西宝鸡的地名就是由此而来。明明是中国的“宝鸡”“金鸡”，却由瑞典生物学家林奈于1758年发现，并依国际惯例以拉丁文命名。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先秦典籍《诗经》就以鸟开篇，然而，早年间科学意义上的中国鸟类研究专著却全部由外国人撰写——英国人斯温侯的《中国鸟类名录》（1883年）记载中国鸟类454种，1875年法国人戴维斯的专著扩充为807种，美国人祁天锡等的《中国鸟类目录试编》记载更多——1931年修订后扩展为1093种，575个亚种。这深深刺激着血气方刚的郑作新：中国鸟类岂能只由外国人研究著述？他立志撰写中国人自己的鸟类研究专著。这意味着，他要放弃已经小有所成的胚胎学研究，选择鸟类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1930回国后，郑作新回到母校福建协和大学任教授。鸟类研究浩繁艰巨，资料经费奇缺，困难重重。郑作新在繁重教学工作和勤奋阅读之余，开始了艰苦的野外考察和资料采集工作。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进逼福州，协和大学被迫迁至武夷山脚下的古城邵武。武夷山地处“东洋界”和“古北界”两大动物地理界区交汇边缘，在不同高度有着不同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是脊椎动物和昆虫新种模式标本产地，有我国动物标本“钥匙”之称。每当晨曦微露，伴着清脆鸟鸣，崎岖陡峭的山上就会出现郑作新及其几名学生的身影。他们每次观察两小时，每周绕山而行一两次，对鸟的种类、迁徙、繁殖、数量消长等进行考察研究，一干就是三年。
其间，郑作新在阅读国外资料时得知，武夷山深处还有一个“世外桃源”——小镇挂墩，堪称鸟的王国，国外许多鸟类标本就是从那里采集的。其具体位置，连当地时任县长都不知道。1939年暑假，他带领5名师生从邵武出发，一路打听，越层峦，穿密林，渡山涧，涉小溪，战风雨，跌倒了爬起，再跌倒再爬起，双脚肿痛，两臂晒红，走了七八天终于抵达挂墩，搜集到大量鲜活资料。1941年，郑作新的《三年来邵武野外鸟类观察报告》发表，这是国内第一篇鸟类及其生态的实地考察报告，深受科技界重视。1944年，他赴美进行学术交流。在福建一些地区被日军封锁状态下，郑作新要绕道而行，当他所搭乘的飞机飞经湖南敌占区时，遭到日军高炮攻击，幸而没被击中。在美国，郑作新受聘为客座教授，他抓住机会，深入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芝加哥自然博物馆、哈佛大学等查看鸟类标本、搜集资料。母校密歇根大学邀请他回校做博士后，他拒绝了，而是带着几大箱笔记和资料返回祖国。
回到协和大学后，他争分夺秒，悉心整理研究和比对资料。他发现，祁天锡等人的《中国鸟类目录试编》所记载的一些鸟类是同物异名或材料不实，应删除和修正的竟有200个左右，学名该更正的为数更多。1947年，郑作新的《中国鸟类名录》面世，所列中国鸟类1087种，912个亚种，总计1999种，不仅在种类上超过以往外国研究中国鸟类的专著，而且对外国专著中的鸟类学名以及差错做了大量更正，为新中国鸟类全面考察和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探明中国鸟类资源
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频仍战乱，郑作新得以更为深入地研究祖国鸟类。他深知《中国鸟类名录》虽有成就，但受当时条件所限，一定还有许多鸟类未列其中，尚待发现和研究。为此，他一直渴望对全国鸟类资源进行广泛考察。
郑作新被调到北京，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后任该所研究员。中科院接受了他和其他专家的建议，动员全社会力量开展有史以来首次全国鸟类普查。他亲率科考队，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风餐露宿，夜以继日，以林为家，与鸟为伴。1951年在河北昌黎林区，连续几十个日夜，郑作新和同伴轮流守在鸟巢附近的草丛中，一刻不停地观察鸟类活动。为了避免惊动鸟类，影响观察效果，他们常常一个姿势保持几个小时，腿麻了也不挪动一下，蚂蚁爬到脸上、夜露浸湿衣服依然稳如泰山。
在四川采集标本时，山高路险，郑作新及其团队冒着随时可能坠落深渊的危险，攀着岩石和大树行走在陡峭山谷间。一次，他们涉水渡河，正赶上山民打开闸门，利用湍急的河水向下游放流砍伐好的树木。只听一个当地小孩用方言高喊“莫忙走”（意为“别着急走”），考察队员误听为“莫慢走”，从而加快脚步，两位年轻队员刚踏入水中，几根粗大的树木顺流而下，飞速扑来，走在前面的队员瞬间被树木裹挟进急流，不幸殉职，郑作新与他仅相隔几米。
云南大围山考察，在只能行走一匹马的狭窄险峻山路上，由于昼夜兼程，人困马乏，考察队一匹驮满禽鸟标本的马落入千米深渊，郑作新也因体力不支从马背摔下，跌伤肋骨。然而，就是这次大围山考察，郑作新及团队发现了画眉类新亚种——斑胸噪鹛大围山亚种。
在黄山考察时，郑作新已50多岁。下山时坡陡路险，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下蹭，一条咔叽布裤子愣是磨得满眼孔洞，而下山后他还要去省城参加会议，来不及更换，他干脆就穿着一条千疮百孔的裤子出席会议。
1960年，郑作新一行赴峨眉山考察，在山坡上，他们遇到一位老猎人。老人热情邀请他们到自己的茅屋休息。茅屋墙壁上悬挂着老猎人刚捕获的几只鸟。郑作新立即被其中一只吸引，只见它红红的冠子后面披着几缕散发宝石蓝般光泽的蓝色羽毛，还有着长长的白色尾羽。是白鹇！从李白“请以双白璧，买君双白鹇。白鹇如百锦，白雪耻容颜”的诗句中，即可认识白鹇的珍贵。当天，郑作新在猎人祖孙的带领，在野外发现了白鹇。
根据系统分类学理论，一种动物只有一个发源地，以此为中心逐渐向各方扩散。而这个理论下又有两种见解，第一是一个种的劣势（低等）亚种留在发源地，优势（高等）向外扩散；第二是一个种的优势（高等）占据发源地，劣势（低等）被排挤到边远地区生存，这也是郑作新的观点。白鹇有10多个亚种，生活在越南、柬埔寨等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我国海南、云南和两广等地也有，在其以北数百公里的峨眉山，国内学者还没有发现过。是有人放生白鹇于峨眉山，还是它本就生存于此？郑作新将峨眉山的白鹇与南方白鹇反复对比，仔细研究，终于发现：南方雄性白鹇白色尾羽中夹杂的是黑色细纹；峨眉雄性白鹇尾羽主色也是白的，但左右两边的外侧尾羽却是黑色的，而背部、翅膀和肩部的黑色细纹和南方雄性白鹇在粗细、长短和间距上也不相同，因为差异不明显，很容易被忽略。郑作新研究认为，峨眉白鹇是土生土长的种群，是一个新亚种，并将其命名为“峨眉白鹇”，这一成果写成论文于1964年发表在《动物学报》后，国际学术界也确认这是白鹇的新亚种，是白鹇研究新发现。西方国家鸟类科研已有二三百年，再发现新种和新亚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新中国鸟类研究人员发现的新亚种有20多个，其中16个是郑作新引领发现的，他通过历次野外考察，采集了成千上万件各种鸟类标本，获取了祖国大量鸟类生态及分布资料。如今，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收藏有鸟类标本60000余件，是旧中国北平动物研究所和静生生物调查所所存鸟类标本之和的20倍，成为我国最大的鸟类标本库。
每次从野外考察回来，郑作新都会对采集的标本进行整理鉴定，结合有关专著和论文，标出拉丁文学名，核查是否同物异名，继而撰写文章，发表成果。晚年身患心脏病、白内障等疾病的他，工作两小时就要躺下吸氧，依然靠放大镜工作、写作。他撰写了《中国鸟类分布名录》《中国经济鸟类志》《西藏鸟类志》《中国鸟类种和亚种分类大全》等专著30余册，研究论文140余篇，科普文章260多篇，总计1000余万字。其中，1987年出版的以英文撰写的《中国鸟类区系纲要》约120万字，列入我国截至1982年年底已知全部鸟类，共计1186种，935个亚种。书中把国内鸟区分为留鸟、候鸟、繁殖鸟、旅鸟等，为国家动物保护法提供了具体资料。该书于1988年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和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国际学术界也获广泛好评。1988年，美国国家野生动物协会授予郑作新国际动物资源保护特殊成就奖。郑作新捐出中科院、国家科委等部门给予《中国鸟类区系纲要》的奖金，设立了“郑作新鸟类科学青年奖基金”，以奖励对我国鸟类研究贡献突出的青年科技工作者。1994年出版的《中国鸟种类和亚种分类名录大全》共列截至1992年我国已知鸟类1244种和944个亚种，这一数字约占当时全世界已知鸟类9200种的13.5%，相当于欧洲和澳洲鸟类种类的总和。
伴随鸟类资源的探明，我国鸟类资源的地理界也被郑作新纠正。在鸟类分布上，全世界分为6个地理界，即古北界、新北界、东洋界、热带界、新热带界和澳洲界。中国拥有古北界和东洋界两个动物界，全世界也只有中国和墨西哥拥有两个动物界，这也是中国鸟类种类多于美俄等国的主要原因。然而，对这两界的划分定界，学界过去采用英国人华莱士1876年的论断——以南岭为界。郑作新根据对中国鸟类资源的考察和研究，结合土壤、植被、气候等资料，指出应以秦岭为界，继而在两界中又划分出4个亚界、7个一级区和19个二级区，得到学术界赞同和支持。
为中国鸟类溯源正名
在殚精竭虑探明祖国鸟类资源的同时，郑作新也发现，一些既有的研究结论并不正确。
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写道：“鸡的家养是在《摩奴法典》完成的时候，大概在公元前1200年。”“鸡是西方的动物，是公元前1400年的一个王朝时代引到东方中国的。”达尔文认定，家鸡源于印度，然后经由中国传到欧亚各国。一度，欧美、日本以及中国的家禽学著作都写明中国的家鸡引进于印度。郑作新思考，中国历史悠久，古代中国生产力并不低，为什么中国的原鸡不会被驯化成家鸡？为什么要从印度引进？他反复阅读达尔文的著述，发现达尔文的根据是1596年出版的所谓“中国百科全书”。郑作新查阅大量资料，确认那本“百科全书”原来是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印刷的《三才图会》，书中一段话是：“鸡有蜀、鲁、荆、越诸种。越鸡小，蜀鸡大，鲁鸡尤其大者，旧说日中有鸡。鸡，西方之物，大明生于东，故鸡入之。”中国古代把印度称作西天，如唐玄奘西天取经。郑作新经研究认为《三才图会》中的“西方”指的不是印度，而是指中国西部。科学结论需要科学证据。1957年，他和助手到云南考察鸟类资源，经多日艰辛寻找，在当地发现了几只形态酷似家鸡的茶花鸡，它们正混入家鸡群与之嬉戏。经过一系列科学考证，郑作新得出结论，茶花鸡是中国的原鸡。此后，各地史前遗址考古发掘特别是鸡形陶器的发现也证明，中国对鸡的驯化远早于印度。而甲骨文对鸡的记载，也不晚于《摩奴法典》。20世纪90年代，学者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对原鸡与家鸡间的亲缘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4个家鸡品种在系统中归于一个类群，而国外的不同原鸡聚类为另外的类群，中国地方鸡种有独立的血缘来源。中国家鸡起源于中国，郑作新的研究成果纠正了达尔文的错误结论，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同。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掀起“除四害”高潮，麻雀同老鼠、苍蝇和蚊子一起被列入“四害”，一时间全民动员捕杀麻雀。其间，中国动物学会召开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讨论了麻雀问题，争论激烈。会上，有人引证了19世纪法国政府曾下令悬赏灭除麻雀的实例——每消灭一只麻雀获赏6生丁（1法郎等于100生丁），麻雀被大量捕杀，但因自然生态遭破坏，导致果树虫灾严重，水果产量锐减。作为时任学会秘书长，郑作新提出了个人观点。他认为，麻雀消灭不了，因为其分布是世界性的。麻雀在饲雏期间以昆虫为食，能够除掉害虫而有益于人类。我们对它的科学研究还不充分，为麻雀定性需要科学证据，要“防除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本身。
郑作新不忙于作结论，会后，他和同事深入北京郊区农村和河北省昌黎果产区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调查研究，采用解剖嗉囊的方法研究了848只麻雀标本，同时又进行了笼养试验，推算麻雀对某种食物的食量。结果表明，冬季麻雀以草籽为食，春季下蛋孵卵，大量捕食昆虫及虫卵，幼鸟食物中，虫子占95%，七八月间成鸟带领幼雀离巢飞往农田，主要啄食剩谷和草籽。在农作物区，春夏之交麻雀大量捕食害虫，对人有益；秋收期间糟蹋粮食，对人有害；而在城市和林区，麻雀对人无害。1957年，郑作新和助手们写成《麻雀食物分析的初步报告》在《动物学报》上发表，并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谈麻雀的益与害。科学家的意见受到重视，1959年的农业发展纲要进行了修改——“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后来，“四害”中的麻雀被臭虫取代。
1980年1月，以丹顶鹤研究和保护为主要议题的国际鹤类学术会议在日本札幌召开，郑作新作为团长率中国学者代表团参会。
丹顶鹤主要分布在我国、苏联远东地区、蒙古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北海道。对丹顶鹤的叫法国际学术界并不统一，多数用英文Japanese crane，会议主办国日本就是使用这种叫法。但是，这种叫法不仅容易使人误解为丹顶鹤仅仅指“日本的鹤”，而且还掩盖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丹顶鹤是典型的候鸟，而日本北海道的丹顶鹤从1952年起每年冬季在钏路湿原设点吃食，已失去南北迁徙的候鸟特性，成为留鸟，当时已知其种群有200多只。亚洲大陆丹顶鹤情况不同，分布区广大，涵盖黑龙江流域至长江中下游和朝鲜半岛等，种群数量远远超过北海道，并都保存着季节迁徙的典型候鸟习性。郑作新在会上建议：“大家知道，丹顶鹤是亚洲特有鸟类，分布很广。为名称统一，便于国际交流，关于丹顶鹤的英文名称我们统一叫Red-crowned Crane，好不好？”会场沉寂了片刻，继而主持人带头鼓掌，会场一片掌声，大会通过以丹顶鹤的中文直译命名其英文名称。此后，国际鹤类文献的英文名称通常使用郑作新建议的英文命名。
郑作新一面投身学术事业、培养学术人才，一面撰写科普作品、关注野生动物保护，倡导设立丹顶鹤自然保护区和“爱鸟周”，提出爱鸟工作要落实“三保”（保护、保育、保全）。他的心中有对科学的向往，也有对鸟语花香、生态多样、美丽中国的憧憬。有人说“郑老是座山”，诚哉斯言。
（作者：马跃，系光明日报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