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秘史》 记录草原历史的天书
《蒙古秘史》成书于765年前，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文学典籍，被中外学者誉为解读草原游牧民族的“百科全书”，198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名著。 《蒙古秘史》从成吉思汗二十二代先祖写起（约公元700年），至五百多年后成吉思汗儿子窝阔台汗12年（公元1240年）为止。书中记载了蒙古民族发展的历史脉络。
《蒙古秘史》以其特有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文献价值，以及完整系统的文化价值，引起了世界很多研究人员的关注，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持续至今的研究热潮，形成了一个专门学科“秘史学”。
《蒙古秘史》的问世和流传极富传奇性，有着许多难解之谜。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代汉字音译蒙文本，被称为岩画般难以解读的“天书”。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版《蒙古秘史》是其第一本大众读本，从而使这部“天书” 开始真正落入了寻常百姓家。
蒙古语原始版本早已失传
《蒙古秘史》成书的年代有1228年、1240年、1252年、1264年、1276年、1324年等说法。这是困为当时的蒙古帝国采用十二生肖纪年，十二年为一轮回，至于该书中提到的“鼠儿年七月”究竟是那一年，众说不一。目前，学术界许多人比较认可的是成书于1240年的说法。
据历史学家考证，《蒙古秘史》的原始版本是畏兀体蒙古文。因此，该书的写作风格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所有汉文史籍，具有浓厚的游牧民族的语言特色。《蒙古秘史》作者鲜明的思想倾向，不仅通过记述的形象性自然流露出来，而且常常专门展开抒情的篇章，以作者的口吻或者作品中人物的口吻将内心的思想感情直接抒发出来，达到以情感人，以情塑象，以情咏史的目的。例如，书中比较典型的有成吉思汗分封嘉赏众功臣时对宿卫们的赞颂就采用了民歌的复沓手法，回环叠唱，感情真挚而绵长：
“在黑暗阴黑的夜里/环绕我穹帐躺卧/使我安宁平静睡眠的/叫我坐在这大位里的/是我的老宿卫门/在星光闪耀的夜里/环绕我宫躺卧/使我安枕不受惊吓的、叫我坐在这高位上的/是我吉庆的宿卫们/在风吹雪飞的寒冷中/在倾盆而降的暴雨中/站在我毡周围从不歇息的/叫我坐在这快乐席位里的/是我忠诚的宿卫位。”
《蒙古秘史》作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世袭谱册，在当时称作“金册”，均珍藏于皇宫之中，由皇帝代代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率领大军北伐，围攻元大都(今北京)，元朝末代皇帝妥懽帖睦尔在来不及携带《蒙古秘史》的情况下，便仓皇出逃。朱元璋率领大军攻占元大都后，得到了这部元朝皇室的祖传秘籍。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命人依据《蒙古秘史》编纂了《元史》，仅用了331天。再后来，畏兀儿体蒙古文版的《蒙古秘史》却神秘失踪，至今仍然没有下落。
汉文音译本成为千年天书
现今保存下的《蒙古秘史》既不是畏兀儿体蒙古文体原书，也不是古代文言文的史书，而是一部有别于所有史籍的奇书。
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朱元璋命令翰林侍讲火原洁、编修马懿赤黑二人根据当时保存在元朝宫廷中的《蒙古秘史》原本，用汉字拼写成蒙古语(即所谓“纽切其字，谐其声音”)，并且在每个蒙文单词右旁附加了汉译文，又在每节之后附以汉文总译的方式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改造。后来，畏兀儿体蒙古文版的《蒙古秘史》神秘失踪，汉文音译的明朝版本却得以流传了下来。
清朝时期，明朝版本的《蒙古秘史》被全书载入了《永乐大典》。清代以来，汉族译者张穆、何秋涛、叶德辉、顾广圻、钱大昕、洪钧以及谢再善等在刻印、校勘、注释、翻译和研究《秘史》方面，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跋语、解说和其他研究论著。
《蒙古秘史》汉文音译本问世后，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相继引起了世界各国译者们的注意，先后被译为俄、德、日、法、土耳其和捷克等多种文字出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今蒙古国)、前苏联、日本和欧美各、日本和欧美各国，有许多人对字进行着精心的研究，并且写出了一批专著和论文。百余年来逐渐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蒙古秘史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蒙古秘史》这份蒙古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学遗产受到了党和人民的珍视，蒙汉文版的《蒙古秘史》在国内多次出版发行，专门机构一直在进行着校注合勘、还原蒙文、汉译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世纪以来，一些蒙古族知识分子如布和贺西格、何西克巴图、巴雅尔等人，对《蒙古秘史》进行深入研究后，又根据汉文音译本还原成蒙文。
《蒙古秘史》作者成为千古之谜
《蒙古秘史》成书后，其作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没有署名，在蒙、元时期的历史文献，也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之方面的信息资料，这就给国内外学者专家考证其作者方面，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大家只能根据一些史料，作出种种推测。已故的著名蒙古学专家巴雅尔经过多年研后认为，《蒙古秘史》的作者是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的史官镇海、怯烈哥、薛彻兀儿等人。巴雅尔还认为，此书的汉译者是《华夷译语》译者火原洁和马沙亦黑。但是这二人不是音译者，音译者可能是《贞观政要》的译者、西域板勒纥人察罕。元朝后期的皇室贵族已经看不懂蒙古畏兀字写的《蒙古秘史》，所经需要汉文音译。
还有一些外国研究者认为，《蒙古秘史》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机密史事，必然为蒙古人自己所写，因此极有可能是元朝时斯受过良好教育的失吉忽秃忽。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巴图宝音则认为编写《蒙古秘史》这样“宫廷秘籍”的任务，必须交给亲信卫士等心腹人员，曾经效忠于成吉思汗、窝阔台两朝的重臣耶律楚材提当此任的可能性很大。巴图宝音指出，耶律楚材虽然是契丹人，不是蒙古人，但是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时其的开国谋臣之一、曾经但任元太宗窝阔台汗在位时期操有实权的口书令(大丞相)。有一次，成吉思汗指着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再者，耶律楚材作为元代首屈一指的大作家、大诗人，从他留下的文章、660余首诗的集子——《湛然居士集》和《西游录》中不难看出，他对蒙古的民间文学诸体裁相当熟悉。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既然无限信赖地将《蒙古秘史》写作任务，交给耶律楚材完成，也必然会将记载黄金家族谱系和史事“实录”的所有资料，无保留地提供给耶律楚材的。这些资料到了耶律楚材手里，是会运用自如的。那么，耶律楚材为何没有在《蒙古秘史》中署名呢?巴图宝音认为：《蒙古秘史》不是为让世人了解黄金家族的历史，也不是供后世译者研究的书籍，而是包括史官在内都不准阅读，只有最高统治者才能看到的宫廷秘籍。出于这种目的写出的《蒙古秘史》，也就没有必要签署译者之名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度评价《蒙古秘史》
有史学家指出，《蒙古秘史》那种大刀阔斧的叙事结构，韵散错综的综合文体形式，本色西酣畅、多用比喻、粗犷而不事雕章琢句的语言风格，都反映了一个草原狩猎游牧民族迅速崛起时的力量之美。古代农业文明与狩猎游牧文明的长期碰撞和融合，乃是解释中国古代文明史、甚至诸多民族古代文明史的一个关键，此书的重大价值自然就不言而喻了。因此，《蒙古秘史》是古代蒙古文化史上的一次辉煌日出，是古代古族民族精神的伟大结晶。该书保存有大量从远古时代流传和演化而来的蒙古族和中亚诸多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诗歌、格言、谚语等，是审美特征方面一部罕见的绝世之作。
1989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执委会第131次会议上，就纪念《蒙古秘史》成书750周年通过决议，号召会员国对该书举行广泛的纪念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该书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中留下了印迹，并且在世界文化史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它的“独特的艺术、美学和文学传统及天才的语言使它不仅成为蒙古文学中独一无二的著作，而且也使它理所当然地进入世界经典文学的宝库”。
一本普通人能读的“天书”
由于《蒙古秘史》的畏兀儿体蒙古文原本早已失传，现在存有的是以汉字音译蒙古语的明朝版本，被称为岩画般难以解读的“天书”，普通读者根本无法进行阅读。为了揭去其“天书”的神秘面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特·官布扎布和新华社主任记者阿斯钢倾注3年心血，终于将这部“天书”用现代汉语进行了全面的翻译，以便普通读者也能够轻松阅读。
2006年1月3日，现代汉语版《蒙古秘史》的译者之一阿斯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如今流传下来的明朝版本《蒙古秘史》是用汉字音译蒙古语原文，逐词旁注汉译，并且加分段节译出来的。于是，这部经典之作便成为了绝大多数蒙古族和汉族读者都读不懂的天书。多少年来，许多蒙古族专家、译者经过不断深入研究，均取得了令人叹服的成果，用蒙古语还原了《蒙古秘史》。在汉语方面，专家、译者们虽然有多种汉译版本，但是，都因太学术而未能方便大众阅读。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广大普通读者一直不能与这部神奇之作直接见面。
阿斯钢说，这部即将铿锵面世的现代汉语版《蒙古秘史》，具有让读者爱不释手的四大理由：一是它顺达、通畅的译文和具有旷古韵味的倾诉模式，作为一部记述古代蒙古人及其神奇生活的作品，它每个字都散发着令人震惊的悲欢离合，生死存亡的喜怒哀乐。全书大气而不失细腻，粗犷而豪情十足；二是数百幅映来自古代和当今蒙古族艺术名家之手的精美图片，在直观解读文字内容的同时，也展现了蒙古草原那令人神往的风光景致；三是180余条画龙点睛的解读词。《蒙古秘史》毕竟是古代蒙古人在700多年前写下的，隐藏在文字后面的历史和被省略而留下的缝隙与线索都需要连接、解读。180余条解读词不仅衔接了内容的缝隙，也为读者点亮了通向古代蒙古民族生活的路灯；四是色彩缤纷的风情条目。蒙古民族的历史之特殊，生活之神奇，在很大程度上与它的宗教信仰、风情文化息息相关。为使读者了解“秘史”诞生的文化沃土，在该书的正文两侧编入了200余条风情介绍，令人耳目一新。
阿斯钢说：“这部全新的现代汉语版《蒙古秘史》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从译者的角度说，该书的出版，我们终于还给了读者一个轻松阅读世界名著的权利，提供了一个解读游牧文化神奇景观的平台。从《蒙古秘史》的角度说，我们为这部古老而永恒的作品增添了一个现代汉语版的新品种，从而为开通了通向大众读者的直通车。”
《蒙古秘史》的著述、研究和影响
《蒙古秘史》（旧译《元朝秘史》，以下简称《秘史》）的蒙文原名为《忙豁仑·纽察·脱卜赤颜》，是十三世纪流传下来的珍贵典籍，世称蒙古三大史书（另外两部是宋濂等编修的《元史》，波斯人拉施德·丁著述的《史集》）和三大文学名著（其余两部是英雄史诗《江格尔》、《格斯尔可汗传》）之一，全书共十二卷（章）二八二节（学术分节）。从书末所记“大聚会，鼠儿年七月，写毕于客鲁涟河的阔迭额阿剌勒地面的朵罗安孛勒答合和失勒斤扯克之间的行宫”来看，它大约成书于一二四零年间。作者的姓名和事迹不传，原文本也湮没无闻，只有汉文音译的各种版本流传在国内外。它原来是用什么文字写成的呢？现在一时还难以考定。据推断，因为那时候蒙古人主要使用畏兀儿文来拼写蒙语，所以此书的原文很可能是畏兀儿蒙文。
汉文音译本《秘史》是在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由翰林侍讲火原洁、编修马懿赤黑二人根据当时保存在宫廷中的原本，用汉字拼写成蒙古语（即所谓“纽切其字，谐其声音”），并在每个蒙文单词右旁附加了汉译文，又在每节之后附以汉文总译，把这本书作为学习蒙语的课本刊印发行的。后来全书都载入了《永乐大典》十二先元字韵中。清代以来，汉族学者张穆、何秋涛、叶德辉、顾广圻、钱大昕、洪钧以及谢再善等在刻印、校勘、注释、翻译和研究《秘史》方面，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序跋、解说和其它研究论著。本世纪以来，一些蒙古族知识分子如布和贺西格、何西克巴图等人，也对《秘史》进行过研究，根据汉文音译本还原成蒙文刊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秘史》这份蒙古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学遗产受到了党和人民的珍视，蒙汉文《秘史》在国内多次出版发行，专门机构一直在进行着校注合勘、还原蒙文、汉译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秘史》汉文音译本问世后，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相继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们的注意，先后被译为俄、德、日、法、土耳其和捷克等多种文字出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日本和欧美各国，有许多人对它进行着精心的研究，并写出了一批专著和论文。百余年来逐渐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学科——“秘史学”。
《秘史》对于后代蒙古历史、文学和语言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一部历史文学作品，《秘史》在七百多年的长时期内没有经过后人的篡改保持了原作的面貌。因此，它对于研究蒙古族古代历史、文学和语言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十七世纪以后，许多著名的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都受到了《秘史》的滋养，如明末成书的罗卜桑丹津的《黄金史》，书中引述的史料有二三四节直接来自《秘史》，占了整部《秘史》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清代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和拉喜朋斯克的《水晶珠》，从著述体例到史学观点都明显受到了《秘史的影响》。尤其是近代尹湛纳希的历史小说《青史演义》，就更是脱胎于《秘史》。
蒙古族的古代典籍一般都是“文史不分”的。它们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作品。这种传统从《秘史》发端，一直延续了五、六百年。许多作品继承《秘史》的著述体例，以编年体与纪传体相结合的方法，采用形象生动的文艺笔调，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穿插着许多饶有趣味的民间创作，使作品既有可靠的史料价值，又不失为一部引人入胜的文艺作品。
《蒙古秘史》的思想内容
《秘史》是一部内容繁富的历史文学作品。它比较翔实地描写了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上半期蒙古地方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简略地记述了蒙古军在中国境内的战争，以及对花剌子模等国的西征。此外，书中还记载了蒙古族祖先起源的传说，十三世纪蒙古的社会制度、生活风俗、文化遗产和宗教信仰，以至当时蒙古军队的组织机构、战略战术和兵器性能等。
《秘史》是产生自封建制初期的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这部书的作者站在新兴封建阶级的立场上真实地描写了民族统一时期——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评说成吉思汗的历史功过。它以史料的准确可靠、传记文学翔实朴素而又形象生动的笔触，独一无二地详细记载了蒙古族原始社会的遗迹，奴隶社会的阶级分化和封建制度惊天动地的确立过程。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封建贵族集团统一蒙古各部之前，漠南漠北广袤万里的草原上经历着两种社会制度交替的大搏斗，大动荡。大小部落和各个奴隶之间为了扩大水草丰美的牧场，掠夺奴隶、牲畜、财宝和美女，展开了尖锐激烈、旷日持久的混战。《秘史》的作者真实地描写了这种动乱复杂的社会局面，在群雄并起的战乱中，以明显的倾向性肯定和赞扬了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成吉思汗，浓笔重彩地描写了他的民族统一大业。
此外，《秘史》在赞扬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历史功绩时，对于他们的立身行事也多所贬责，毫不掩饰地批评了他们的错误。如描写成吉思汗残暴狡黠，嫉妒多疑，具有强烈的复仇心理，等等。
《蒙古秘史》的人物刻画
《秘史》围绕着成吉思要汗这个主要人物，众星拱月式地刻画了十几个个性鲜明、神态毕现的人物形象。
成吉思汗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主人公。对于他的幼年和壮年时代，是采用简约的记事笔法，选取典型事例描写他在部落战争中的遭遇和不屈不挠的性格。从称汗开始，他正式肩负起民族统一的历史重任。作者通过对不同性质战争的描绘，人心向背和部落分裂组合的进程，把这个默默无闻的乞颜部酋长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心，给以真实的刻画。成吉思汗不但是英明的军事统帅，而且是胸怀韬略的政治家。他选贤任能，知人善任，把各种人才（包括敌对部落的骨干）吸收到民
族统一的事业中来，并且委以重任，让他们出死力作战。
《蒙古秘史》的语言艺术
《秘史》的语言是古代蒙古族文学语言的典范。它的特点是简洁明快、浑厚淳朴，散发着浓烈的草原生活气息。作为一部传记文学，它的记述翔实真切，不尚华丽雕饰，象行云流水那样朴素无华，自然天成，表现出作者驾驭语言纯熟精深的工力。《秘史》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书，它类似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编年体和纪传体相结合的历史文学作品。它的叙述语言精炼准确，形象生动，善于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事件的典型意义，寥寥数笔就能写活一个人，写出一个紧张热烈的场面。
蒙古族自古就有韵文口传以表情达意的传统，语言极其简明洗炼，《秘史》沿袭了这种传统习俗和语言特点。
《秘史》善长吸取民间文学的丰富滋养和当时人民活的口语，把大量民间歌谣、俗谚祝赞、誓言格言以及英雄史诗等融入故事情节，使它的语言风格既有书面语精练严密的特点，又有民间口语刚健清新的韵味，表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此外，《秘史》的比兴贴切新颖，富有民族特色。
蒙古族礼俗 做客蒙古族人家须知
到内蒙古旅游，一定要注意蒙古族的礼俗。
如果在草原上遇见畜群，汽车和行人要绕道走，不要从畜群中穿过；乘车到牧民家做客，要看蒙古包附近是否拴着马，不要贸然驶入；对迎面上来狂吠的牧羊犬可大声呵斥，但不要用东西去打，主人听到狗吠会出来迎客，请客人进家。
客人进包要从火炉左侧走，坐在蒙 古包的西侧或北侧。入座时不要挡住北面墙上挂着的佛像。进包后可席地而坐，不必脱鞋，但不可坐在门槛上。见到老人要问安，未经允许不要与老人并排而坐。客人落座后，主人相继以香烟或鼻烟壶、奶茶、手扒肉款待，并伴有歌舞助兴。款待会喝酒的客人时，主人总是频频劝酒。最后端上羊肉面或酸奶稀饭等主食，以示酒宴将要结束。
蒙古族人讲究“满杯酒，半杯茶”。主人敬茶时，你要微微欠身，用双手或右手去接，千万不要用左手，也不能撩起衣襟、挽着袖子去接茶。接茶后要尝一口再放碗，以示对主人的尊重和谢意，并要尽量喝完。若不想要茶，要用碗边轻轻把勺或壶嘴一碰，主人便即刻会明白你的用意。
敬酒是蒙古族待客的传统方式。客人若是推推让让不喝酒，就会被认为是瞧不起主人。你应在接酒后用无名指蘸酒洒向天、地、火炉方向点一下，以示敬奉天、地、火神。不会喝酒也不要勉强，可沾唇示意，表示接受了主人纯洁的情谊。（《内蒙古驼皮书》常军政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马背民族 蒙古人与蒙古马的文化因缘
乌珠穆沁骏马
蒙古人马上得天下，素有马背民族之称。蒙古人与马相伴一生，无论童叟均以马代步。马不仅是蒙古人的交通工具，同时也是蒙古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人熟识马性，通常采用粗放式牧马，将马群放归大自然，自由自在的觅食、繁殖。蒙古马处于半野生生存状态，它们既没有舒适的马厩，也没有精美的饲料，在狐狼出没的草原上风餐露宿，夏日忍受酷暑蚊虫，冬季能耐得住零下40度的严寒。蒙古马体形矮小，其貌不扬，既没英国纯种马的高贵气质，又无俄罗斯卡巴金马修长骏美的身条。然而，蒙古马在风霜雪雨的大草原上，没有失去雄悍的马性，它们头大颈短，体魄强健，胸宽鬃长，皮厚毛粗，能抵御西伯利亚暴雪；能扬蹄踢碎狐狼的脑袋。
蒙古马分几大系列，有乌珠穆沁马、上都河马、乌审马、三河马、科尔沁马等等。科尔沁马、三河马属于高头大马，有洋马的血统，高大骏美，四肢修长，暴发力强，速度快，在国内外赛马会上风头露尽，常夺头筹。乌审马短小精干，清秀机敏，很有灵气，戈壁沙地行走如飞，因此这种马很受西部荒漠草原牧民的喜爱。成吉思汗陵内那匹“温都根查干”白神马就是乌审马。乌珠穆沁马是较典型的蒙古马，强壮抗病耐劳，善于长途奔跑，适宜作战行军，在古代战争中屡建功勋。据说，世界著名的唐昭陵六骏中就有一匹乌珠穆沁马。
内蒙古草原辽阔，牧草丰茂，很适宜养马。马好运动故食量大，胃小消化快边食边排便，一天多数时间都要不停地吃草。夏季天热蚊虫多，马在白天躲蚊虫、避酷暑，所以主要在夜间吃草抓膘。蒙古人常说：“马不食夜草不肥”。马爱清洁，喜欢饮用河里流动的水。有经验的牧马人常将马赶到河边，以方便其洗浴、饮水。草原上有“旱羊、水马、风骆驼”之说。马食用大量的草，需用水助消化。马在夏季爱奔跑活动，出汗多，如不勤为马饮水，马就不爱食草。牧马人知道：“宁少喂一把草，不可缺一口水”。马有“义畜”的美誉。马与其它牲畜不同，儿马不与自己的直系亲缘交配。待自己的“儿女”长大成熟，儿马会将它们逐出自己的马群。一个儿马拥有30至50匹骒马，骒马群的秩序、安全，都由儿马来管理，如有其它儿马敢冒大不违，侵入自己的骒马群，它就会扬鬃奋蹄教训它一顿。
元世祖忽必烈出猎图
蒙古人自幼就在马背上成长，马就是蒙古人的摇篮。蒙古人认为，马是世界上最完美、最善解人意的牲畜。蒙古马性烈、慓悍，对主人却十分忠诚，主人如果受伤、醉酒，只要把他放在马背上，它就会十分温顺地驮着主人将他送回家；在赛场上，它会按照主人的意愿拼死向终点奔跑，为了主人的荣誉，它会拼尽最后气力，宁愿倒地绝命也不会半途放弃比赛。蒙古人视马为牧人的朋友，马以头为尊贵，蒙古人严禁打马头，不准辱骂马，不准两个人骑一匹马，秋天抓膘期不准骑马狂奔让马出汗。马倌、骑手要随身携带刮马汗板、马刷子，随时为骑乘的马刷洗身子、刮除马汗，为马舒筋活血、放松肌肉、消除疲劳，同时，这也是主人与马亲近、增强感情的途径。牧马人说，“为马刮一刮，刨一刨，胜似喂精料”。
锡尼河畔
马已深深地融入蒙古人的精神世界之中。蒙古人以马为主题的赞美诗、寓言故事、警句格言、民间传说、民歌、音乐、美术、雕塑、数之不尽。蒙古人还有许多与马有关的节日，如：赛马节、马驹节、马奶节、神马节等。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奉养着一匹成吉思汗的神马温都根查干和两匹成吉思汗的白骏马，每年阴历3月21日，国内外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从四面八方云集到成陵祭祀神马。这个仪式在忽必烈时便以法律的形式定下来，一直传承到现在。为了这匹神马，二十年前，成吉思汗的守陵人达尔扈特人找遍了鄂尔多斯全盟七旗，在盛产名马的乌审旗，看到一匹一身雪白，四蹄纯黑，眼睛又黑又亮的儿马。儿马看到来访的达尔扈特人，又刨前蹄又嘶鸣。达尔扈特人上前拜见马的主人，问询马的情况。主人说，这匹马是阴历3月21日出生，马诞生时门前的湖面上升起一道彩虹。达尔扈特人听后立即上前参拜神马，认定这就是苦苦寻觅的“温都根查干”了。
如今，蒙古马无论在都市还是在牧区，都逐渐失去了生产生活、骑驭的作用，蒙古马的数量也在迅速减少。然而，蒙古马与蒙古人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情感。有蒙古人的地方，蒙古马是不会绝迹的。蒙古人意识到蒙古马已越来越少，社会上有识之士也开始建立各种有关蒙古马的组织，研究蒙古马、抢救蒙古马的工作正在内蒙古草原上开展起来。
蒙古族马头琴背后的草原文化
马头琴是产生和流传于蒙古族的一种拉弦乐器。它那独具特色的音色，悠扬、深沉、宽广、抒情的旋律，蕴含了独特的审美文化、人文思想和民族精神，与蒙古族的成长、发展、生活环境密不可分。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潮流中，挖掘其文化内涵、拓展其文化外延，意义尤为深远。本文就其传说、形制、构造、演奏技法及马头琴音乐与所处草原文化脉络的关系作如下初步探讨。
一、马头琴的传说、形制、构造与草原文化
在远古的草原上，流传着这样一段美丽哀婉的传说：勤劳善良的老牧人奥其尔，全家三口人就靠牧羊来维持生活。家里唯一的心爱之物是一匹英俊而高大的枣骝马，每天与牧人一起牧羊、劳动，朝夕相处，情同手足。
一天，草原上传来了一个消息，说蒙古部落首领要举行“赛马”大会，谁的马跑了第一名，就将他的女儿嫁给这名勇敢的骑手……
比赛中，老牧人奥其尔的小儿子贡嘎因枣骝马获得第一骑手的荣誉……
但是，授奖时，部落首领竟然不谈许配他女儿的事情，却示意手下差人把枣骝马给他牵来……
部落首领跨上枣骝马后，箭一般地飞奔起来。老牧人奥其尔非常气愤，他吹了一声口哨，枣骝马听到主人的口哨声后不停地打转、尥蹶子，一下子就把首领从马背上摔了下来。首领忙让差人把枣骝马抓住，可枣骝马已冲出人群跑向远方。首领立即命令弓箭手发箭，一霎那，枣骝马身中很多箭向家乡的方向跑去……
当它用尽最后的力气于一天的午夜时分回到了老牧人的帐篷前时，它就倒了下来，随即便死去了……
老牧人奥其尔悲痛欲绝，和小儿子贡嘎在枣骝马身旁整整守护了三天三夜。第四天夜里，他梦见枣骝马和他说话了，并让老牧人用它的骨头和皮做成琴，每天带在身边。
于是，老牧人奥其尔用枣骝马的骨头做成共鸣箱、琴杆和琴轴，用枣骝马的皮蒙在共鸣箱上，用枣骝马的细尾做成琴弦和琴弓，最后用枣骝马的腿骨刻成一个马头装在琴杆上，自此，在辽阔无垠的蒙古高原上就诞生了第一把马头琴……
在内蒙古草原民间，每诞生一把马头琴，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仪式结束后，牧人就开始举行马头琴试奏音乐会，这是内蒙古草原上的一段古老文化遗风，同时也说明了马头琴在草原上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割舍不断的依恋。
马头琴是在我国蒙古族聚居区流传很广的民间乐器，由于地区间的文化差异，所以各地区的马头琴在形制、构造、音色和演奏技法上有许多不同，但其音乐本质是相同的。马头琴形制的特点是：斜方型（或称梯形）琴箱，双面蒙有马皮，双弦用黑色马尾编制而成，琴杆上端雕有马头图案，蒙古语称“胡兀尔”，“莫林胡兀尔（马头胡琴）”在内蒙古地区称为马头琴，在东北地区的呼盟、哲盟叫做“潮尔”。其定弦法有五度、正四度、反四度三种，其中以“反四度”定弦为目前常用的定弦方式，即内弦d1为高音弦，外弦a为低音弦。习惯上称它为两根弦是不确切的，因为每根弦都是由数十根至百余根组成的一撮弦，一般情况下高音d1弦可用0.15规格的尼龙丝90根，低音弦a可用0.15规格的尼龙弦130根，过多则硬，过少则软，都会影响马头琴的音色。马头琴音色柔和、浑厚、淳美、深沉，富有浓郁的草原特色。建国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对马头琴及其演奏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做了许多大胆有益的改革。如：马头琴形制结构上使用了较大的琴箱，选用良好的木材。采用了富于弹性的改良弓子，增大了琴的音量。改革后，用尼龙丝弦代替了马尾弦，将定弦提高了四度音程，扩大了音域，在保留原有柔和、深厚的音色的同时，增加了清晰、明亮、富有力度的特点，为现代马头琴演奏技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从马头琴古老的传说及其最初的形制、构造可以看出，马头琴与自然、民族、社会的关系。作为草原独有的乐器，马头琴在它的传说和最初的形制、构造中，蕴含了草原民族与骏马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是牧民日常生活和节日庆典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乐器，是草原人民生命与情感倾诉渲泻的一种乐器化形式，说明马头琴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二、马头琴的演奏技法与草原文化
马头琴演奏技法目前普遍采用以“单音演奏法”为基础的方法。由于左手中指的运用，给演奏者提供了技术上的方便，尤其在快速演奏时，更显示出它的优点，同时还吸取了“土尔古特演奏法”和“科尔沁演奏法”的一些优点。既能保持其清楚干净的特点，也能保持其独特的音色，既能不失风格地演奏传统乐曲，也能独出心裁地演绎现代乐曲，大大丰富了马头琴的表现能力。
马头琴是一种演奏技巧颇为复杂的乐器，必须注意各部位正确的互相协调，用弓时右手持弓法虽与二胡相似，但却有差别，由于马头琴是多股尼龙弦，右手要使马头琴发出纯正的乐音，所需的力气要比二胡大的多，同时需要无名指和小指施加不同的压力。现代的马头琴曲中，已引入了小提琴的许多弓法和技法，大大丰富了表现力。马头琴的左手按弦与其它拉弦乐器不同，虎口微张开，拇指微扶琴杆，食指和中指是用指甲盖顶弦，无名指用指尖靠近小指一侧顶弦，小指则从外弦下面用指尖顶弦，同时由于其独特的演奏和特殊的技巧，才会使马头琴音乐别具一格。
马头琴的几种特殊演奏技巧，如：“潮尔演奏技法”、“装饰音奏法”、“四胡技法”、“传统泛音技法”等也常在单音演奏法中使用。“潮尔演奏技法”又称双音奏法，是内蒙古东部地区广为流传的一种马头琴演奏法，善于以外弦空弦的持续低音形成一种二声部效果。“潮尔”原本是一种宫廷颂歌里粗犷而浑厚的持续低音的演唱形式。这种歌唱形式不仅增加了其庄严肃穆的气氛，而且以持续低音牢固坚实地表明了其调式特性，同起伏跌荡的旋律形成对比。如果说旋律是在广阔自由的时空中展开的，使人感受到一种广袤的长天那样宽广，那么这种深厚粗犷的持续音型的低声部就象坚实的地平线一样始终伴随着跌荡起伏的旋律，充满了叙事、咏叹和悠远、辽阔的格调，体现出一种“人与自然完美统一”的境界和庄严肃穆的情境。笔者认为，这与其民族成长的历史、变迁、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三、马头琴音乐与草原文化
马头琴音乐在其发展过程中既受传统宫廷音乐的影响，也受民间音乐的影响，曲目大部分为流传的民歌。
受宫廷音乐影响的典型作品可以参见各种“阿斯尔”，所谓“阿斯尔”通常指“楼阁”，在此指带横帘的宽大帐幕，是北元后期随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和几次迎请三世达赖喇嘛的庆典活动后，逐渐传入蒙古地方，成为蒙古封建上层进行宴庆活动的宽大华美的帐殿。“阿斯尔”是在一些盛大场合中等级权力的象征物。后来由“阿斯尔”这种名称逐渐演变成了蒙古宫廷乐曲的专有形式。“阿斯尔”类型的传统马头琴音乐节奏明快，旋律旋法以三度级进为主，亦有跳进，气氛欢快活泼，大多是宫调式，也有羽调式，音乐具有宫廷雅乐的审美特征。
受民间音乐影响的各种马头琴曲也可以分为“悠长歌”和“短歌”两种风格。“悠长歌”这一体裁形式被应用于马头琴音乐中，以其自由的散板节奏形式，而形成悠长、细腻、深沉和非对称型的审美风格。这与其辽阔无垠的自然环境和牧业生产的长周期性密不可分。“短歌”这一体裁形式，实际上是蒙古族最古老的音乐形式，只不过这种对称结构的表现形式被13世纪的悠长歌淹没了，但它并未消失，而是在20世纪，逐渐形成新的审美传统，并在科尔沁、鄂尔多斯及乌拉特地区兴盛发展，究其原因，与社会的矛盾密不可分，社会矛盾的激化和蒙古族人民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不仅引起传统审美观念的变化，而且斗争实践本身需要一种更明快、简炼的节奏感，明确的音乐旋律及结构形式。因此，对称性旋律美学原则和旋律结构逐渐又变成了主要审美原则，并以其特有的内容和形式，展示着蒙古人民的内心世界，体现在马头琴音乐中，就是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现代社会中，热闹的场景描绘，情绪欢快，节奏明朗，结构短小，句法整齐的短调风格的马头琴乐曲，诚挚热烈地向人类昭示草原生活的欢腾。
在中国音乐学诸多民族的传统音乐中，调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却普遍以无半音五声音阶或以无半音五声性骨干音构成的无半音五声性旋律调式为主，马头琴音乐也不例外。就蒙古族音乐的审美形式和其旋律旋法的一般规则而言，以宫、羽调式为其基本调式，以宽广悠长的节奏形态和切分节奏为其节奏特征，以其四、五度结构为基本框架，以六、七、八度大跳音型为其旋律旋法特征，在宽阔的音程中展示旋律。这是蒙古族豪放个性的展现，也是马头琴音乐的旋法特征，体现了草原民族宽广的胸怀，粗犷豪放的个性，同时也体现了草原民族独特的审美内涵。
四、马头琴音乐的审美特征与草原文化
蒙古族的审美感觉，主要是由于长期的游牧生活和由此创造美的实践活动的产物。蒙古民族长期的游牧劳动对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及其对象化活动，既是审美感觉生成的原因，也是创造美的艺术实践产生的根本基础。因此，蒙古族的审美感觉和艺术美的本质在于“人与自然自由完美的统一性”。这是蒙古族审美风格和审美思想的独特本质特征。也是马头琴音乐的审美特征，更是草原文化的审美核心。
蒙古族自公元三世纪第一次出现后，经历了不平凡的历程，从原始部落，走出森林、走向草原，寻找资源、开垦牧场、开拓疆域、足迹遍及欧亚大陆，结束了唐以来的辽、宋、夏、金、元割据的时期，实现了元朝的统一。所以在它整个民族文化中，融入了他的历史、精神和思想，草原民族面对辽阔无垠、包罗万象的自然画卷，已将丰富多彩的自然事物化作自己超生物的肢体器官。他们不仅善用弓箭， 而且善用套马杆的长鞭延长自己的双臂，善用对骏马的娴熟驾双来加快自己的脚步，使草原民族不仅延长了四肢，而且开阔了胸怀。长杆飞蹄已把广袤空间缩小到宛如咫尺，而且牧业生产的长周期性又促使牧民把漫长的历史置于自己的眼界之内，增强了史诗式的历史感，同时，那瞬息万变的无边原野，都已化作草原民族爱育万物、亲和自然的广阔胸怀。由此可以理解，草原民族的音乐中惯用人情体察鸟兽、草木的境遇，用人意描摹山川风云的状貌，在草原音乐中对景色的敏感、对骏马的盛赞、对湖泊的厚爱、对故乡的眷恋，使人类情感丰富到惊人的程度。这里我们只能对马头琴这件独一无二的乐器的深刻音乐形象中去感受民族的审美情感的心理。
马头琴音乐作为草原文化艺术形式的一个分支，在其历史进程中积累创造了大量不同风格的优秀作品。不仅展示了不同的时代性，同时也蕴含了不同时代的审美历程。但草原民族文化领域中“人与自然自由完美的结合”的共同审美特征，始终贯穿其发展的历程。
作者：李红梅
内蒙古寺庙 蒙古族的宗教生活
我国北部的广大蒙古地区，在成吉思汗以前是由当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元朝建立以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相继传入蒙古。由于元帝室竭力推崇藏传佛教，所以，先后封藏传佛教高僧为帝师者达10余人，在“蒙古地区建寺亦多。如上郡开平有龙光华严寺、大乾元寺、开元寺、八思巴帝师寺等”。尽管如此，当时藏传佛教在蒙古还未产生多大影响，萨满教仍在民间占主导地位。直到公元十六世纪后半叶，蒙古诸部中的土默特部崛起，开始主动与藏传佛教发生关系，表示友好亲善。公元1578年，俺答汗在仰华寺召开法会，并迎请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至呼和浩特，为大乘法轮州举行盛大开光仪式。该寺后来成为蒙古族地区最大的一座格鲁派寺院。在此影响下，呼和浩特一带相继建立了大召（无量寺）、席力图召（延寿寺）、庆缘寺、美岱召（寿灵寺）等寺庙。据妙舟法师《蒙藏佛教史》载，及至民国时期，我国内蒙（当时称漠南）的主要寺庙有（除承德外八庙外）开仁寺、汇宗寺、善因寺、会心寺、陀罗庙、无量寺（大召）、延寿寺（席力图召）、崇福寺（小召）、崇寿寺（朋苏召）、隆寿寺（额木齐召）、宏庆寺（拉布齐召）、延禧寺（绰尔齐召）、慈灯寺（新召）、宁棋寺（大平召）、广福寺、隆福寺（避兰召）、广寿寺（乌苏图召）、永安寺（哈达召）、庆缘寺、法喜寺、增福寺、慈荫寺、慈寿寺、崇值寺、广化寺、普会寺、尊胜寺（班第达召）、普安寺（岱海召）、善缘寺、灵照寺（美岱召）、福慧寺、广觉寺、永福寺、广法寺、吉特库召、都贵召。内蒙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建筑从总体上看，汉、藏建筑风格兼而有之。具体分析，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建筑所占的汉、藏风格比例有别。藏传佛教初步传入时期，即元至明朝时期，寺庙多由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