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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酸梨沟(报告文学) 发布时间:2022-06-11 来源:光明日报

  【中国故事】

  作者:王建宏(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站长)

  “今非昔比,恍如隔世啊!”

  两年前的这个时节,2020年6月8日,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弘德村,习近平总书记接过刘克瑞手中的老照片仔细端详,不由发出感慨。

  照片上,刘克瑞满面愁容的妻子马建花、怯生生的女儿刘晓丽站在院子中间。身后,是两间低矮的土坯房。酸梨沟,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张易镇毛套村下属的自然村,深藏于中国西北黄土高原大山的褶皱里。

  酸梨沟刘家,是宁夏近四十年移民史的缩影。从1983年大哥“吊庄”移民,到三哥、四哥自主移民,再到自己和六弟成为“十二五”生态移民,刘克瑞兄弟持续几十年的搬迁经历,几乎涵盖了宁夏所有移民形态。

  他们的人生,汇进了宁夏123万移民澎湃激荡的故事长河。

  “C-30”

  整洁的小院里青杏累累、绿树成荫,宽敞明亮的客厅陈设现代,家具家电一应俱全。

  变迁,于刘克瑞如梦境一般。

  那是2012年7月25日清晨,大山环抱中的村庄刚刚显出轮廓,刘克瑞已在房前屋后徘徊了好几圈。这天,他们一家四口,将与另外128户乡亲一起,坐上大巴,前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虽然,酸梨沟在他的记忆深处多是贫穷与饥饿,年轻时,他无时无刻不梦想着逃离这穷山恶水。但今天,真要离开了,却多少有些不舍。

  这是一次与故乡的彻底告别。他在心里,与深埋于这黄土地下的祖辈道别,与家门前那棵古柳道别,与儿时捉过迷藏的土窑道别。

  推土机轰鸣,两间土坯房应声倒下。这两间房是1995年盖的,那年儿子刘治海刚刚1岁。

  房子夷为平地,酸梨沟再也回不来了。好在搬迁前,政府的工作人员会给每一户拍张照片,刘克瑞在原州区医院照顾生病的母亲,儿子在乡镇寄宿中学读书回不来,妻子和女儿的这张照片,成为他们对这个“土窝”的唯一记忆。

  而这张照片,就是8年后他拿给习近平总书记的那张。

  穿过干涸的河湾,从沟道里会集到大路边。刘克瑞一家坐上大巴,延绵的车队卷起尘土,在山峦间穿行,隔着车窗,看那道熟悉的山梁渐行渐远。

  刘克瑞怀里揣着一张汗津津的字条,上面写着“C-30”。这是他前几天在乡政府抓到的阄,是他未来新家的代号,在红寺堡,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车队上了大路后向北行进,警车开道,救护车、消防车护卫。渐渐地,山被甩到车后,地势开阔起来。

  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过两次,下午1点,终于到达。眼前是一片荒滩、几排新盖的砖房。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远处有座山,像初中课本里平缓的抛物线。

  刘克瑞一家被当地干部带着,来到了“C-30”。拉家当的车也到了,直接开进了院子里。“虽然荒凉点,但路平、方便。”刘克瑞想。

  每家每户都发了矿泉水、馒头、鸡蛋、牛奶。卸完车,进屋一看:一张铁床,一个炉子、两袋煤,一袋米、一袋面、一桶油。水电都是通的,插上电炒锅,切了几个从老家带来的洋芋,很快,便做好了一顿洋芋面。

  打开铺盖卷儿,往铁床上一铺,一个家就算安顿好了。

  这一晚,刘克瑞一家兴奋地在灯下整理各类家什,一直到深夜。

  蔚蓝

  刘克瑞对移民两个字并不陌生。虽然,他并不知道,在他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从秦汉时期的军事移民,到唐宋时期党项人的两次内迁,再到元代的大规模政策性移民,乃至明清两代,千百年来,移民开发的历史从未中断。

  刘克瑞的奶奶姓刘,爷爷是上门女婿,姓谢,两人一直没有子女。1929年前后的一天,村里来了一个货郎。货郎的担子上,一头挑着针头线脑,另一头坐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小男娃——这是货郎的二儿子,为了不让娃饿死在家里,带着他出来混肚子。

  奶奶用一袋面粉,换了这个挑在货郎担子里的男娃作养子,取名刘文山。刘文山育有8个子女,刘克瑞在六个男娃中排行第五。

  刘克瑞不太善于表达。但“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这句话,他说得流利而顺畅。他知道,他的老家早就因为这句话在联合国出了名。

  对于旱的记忆,作为长子的大哥刘克勤痛彻心扉。“跺开一粒黄土,半粒在喊渴、半粒在喊饿。”直到多年后,刘克勤仍时常重复一个梦:已近立夏,仍没掉过几滴雨,麦苗耷拉着,用手指轻轻一捻即成碎末。站在地边,自己也成了一棵被太阳炙烤的麦苗,水分一点点脱离他的身体……

  蔚蓝,可以是大海,可以是天空,但也可能是噩梦的颜色。

  直到现在,只要听到有人赞美固原的天空特别蓝,刘克勤仍会觉得浑身不得劲儿。是!天越蓝,太阳越大,就越不下雨。

  西海固人关于旱的噩梦,就是蓝色的。

  “西海固”3个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联合国很有名,地图上找不到,却一直是中国贫困的代名词。

  西海固最初为宁夏南部山区西吉、海原、固原的合称。1953年至1955年,曾短暂设立过“西海固回族自治区”。此后,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化,西海固范围几经变迁,逐渐成为宁夏中南部9个贫困县区的代称,占据了宁夏地理面积的65%。

  在中国地图上,宁夏犹如瀚海中游弋的一叶扁舟,南北狭长,中部略宽。黄河从宁夏小舟的左舷中部切入,自西南流向东北。北部平原沟渠纵横,稻香鱼肥;而超越宁夏“半壁河山”的西海固,则是丘陵起伏的黄土高原区,以及被毛乌素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夹击的荒漠戈壁。

  在西海固,水代表着财富,有无水窖是衡量贫富的重要标准。上门提亲,只要男方家里有两眼水窖,那就多半是门好亲事。

  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连各种生灵都是苦命的。

  对水的味道,动物比人敏感得多。淘水窖时,那些渴疯了的野兔子,闻到水的气息跑过来,赶都赶不走。水窖里的水,并不是清冽的甘泉,而是混浊、苦涩的黄泥水,这些在很多地方连洗手都嫌脏的苦咸水,人们甘之如饴。

  刘克瑞生于1973年,那是一个大旱之年。那一年,在僻远的西海固,大哥刘克勤第一次见到了很多汽车。部队的汽车排成长龙,给群众送粮送水。拉水汽车在路上跑,鸟儿跟着在空中飞,家畜也围着车觅水。拖拉机耕地的时候,从柴油桶往出抽油,渴极了的麻雀竟飞蛾扑火般飞过去抢喝柴油……

  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积极的救灾举措,刘克瑞不知道是否还能活在世上。

  刘克瑞的记忆里,天旱窖枯的景况,每隔几年都要重复上演。

  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至1960年、1972年至1973年、1991年至1993年,西海固地区都出现罕见大旱。1982年夏天,宁夏西海固地区和甘肃中部遭逢大旱,国务院、自治区组织运水长达半年,国家仅补助运水经费就达数千万元。

  干旱缺水给这里的风土人情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不少地名透着干涸,比如旱天岭、喊叫水;很多地名寄托着祈盼,比如上流水、下流水、三滴水、红城水。就连“花儿”都唱出了焦渴:“沟岔里的水干了,我的嗓子干得冒火了。”

  山河如是,何以活人?

  “吊庄”

  刘克瑞的大哥刘克勤,第一个要搬出这旱天旱地。

  1982年,国务院决定实施“三西”农业建设项目,以从根本上解决宁夏、甘肃两省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即定西、河西、西海固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

  1983年9月,“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进一步提出“有水路走水路,有旱路走旱路,水旱不通另找出路”的方针。宁夏党委政府制定“兴河套之利,济西海固之贫”的政策,动员贫困群众搬迁到资源更为丰富、有灌溉条件的荒地上进行开发性生产建设。

  这一年,刘克勤33岁。一天中午,村里的大喇叭突然响起。声音嗡嗡隆隆的,但有一句他听清了,说愿意“吊庄”搬迁的可以报名。

  消息如平地惊雷,带来的震动不小于几年前的包产到户。刘克勤早已过厌了赶着毛驴走十几里路到深山驮水的日子,他搁下搅团饭碗,边往出跑,边提满是补丁的布鞋。

  村委会已经聚集了一些人。要搬去的地方,一开始说是“南山台子”,后来又说叫“大战场”,在中卫、中宁一带。“不管哪,肯定不是啥好地方!”“要是好,人家川区人早都占了,还能轮到咱们西海固人?”

  刘克勤报了名。老支书提醒他:“娃娃,你要想好!搬出去就没有回头路了。”

  倒是老岳父早些年曾赶着骡子在中卫一带驮过盐,鼓励他说:“从中卫出来,往西海固走的方向有一片地方很开阔,你们搬过去,要是过好了,我也去享享福。”

  收完稀稀拉拉的麦子,正往晒场上背,消息来了,他落选了,只能等第二批。

  那一夜,没有上过一天学的他,第一次体会到了名落孙山般的失落。他和有着同样遭遇的张鸿军密谋到半夜,准备做一件疯狂的事儿。

  第二天,每人背上一袋炒面,他们出发了。临行前,妻子对他说:“你去看看,那地方长不长草,只要是长草,那就长庄稼。”

  一人一辆自行车,推一阵、扛一阵、骑一阵,直到上了109国道,一路向北疯骑。

  当晚,直到看不清对面的人影时,他们来到了海原县李旺乡,找家车马店,把嘴搭到水桶沿上灌了一肚子凉水,就着吃了点炒面。次日,天不亮便上路,中午进入中宁地界,一边骑行一边打听。骑饿了就往嘴里追一把炒面,面里没有一丝水分,越吃越渴。

  正午的阳光如火炉般炙烤着大地。一棵柳树下,有老两口推着一车西瓜在卖。看到两个衣衫褴褛的后生,得知他们为了一个“吊庄”移民的指标,骑自行车跑了两百多公里路,就送了他们一个西瓜。

  “那两个老人,咋就那么好!”年逾古稀的刘克勤至今心存感激。

  夕阳西下时,他们终于在二泵站找到了马东海。当时,扬黄工程刚刚通水,各迁出乡镇抽调干部到移民点工作,马东海就是负责他们乡镇搬迁工作的。

  看着两个后生脸上一道道汗迹泛着盐碱一样的白色,马东海说:“既然你们两个有这么大决心,那就把你们也列到第一批!”

  就这样,刘克勤和张鸿军留在了大战场。

  “大战场”名称的由来,与宋元丰年间的一场战争有关。大将刘昌祚带领军队在今大战场西面的米钵山山麓与西夏军交战,获大胜。其地史称“元丰战迹”,百姓俗称“大战场”。

  据考证,盛唐前后,这里曾经森林茂密,由于地处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常有商队往来停留。后来,战乱频繁、人为破坏,林木被采伐,生态失去平衡,加之腾格里沙漠侵袭,渐渐被黄沙覆盖。

  刘克勤眼前的大战场,完全是一片沙漠戈壁。风一起,刺沙蓬就跟“流浪汉”一般在戈壁上滚动。不时还有龙卷风形成,一道道上顶天、下抵地,耀武扬威般来回游荡。

  1977年,水电部批准修建固海扬黄干渠,沉睡千年的土地有了被唤醒的可能。1983年,中宁县成立中宁固海灌区开发指挥部、固原县成立固原“吊庄”指挥部。

  刘克勤到来时,干渠尚未开口灌溉。指挥部划给刘克勤三档子土地,两条渠之间算一档子,一档子7亩,总共21亩。所谓的土地,其实就是一个个小沙丘。

  “公家提供推土机,大样子推出来,我们再用架子车拉土平田。”刘克勤说,这一干就是半年,一直到土冻了,才回到酸梨沟。

  1984年开春,刘克勤早早来到大战场。挖一个坑,搭上烂椽子,刺沙蓬、马莲草往上一盖,就成了地窝子。这是他在这里的第一代“房”。

  当年,水通得晚、地也没有完全整好,刘克勤便在两亩地里试验性地撒上了秋粮作物——糜子。长势比预想好得多,一亩地能收200多斤。

  1985年,刘克勤举家搬往大战场。春灌之后,他种了十三四亩小麦,种子是指挥部发的小麦良种——永粮四号。夏天,一下子收了4000多斤小麦。

  “在老家,雨水最好的年份,也没见过能打这么多的麦子。”每每想起这个丰收的秋日,刘克勤就觉得,所有的汗都没有白流,所有的苦都没有白受。在老家,一亩地只能收几十斤粮,撑死也就一百来斤。而在这黄河水浇灌过的土地上,一亩地轻轻松松就是几百斤粮。

  “一下子就传开了。刚搬上来的人,都拿老家的瘪麦子换这个种子。”刘克勤家的条件算是最好的,作为最早的拓荒者,他从老家拉来了3头牛。而大部分早期“吊庄”移民,所有的家当,只有一口锅、一卷烂铺盖。

  “刚搬来那会儿,政府鼓励种树,树苗免费给,只要你栽,敞开供应。”三档子地的渠沿,刘克勤把树苗栽得满满当当。

  两三年后,有的杨树已有胳膊粗,刘克勤就用这些杨树做椽子,盖起一间房。水得用架子车推着油桶从五六公里外的泵站运来。怕水渗漏浪费,腾出做饭的大锅,在锅里和泥,盖起这间简易土坯房。

  无论如何,这算是真正安定了下来。

  挪活

  刘克瑞的兄弟姐妹中,除了二哥刘克俭从宁夏农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固原市工作,其他几个兄弟,都成了宁夏123万移民中的一分子。

  三哥刘克荣生于1962年,比大哥刘克勤小13岁。划分土地时,刘克荣也分到了三档子沙地。后来,老四刘克贵成家时,在地头上盖了房,这三档子地也就给了他。刘克贵成为酸梨沟刘家又一位移民大战场的家庭成员。

  大哥“吊庄”移民的那一年,刘克瑞11岁。刘克瑞后来去帮大哥收过麦子:“那时候觉得,大战场一点都不好,漫天的黄沙。”

  每天早上醒来,门都被沙堆堵住,得几个人合力推开个缝,才能让一个人挤出去把沙子刨开。四面的景致完全一样,只有风滚草在脚下呼呼地跑。

  风吹沙子跑,抬脚不见踪。一刮大风,路就没了。放学的孩子们时常迷失方向,等晚上看到村里点点灯光摸回去,都过了10点。

  这样的生存环境,逼退了很多人。

  有人走,就会有人来。1997年,刘克荣34岁。这十几年,他辗转新疆等地打工,春种秋收才回老家操持庄稼。刘克勤回老家帮忙碾麦子,刘克荣问大哥:“大战场那边有合适的地转让吗?我给娃娃置一档子。我们这一代也就这样了,可不能让子孙后代再待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了。”

  “刚好有一家子要转,三档子地带一间小房子,4万块钱。你快上去看去。”

  东拼西凑,先付给对方2.6万元。剩余1.4万元,第二年一次付清。

  正赶上宁夏土地第二轮承包登记,刘克荣把这些地登记在了大儿子名下。他们,也成为宁夏百万大移民的一部分。有别于政府有组织的移民搬迁,像刘克荣这样的移民,被称为“自主移民”。

  在大战场,一亩地的转让价最高达到2万元。“两家写一个字据,叫个邻居见证一下就可以了。也从来没听过有什么纠纷和争议。”刘克荣说。

  前不久,当我走进这个牛哞羊咩声相闻的农家院落时,牛棚里,一头西门塔尔母牛刚刚做了妈妈。“是头小母牛,养上三个月,就值1万块钱。”刘克荣喜滋滋地说。

  穿过后院,三档子地里,玉米长得正旺。院子后面就是地,地头上就是家院,一点冤枉路不用跑。在老家,去地里得下沟上山,一两个小时都走不到。就算种出了庄稼,也背不回来。

  为便于管理,1987年固原县和彭阳县分别成立大战场乡人民政府和马家梁乡人民政府,这两个乡成为距离县城近200公里的一片“飞地”。2000年1月,两个乡移交属地中宁县管理。2003年7月,原马家梁、长山头、大战场三乡合一,组建成大战场乡。2011年,撤乡设镇。

  冬天,刘克勤和老伴住在大战场镇兴源家苑居民小区,有集中供暖,屋子温暖如春;夏天,他们搬回自己原来的院子,享受田园生活。大儿子刘治国大学毕业后在新疆工作,如今已成为企业中层。

  现在的大战场镇,是中卫市中宁县最大的一个乡镇,经济活跃。余微和刘克勤是邻居,曾作为社区工作人员做过人口普查,对镇上的情况非常熟悉。她悄悄对我说:“刘叔的女儿女婿生意做得好着呢!”

  振兴

  作为家里的老五,刘克瑞只比大哥的大儿子刘治国大两岁。

  从学生时代起,刘克瑞便见证了大哥一家“吊庄”移民之路的艰辛。直到多年以后,家庭的重担落在他的肩膀上,刘克瑞才真正理解了当年大哥为何要跑到一个连雀儿都不落的地方,去受那份罪。

  相比几位哥哥的经历,2012年,刘克瑞和弟弟刘克银移民红寺堡时,各方面的条件都好太多了。

  “一来就有54平方米的房子,还预留了宅基地。”刘克瑞说。

  从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决定实施“三西”扶贫开发以来,宁夏从中南部地区向引黄扬黄灌区、县内有条件饮水灌溉的地方,探索了集中安置、就近安置、劳务安置、插花安置等多种搬迁安置方式,先后实施6次大规模移民,累计搬迁123.26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接近农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越来越强,积累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移民政策也更加完善。但即便如此,开始时,很多人还是不太适应,毕竟得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弘德村的土地不多,人均只有一亩地。大部分人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搞绿化、栽葡萄苗、种枸杞,或者到蔬菜基地种菜。这批搬来的人多,所以工价较低,一天也就五六十块钱,上了年纪的,人家还不爱要。

  “在老家,割麦子的时候天最热,顶多也就二十七八度。到这边,中午就得三十七八度,高了近十度,上年纪的容易晒晕,人家雇主也要承担风险哩!”刘克瑞说。

  路平了,水甜了,居住环境改变,吃喝不愁。但跟老家相比,过的还是穷日子。

  2014年,弘德村贫困发生率高达88%,村中常住人口1522户6444人,建档立卡户就有1036户4497人,人均年收入仅1800元。

  就是在这一年的中秋节后,刘克瑞经历了人生最大一次变故。打工路上一场车祸,让他右腿粉碎性骨折,还断了5根肋骨。

  “伤得太重了,医生说要是在前些年就得截肢了。”医学的进步,让刘克瑞重新站了起来,但医疗费成为他的沉重负担。在医院躺了一个月,出院后时间不长,儿媳妇又产后大出血,花掉1万多元。

  就在这一年,弘德村将全村6700亩土地全部整合流转给企业,村民们每年可以拿到流转费357万元。

  最重要的是,有了集中连片的土地,就有了集约化发展种养殖业和工业企业的平台。这样,弘德村就有了走“合作社+公司+农户”、实现村民从个体经营向集约发展、共同受益转变的可能。

  通过招商引资,村里引进了七八家龙头企业。依托周边的葡萄种植基地、饲草基地、健康产业园、光伏农业基地,以及红寺堡产业园内的工业企业,村里2300多人都找到了稳定的活计。全村一年务工收入超过3450万元。

  但刘克瑞不行。自从出了车祸,刘克瑞就干不成重活了。2018年,他重拾在老家养牛的传统,当年买来的一头基础母牛,陆续产下两头小牛。

  村里很多人都想养牛。可是,要是“家家点火、户户冒烟”,让整个村到处都弥漫着牛粪的味道可不行。村支书任军带领大家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入驻“飞地”养殖园区。

  从村里出来,驱车十几分钟来到一片旷野。蓝色的养殖棚与瓦蓝的天空融为一体,几千头肉牛正悠闲地晒着太阳、咀嚼着草料。

  2019年,刘克瑞的儿子刘治海成为肉牛养殖场的一名投料员。装载机被这个精干的小伙子玩得像个硕大的玩具,稻草、玉米按照配比装进投喂设备。设备很智能,自动显示各种饲料的重量。

  这一年,弘德村肉牛养殖数量超过1700头,贫困户分红456万元。刘克瑞入股5万元,拿到8000元分红。

  2020年,400多户村民抢着报名入股。刘克瑞贷了5万元贴息贷款,自筹2万元,在“飞地”肉牛养殖园区认领了4头牛,由园区托管代养。次年分红,全村“股民”共分得760万元,刘克瑞拿到2.3万元。

  村部旁,新建起一座村史馆,刘克瑞的儿媳妇海小荣当起了讲解员。走进村史馆,不管是移民时从老家带来的老物件,还是村里的新特产,不管有声的讲解,还是无言的陈设,都在讲述着一个主题——变迁!

  移民搬迁这些年,层林染绿了山头,自来水接到了灶头,4G网络覆盖了墙头,光纤宽带扯到了炕头,致富路连通了外头,公交通到了村头。

  “好日子还在后头!”

  刘克瑞请当地的书法家把总书记的这句话写了下来,端端正正挂在新建茶馆的墙上。

  沏上热茶、端上西瓜,乡亲们讲述起什么是“今非昔比,恍如隔世”。

  “半夜起来去翻山,翻过一山又一山,鸡叫天亮找到水,回家太阳快落山。”59岁的海学山道出了过去找水、驮水的艰辛,而如今,“自来水压到了缸沿上,水龙头一拧,哗啦啦淌”。

  “逢点雨下点雪,土路就成了烂泥滩,大人出不了村,小孩上不了学。”73岁的李银春摸着胡子说,“现在油路通到家门口,下雨也能走,下雪也能走!”

  大家七嘴八舌。刘克瑞的六弟刘克银说:“以前只有一个赤脚医,有时下地干活还找不着人。如今出门就是卫生院,拿卡一刷,该吃啥药吃啥药。”

  邻居李林说:“老家上学得翻山,摸黑要跑6公里。现在学校就在下巴颏儿底下,要多方便多方便!”

  问起乡亲们还有什么新要求,更美的村庄、更好的医疗、更优的教育、更丰富的文化……村民们的新诉求,既指向“硬支撑”,也指向“软基础”。

  民之所呼,政之所应。村里修了地下排水,建民宿、做餐饮……补齐水、电、路、讯、污水管网、垃圾处理等“硬短板”,提档升级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软设施”。

  在中国,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有近千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这部分曾经最困难的群体,如何防止返贫,推进乡村振兴,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红寺堡,这个全国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安置区在求索!宁夏,这个移民比例高达六分之一的省区在实践!

  这段时间,刘克瑞成了弘德村、红寺堡乃至百万移民的“宣传大使”。他的微信朋友圈里,有膘肥体壮等待出栏的肉牛,有广场上骑着滑板车的快乐孩童,有标准化足球场上的动感身影……还有万木葱茏、苍葭碧水的酸梨沟。

  您没看错,就是万木葱茏、苍葭碧水的酸梨沟!

  移民搬迁后,当地专门编制规划,因地制宜修复生态。数据显示,固原市森林覆盖率已从实施移民工程前的不到3%,提高至如今的30%。

  随着小气候的持续改善,固原市降雨量由退耕还林前的年均200毫米增至600毫米,部分县区达到1000毫米。

  酸梨沟以前有个“淤地坝”。草和树长起来后,无土可淤,“淤地坝”成了一个芦苇飘荡的水库。

  让刘克瑞没想到的是,曾经拼命逃离的地方,成了他们心头的美丽乡愁。刘家的祖坟就在酸梨沟的不远处。他们相信,祖先们会守望着这片越来越绿的土地,看荒塬成风景。

  《光明日报》( 2022年06月10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