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是中国著名现代小说家和儿童文学作家。在现代小说领域，他是人们眼中“笑的大师”，以“明快、冷峭、锋利、夸张”的讽刺艺术独树一帜，因《华威先生》而名噪一时。在儿童文学领域，他被誉为“中国的安徒生”，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和“热闹型”童话的奠基人。他的《宝葫芦的秘密》1963年即已拍成电影，2007年又被美国迪士尼公司再次搬上银幕；他所塑造的经典形象“华威先生”也已成为“做戏的虚无党”的代名词，有着与鲁迅笔下的“阿Q”相媲美的持久生命力。同时，张天翼也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自上世纪30年代初，他的作品就开始陆续被翻译成日、俄、英、法等语言出版。

　　持续传播90年

　　上世纪30年代，在鲁迅的提携和推介下，张天翼的作品开始走出国门。1932年5月22日，鲁迅在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为其编选的《世界幽默全集》推荐了张天翼的《小彼得》等，并称“作者是最近出现的，被认为有滑稽的风格”。1933年和1934年，鲁迅、茅盾向朝鲜的金湛然、美国的伊罗生推荐过张天翼作品，他的《二十一个》刊登在伊罗生在上海主编的英文报纸《中国论坛》1932年6月25日第19期上。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鲁迅帮助下编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收入张天翼小说《移行》；同年6月，其夫人海伦·斯诺以尼姆·威尔斯的笔名撰写了《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文中引证鲁迅与斯诺的谈话以说明张天翼是“自从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和“最优秀的左翼作家”之一。

　　这之后，张天翼作品被陆续译介到世界各地，其代表作《二十一个》《华威先生》等都有多种版本。它们或刊载于文学期刊，如《仇恨》刊载于英国《新作》1936年第1期，《张天翼寓言集》刊载于苏联《火花》1950年第2期；或被收入各种小说集中，形式多以合集为主。后者如1944年美国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收入王际真译《路》等4篇，1953年苏联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集》收入鲁德曼译《华威先生》，1970年英国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收入W·J·F·詹纳译《度量》，1980年西德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选》第一卷《春天的希望》收入费尔克·克吕普施等编译的《华威先生》和《菩萨的威力》。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文学选本《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1995年版）中收入了张天翼的《中秋》，中国文学译介项目“熊猫丛书”之《三十年代短篇小说选1》（1982年版）收入张天翼的两篇小说《“新生”》和《夏夜梦》。

　　除合集外，海外出版的张天翼个人作品集有苏联1955年出版的《张天翼短篇小说集》，收入苏联汉学家Л·契尔卡斯基译《报复》等6篇，1957年出版的《张天翼选集》收入Л·契尔卡斯基、B·塔斯金、B·罗果夫译《包氏父子》等16篇。张天翼的长篇小说外译较少，1972年莫斯科出版了其《鬼土日记》，2017年Balestier Press出版了《洋泾浜奇侠》英译本。而张天翼的《大林与小林》《少年先锋队员的故事》《大灰狼》《宝葫芦的秘密》等儿童文学作品也被国内外出版社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深受读者欢迎。

　　文本技巧卓越

　　张天翼作品的海外译介与研究总体来看分为3个阶段：1932年-1949年，以政治化主导为特点；上世纪50-70年代，以审美价值的彰显为特点；新时期（1979年后）以来，以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多元化为特点。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张天翼的海外译介与研究主要放在“左翼文学”视域内加以观察，最典型的当属张天翼代表作《华威先生》的“出国”。1938年4月，这篇小说在《文艺阵地》发表后，同年即被叶君健译成英文刊载于美国的《小说》月刊上，当年12月被增田涉译介到日本后，进一步促成了抗战文艺界关于“讽刺与暴露”问题的思考。1939年，《华威先生》被转译成法、德、俄、西班牙、波兰等6种语言同时出版，此后被陆续收入海外译介的各种小说集中。《华威先生》在海外出版，为张天翼赢得了世界声誉。此后，他从讽刺小说转向儿童文学创作。

　　上世纪50-70年代，张天翼被收入海外出版的百科类辞书，对其作品的挖掘也逐渐转向美学层面。在英国伦敦1972年版《东方文学辞典》（第1卷）、日本平凡社1974年版《世界大百科事典》（第12册）和苏联1975年版《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8卷）中都有关于张天翼的词条和相关评介，凸显了张天翼文学成就的世界影响。Л·契尔卡斯基称张天翼是“短篇小说大师”“语言大师、现实主义者、当代中国老一代作家的光辉代表”，而《华威先生》则是“中国新文学的瑰宝”；日本学者伊藤敬一在其专论中指出，张天翼的独特性在于“那些外来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都是在同中国社会的现实相印证的创作态度中，转换成各种中国式的东西之后，获得它的现实性”，而他写童话的出发点则是“作为小说的创作方法的一种实验，而把孩子的感觉当作描绘现实的媒介来加以尝试”。新岛淳良等认为，中国的现代儿童文学，以谢冰心、鲁迅、叶绍钧着其先鞭，而为张天翼所完成，“以后的作家就可以安心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前进了”。

　　新时期以来，欧美成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重镇，新批评、跨文化、本体论、现代性等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切入，使海外张天翼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在美国著名学术期刊《中国现代文学》（1998年改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及梅维恒、顾彬等人编纂的文学史中，张天翼都有一席之地。学者王德威认为，可以从笑谑的角度重新检视张天翼等作家的作品。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指出，张天翼的作品“以乐观主义的方式”“积极的视角”翻转了鲁迅“关于在异乡无助娜拉的警句”。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认为，张天翼是“著名的讽刺作家”，对其《华威先生》给予了肯定。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安敏成评价《速写三篇》中“人物类型的刻画富有洞察力”，而《华威先生》主人公的多虑、贪婪和自欺欺人，就其典型性而言，“可与《阿Q正传》相提并论”。1990年，安敏成又在其专著《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中以较大篇幅对张天翼的小说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文本阐释，高度肯定了其卓越的文本技巧：“他与众不同的风格、他的形式实验以及他对戏仿的偏爱——显现出一种高度的艺术自觉，这使他成为所有的中国作家中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最为接近的一个。”

　　期待多维视域研究

　　张天翼的文学成就虽然得到海内外的交口称誉，但关于他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在国内，一般将他置于左翼文学总体中加以论述，对其独特价值的发掘不够深入，缺创新性、重量级成果；在海外，相关研究多散落于汉学家的文章和文学史的零星记述中，鲜有专书论述。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时代语境变迁。随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兴起与繁荣，海外汉学家的兴趣部分转向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当代作家作品。其次与张天翼后来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小说创作生涯较短有关。再则是既往研究对其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蕴认识不足，方法论方面有待突破。

　　针对这种情况，海内外学界应该联手，从新方法和新角度入手，进一步拓展学术视野。比如关注其小说的文化内涵以及在方言口语、戏仿、对话、幻想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这方面，海外学者的研究富于启发性。如学者夏志清认为张天翼是上世纪30年代“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其作品“就方言的广度和准确性而论”，在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屈一指”，其“操纵口语幽默的才华，堪与狄更斯相比”；美国的詹姆斯·盖因斯认为张天翼“短篇小说中的对话，其运用之巧妙，是无与伦比的”；苏联H·费德林将《鬼土日记》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等相提并论，认为其中“神奇幻想的东西”都差不多。此外，关于张天翼的文化心理、与国内外作家和思潮流派的关系、文体意识和教育思想、作品的影响力及当代生命力等话题，都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生长点。我们期待多维视域下的张天翼研究，让这位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绽放出新的光芒。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