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

　　作者：王建宏（光明日报宁夏记者站站长）

　　“今非昔比，恍如隔世啊！”

　　两年前的这个时节，2020年6月8日，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弘德村，习近平总书记接过刘克瑞手中的老照片仔细端详，不由发出感慨。

　　照片上，刘克瑞满面愁容的妻子马建花、怯生生的女儿刘晓丽站在院子中间。身后，是两间低矮的土坯房。酸梨沟，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张易镇毛套村下属的自然村，深藏于中国西北黄土高原大山的褶皱里。

　　酸梨沟刘家，是宁夏近四十年移民史的缩影。从1983年大哥“吊庄”移民，到三哥、四哥自主移民，再到自己和六弟成为“十二五”生态移民，刘克瑞兄弟持续几十年的搬迁经历，几乎涵盖了宁夏所有移民形态。

　　他们的人生，汇进了宁夏123万移民澎湃激荡的故事长河。

　　“C-30”

　　整洁的小院里青杏累累、绿树成荫，宽敞明亮的客厅陈设现代，家具家电一应俱全。

　　变迁，于刘克瑞如梦境一般。

　　那是2012年7月25日清晨，大山环抱中的村庄刚刚显出轮廓，刘克瑞已在房前屋后徘徊了好几圈。这天，他们一家四口，将与另外128户乡亲一起，坐上大巴，前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虽然，酸梨沟在他的记忆深处多是贫穷与饥饿，年轻时，他无时无刻不梦想着逃离这穷山恶水。但今天，真要离开了，却多少有些不舍。

　　这是一次与故乡的彻底告别。他在心里，与深埋于这黄土地下的祖辈道别，与家门前那棵古柳道别，与儿时捉过迷藏的土窑道别。

　　推土机轰鸣，两间土坯房应声倒下。这两间房是1995年盖的，那年儿子刘治海刚刚1岁。

　　房子夷为平地，酸梨沟再也回不来了。好在搬迁前，政府的工作人员会给每一户拍张照片，刘克瑞在原州区医院照顾生病的母亲，儿子在乡镇寄宿中学读书回不来，妻子和女儿的这张照片，成为他们对这个“土窝”的唯一记忆。

　　而这张照片，就是8年后他拿给习近平总书记的那张。

　　穿过干涸的河湾，从沟道里会集到大路边。刘克瑞一家坐上大巴，延绵的车队卷起尘土，在山峦间穿行，隔着车窗，看那道熟悉的山梁渐行渐远。

　　刘克瑞怀里揣着一张汗津津的字条，上面写着“C-30”。这是他前几天在乡政府抓到的阄，是他未来新家的代号，在红寺堡，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车队上了大路后向北行进，警车开道，救护车、消防车护卫。渐渐地，山被甩到车后，地势开阔起来。

　　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过两次，下午1点，终于到达。眼前是一片荒滩、几排新盖的砖房。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远处有座山，像初中课本里平缓的抛物线。

　　刘克瑞一家被当地干部带着，来到了“C-30”。拉家当的车也到了，直接开进了院子里。“虽然荒凉点，但路平、方便。”刘克瑞想。

　　每家每户都发了矿泉水、馒头、鸡蛋、牛奶。卸完车，进屋一看：一张铁床，一个炉子、两袋煤，一袋米、一袋面、一桶油。水电都是通的，插上电炒锅，切了几个从老家带来的洋芋，很快，便做好了一顿洋芋面。

　　打开铺盖卷儿，往铁床上一铺，一个家就算安顿好了。

　　这一晚，刘克瑞一家兴奋地在灯下整理各类家什，一直到深夜。

　　蔚蓝

　　刘克瑞对移民两个字并不陌生。虽然，他并不知道，在他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从秦汉时期的军事移民，到唐宋时期党项人的两次内迁，再到元代的大规模政策性移民，乃至明清两代，千百年来，移民开发的历史从未中断。

　　刘克瑞的奶奶姓刘，爷爷是上门女婿，姓谢，两人一直没有子女。1929年前后的一天，村里来了一个货郎。货郎的担子上，一头挑着针头线脑，另一头坐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小男娃——这是货郎的二儿子，为了不让娃饿死在家里，带着他出来混肚子。

　　奶奶用一袋面粉，换了这个挑在货郎担子里的男娃作养子，取名刘文山。刘文山育有8个子女，刘克瑞在六个男娃中排行第五。

　　刘克瑞不太善于表达。但“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这句话，他说得流利而顺畅。他知道，他的老家早就因为这句话在联合国出了名。

　　对于旱的记忆，作为长子的大哥刘克勤痛彻心扉。“跺开一粒黄土，半粒在喊渴、半粒在喊饿。”直到多年后，刘克勤仍时常重复一个梦：已近立夏，仍没掉过几滴雨，麦苗耷拉着，用手指轻轻一捻即成碎末。站在地边，自己也成了一棵被太阳炙烤的麦苗，水分一点点脱离他的身体……

　　蔚蓝，可以是大海，可以是天空，但也可能是噩梦的颜色。

　　直到现在，只要听到有人赞美固原的天空特别蓝，刘克勤仍会觉得浑身不得劲儿。是！天越蓝，太阳越大，就越不下雨。

　　西海固人关于旱的噩梦，就是蓝色的。

　　“西海固”3个字，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联合国很有名，地图上找不到，却一直是中国贫困的代名词。

　　西海固最初为宁夏南部山区西吉、海原、固原的合称。1953年至1955年，曾短暂设立过“西海固回族自治区”。此后，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化，西海固范围几经变迁，逐渐成为宁夏中南部9个贫困县区的代称，占据了宁夏地理面积的65%。

　　在中国地图上，宁夏犹如瀚海中游弋的一叶扁舟，南北狭长，中部略宽。黄河从宁夏小舟的左舷中部切入，自西南流向东北。北部平原沟渠纵横，稻香鱼肥；而超越宁夏“半壁河山”的西海固，则是丘陵起伏的黄土高原区，以及被毛乌素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夹击的荒漠戈壁。

　　在西海固，水代表着财富，有无水窖是衡量贫富的重要标准。上门提亲，只要男方家里有两眼水窖，那就多半是门好亲事。

　　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连各种生灵都是苦命的。

　　对水的味道，动物比人敏感得多。淘水窖时，那些渴疯了的野兔子，闻到水的气息跑过来，赶都赶不走。水窖里的水，并不是清冽的甘泉，而是混浊、苦涩的黄泥水，这些在很多地方连洗手都嫌脏的苦咸水，人们甘之如饴。

　　刘克瑞生于1973年，那是一个大旱之年。那一年，在僻远的西海固，大哥刘克勤第一次见到了很多汽车。部队的汽车排成长龙，给群众送粮送水。拉水汽车在路上跑，鸟儿跟着在空中飞，家畜也围着车觅水。拖拉机耕地的时候，从柴油桶往出抽油，渴极了的麻雀竟飞蛾扑火般飞过去抢喝柴油……

　　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积极的救灾举措，刘克瑞不知道是否还能活在世上。

　　刘克瑞的记忆里，天旱窖枯的景况，每隔几年都要重复上演。

　　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至1960年、1972年至1973年、1991年至1993年，西海固地区都出现罕见大旱。1982年夏天，宁夏西海固地区和甘肃中部遭逢大旱，国务院、自治区组织运水长达半年，国家仅补助运水经费就达数千万元。

　　干旱缺水给这里的风土人情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不少地名透着干涸，比如旱天岭、喊叫水；很多地名寄托着祈盼，比如上流水、下流水、三滴水、红城水。就连“花儿”都唱出了焦渴：“沟岔里的水干了，我的嗓子干得冒火了。”

　　山河如是，何以活人？

　　“吊庄”

　　刘克瑞的大哥刘克勤，第一个要搬出这旱天旱地。

　　1982年，国务院决定实施“三西”农业建设项目，以从根本上解决宁夏、甘肃两省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即定西、河西、西海固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

　　1983年9月，“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进一步提出“有水路走水路，有旱路走旱路，水旱不通另找出路”的方针。宁夏党委政府制定“兴河套之利，济西海固之贫”的政策，动员贫困群众搬迁到资源更为丰富、有灌溉条件的荒地上进行开发性生产建设。

　　这一年，刘克勤33岁。一天中午，村里的大喇叭突然响起。声音嗡嗡隆隆的，但有一句他听清了，说愿意“吊庄”搬迁的可以报名。

　　消息如平地惊雷，带来的震动不小于几年前的包产到户。刘克勤早已过厌了赶着毛驴走十几里路到深山驮水的日子，他搁下搅团饭碗，边往出跑，边提满是补丁的布鞋。

　　村委会已经聚集了一些人。要搬去的地方，一开始说是“南山台子”，后来又说叫“大战场”，在中卫、中宁一带。“不管哪，肯定不是啥好地方！”“要是好，人家川区人早都占了，还能轮到咱们西海固人？”

　　刘克勤报了名。老支书提醒他：“娃娃，你要想好！搬出去就没有回头路了。”

　　倒是老岳父早些年曾赶着骡子在中卫一带驮过盐，鼓励他说：“从中卫出来，往西海固走的方向有一片地方很开阔，你们搬过去，要是过好了，我也去享享福。”

　　收完稀稀拉拉的麦子，正往晒场上背，消息来了，他落选了，只能等第二批。

　　那一夜，没有上过一天学的他，第一次体会到了名落孙山般的失落。他和有着同样遭遇的张鸿军密谋到半夜，准备做一件疯狂的事儿。

　　第二天，每人背上一袋炒面，他们出发了。临行前，妻子对他说：“你去看看，那地方长不长草，只要是长草，那就长庄稼。”

　　一人一辆自行车，推一阵、扛一阵、骑一阵，直到上了109国道，一路向北疯骑。

　　当晚，直到看不清对面的人影时，他们来到了海原县李旺乡，找家车马店，把嘴搭到水桶沿上灌了一肚子凉水，就着吃了点炒面。次日，天不亮便上路，中午进入中宁地界，一边骑行一边打听。骑饿了就往嘴里追一把炒面，面里没有一丝水分，越吃越渴。

　　正午的阳光如火炉般炙烤着大地。一棵柳树下，有老两口推着一车西瓜在卖。看到两个衣衫褴褛的后生，得知他们为了一个“吊庄”移民的指标，骑自行车跑了两百多公里路，就送了他们一个西瓜。

　　“那两个老人，咋就那么好！”年逾古稀的刘克勤至今心存感激。

　　夕阳西下时，他们终于在二泵站找到了马东海。当时，扬黄工程刚刚通水，各迁出乡镇抽调干部到移民点工作，马东海就是负责他们乡镇搬迁工作的。

　　看着两个后生脸上一道道汗迹泛着盐碱一样的白色，马东海说：“既然你们两个有这么大决心，那就把你们也列到第一批！”

　　就这样，刘克勤和张鸿军留在了大战场。

　　“大战场”名称的由来，与宋元丰年间的一场战争有关。大将刘昌祚带领军队在今大战场西面的米钵山山麓与西夏军交战，获大胜。其地史称“元丰战迹”，百姓俗称“大战场”。

　　据考证，盛唐前后，这里曾经森林茂密，由于地处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常有商队往来停留。后来，战乱频繁、人为破坏，林木被采伐，生态失去平衡，加之腾格里沙漠侵袭，渐渐被黄沙覆盖。

　　刘克勤眼前的大战场，完全是一片沙漠戈壁。风一起，刺沙蓬就跟“流浪汉”一般在戈壁上滚动。不时还有龙卷风形成，一道道上顶天、下抵地，耀武扬威般来回游荡。

　　1977年，水电部批准修建固海扬黄干渠，沉睡千年的土地有了被唤醒的可能。1983年，中宁县成立中宁固海灌区开发指挥部、固原县成立固原“吊庄”指挥部。

　　刘克勤到来时，干渠尚未开口灌溉。指挥部划给刘克勤三档子土地，两条渠之间算一档子，一档子7亩，总共21亩。所谓的土地，其实就是一个个小沙丘。

　　“公家提供推土机，大样子推出来，我们再用架子车拉土平田。”刘克勤说，这一干就是半年，一直到土冻了，才回到酸梨沟。

　　1984年开春，刘克勤早早来到大战场。挖一个坑，搭上烂椽子，刺沙蓬、马莲草往上一盖，就成了地窝子。这是他在这里的第一代“房”。

　　当年，水通得晚、地也没有完全整好，刘克勤便在两亩地里试验性地撒上了秋粮作物——糜子。长势比预想好得多，一亩地能收200多斤。

　　1985年，刘克勤举家搬往大战场。春灌之后，他种了十三四亩小麦，种子是指挥部发的小麦良种——永粮四号。夏天，一下子收了4000多斤小麦。

　　“在老家，雨水最好的年份，也没见过能打这么多的麦子。”每每想起这个丰收的秋日，刘克勤就觉得，所有的汗都没有白流，所有的苦都没有白受。在老家，一亩地只能收几十斤粮，撑死也就一百来斤。而在这黄河水浇灌过的土地上，一亩地轻轻松松就是几百斤粮。

　　“一下子就传开了。刚搬上来的人，都拿老家的瘪麦子换这个种子。”刘克勤家的条件算是最好的，作为最早的拓荒者，他从老家拉来了3头牛。而大部分早期“吊庄”移民，所有的家当，只有一口锅、一卷烂铺盖。

　　“刚搬来那会儿，政府鼓励种树，树苗免费给，只要你栽，敞开供应。”三档子地的渠沿，刘克勤把树苗栽得满满当当。

　　两三年后，有的杨树已有胳膊粗，刘克勤就用这些杨树做椽子，盖起一间房。水得用架子车推着油桶从五六公里外的泵站运来。怕水渗漏浪费，腾出做饭的大锅，在锅里和泥，盖起这间简易土坯房。

　　无论如何，这算是真正安定了下来。

　　挪活

　　刘克瑞的兄弟姐妹中，除了二哥刘克俭从宁夏农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固原市工作，其他几个兄弟，都成了宁夏123万移民中的一分子。

　　三哥刘克荣生于1962年，比大哥刘克勤小13岁。划分土地时，刘克荣也分到了三档子沙地。后来，老四刘克贵成家时，在地头上盖了房，这三档子地也就给了他。刘克贵成为酸梨沟刘家又一位移民大战场的家庭成员。

　　大哥“吊庄”移民的那一年，刘克瑞11岁。刘克瑞后来去帮大哥收过麦子：“那时候觉得，大战场一点都不好，漫天的黄沙。”

　　每天早上醒来，门都被沙堆堵住，得几个人合力推开个缝，才能让一个人挤出去把沙子刨开。四面的景致完全一样，只有风滚草在脚下呼呼地跑。

　　风吹沙子跑，抬脚不见踪。一刮大风，路就没了。放学的孩子们时常迷失方向，等晚上看到村里点点灯光摸回去，都过了10点。

　　这样的生存环境，逼退了很多人。

　　有人走，就会有人来。1997年，刘克荣34岁。这十几年，他辗转新疆等地打工，春种秋收才回老家操持庄稼。刘克勤回老家帮忙碾麦子，刘克荣问大哥：“大战场那边有合适的地转让吗？我给娃娃置一档子。我们这一代也就这样了，可不能让子孙后代再待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了。”

　　“刚好有一家子要转，三档子地带一间小房子，4万块钱。你快上去看去。”

　　东拼西凑，先付给对方2.6万元。剩余1.4万元，第二年一次付清。

　　正赶上宁夏土地第二轮承包登记，刘克荣把这些地登记在了大儿子名下。他们，也成为宁夏百万大移民的一部分。有别于政府有组织的移民搬迁，像刘克荣这样的移民，被称为“自主移民”。

　　在大战场，一亩地的转让价最高达到2万元。“两家写一个字据，叫个邻居见证一下就可以了。也从来没听过有什么纠纷和争议。”刘克荣说。

　　前不久，当我走进这个牛哞羊咩声相闻的农家院落时，牛棚里，一头西门塔尔母牛刚刚做了妈妈。“是头小母牛，养上三个月，就值1万块钱。”刘克荣喜滋滋地说。

　　穿过后院，三档子地里，玉米长得正旺。院子后面就是地，地头上就是家院，一点冤枉路不用跑。在老家，去地里得下沟上山，一两个小时都走不到。就算种出了庄稼，也背不回来。

　　为便于管理，1987年固原县和彭阳县分别成立大战场乡人民政府和马家梁乡人民政府，这两个乡成为距离县城近200公里的一片“飞地”。2000年1月，两个乡移交属地中宁县管理。2003年7月，原马家梁、长山头、大战场三乡合一，组建成大战场乡。2011年，撤乡设镇。

　　冬天，刘克勤和老伴住在大战场镇兴源家苑居民小区，有集中供暖，屋子温暖如春；夏天，他们搬回自己原来的院子，享受田园生活。大儿子刘治国大学毕业后在新疆工作，如今已成为企业中层。

　　现在的大战场镇，是中卫市中宁县最大的一个乡镇，经济活跃。余微和刘克勤是邻居，曾作为社区工作人员做过人口普查，对镇上的情况非常熟悉。她悄悄对我说：“刘叔的女儿女婿生意做得好着呢！”

　　振兴

　　作为家里的老五，刘克瑞只比大哥的大儿子刘治国大两岁。

　　从学生时代起，刘克瑞便见证了大哥一家“吊庄”移民之路的艰辛。直到多年以后，家庭的重担落在他的肩膀上，刘克瑞才真正理解了当年大哥为何要跑到一个连雀儿都不落的地方，去受那份罪。

　　相比几位哥哥的经历，2012年，刘克瑞和弟弟刘克银移民红寺堡时，各方面的条件都好太多了。

　　“一来就有54平方米的房子，还预留了宅基地。”刘克瑞说。

　　从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决定实施“三西”扶贫开发以来，宁夏从中南部地区向引黄扬黄灌区、县内有条件饮水灌溉的地方，探索了集中安置、就近安置、劳务安置、插花安置等多种搬迁安置方式，先后实施6次大规模移民，累计搬迁123.26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接近农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越来越强，积累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移民政策也更加完善。但即便如此，开始时，很多人还是不太适应，毕竟得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弘德村的土地不多，人均只有一亩地。大部分人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搞绿化、栽葡萄苗、种枸杞，或者到蔬菜基地种菜。这批搬来的人多，所以工价较低，一天也就五六十块钱，上了年纪的，人家还不爱要。

　　“在老家，割麦子的时候天最热，顶多也就二十七八度。到这边，中午就得三十七八度，高了近十度，上年纪的容易晒晕，人家雇主也要承担风险哩！”刘克瑞说。

　　路平了，水甜了，居住环境改变，吃喝不愁。但跟老家相比，过的还是穷日子。

　　2014年，弘德村贫困发生率高达88%，村中常住人口1522户6444人，建档立卡户就有1036户4497人，人均年收入仅1800元。

　　就是在这一年的中秋节后，刘克瑞经历了人生最大一次变故。打工路上一场车祸，让他右腿粉碎性骨折，还断了5根肋骨。

　　“伤得太重了，医生说要是在前些年就得截肢了。”医学的进步，让刘克瑞重新站了起来，但医疗费成为他的沉重负担。在医院躺了一个月，出院后时间不长，儿媳妇又产后大出血，花掉1万多元。

　　就在这一年，弘德村将全村6700亩土地全部整合流转给企业，村民们每年可以拿到流转费357万元。

　　最重要的是，有了集中连片的土地，就有了集约化发展种养殖业和工业企业的平台。这样，弘德村就有了走“合作社+公司+农户”、实现村民从个体经营向集约发展、共同受益转变的可能。

　　通过招商引资，村里引进了七八家龙头企业。依托周边的葡萄种植基地、饲草基地、健康产业园、光伏农业基地，以及红寺堡产业园内的工业企业，村里2300多人都找到了稳定的活计。全村一年务工收入超过3450万元。

　　但刘克瑞不行。自从出了车祸，刘克瑞就干不成重活了。2018年，他重拾在老家养牛的传统，当年买来的一头基础母牛，陆续产下两头小牛。

　　村里很多人都想养牛。可是，要是“家家点火、户户冒烟”，让整个村到处都弥漫着牛粪的味道可不行。村支书任军带领大家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入驻“飞地”养殖园区。

　　从村里出来，驱车十几分钟来到一片旷野。蓝色的养殖棚与瓦蓝的天空融为一体，几千头肉牛正悠闲地晒着太阳、咀嚼着草料。

　　2019年，刘克瑞的儿子刘治海成为肉牛养殖场的一名投料员。装载机被这个精干的小伙子玩得像个硕大的玩具，稻草、玉米按照配比装进投喂设备。设备很智能，自动显示各种饲料的重量。

　　这一年，弘德村肉牛养殖数量超过1700头，贫困户分红456万元。刘克瑞入股5万元，拿到8000元分红。

　　2020年，400多户村民抢着报名入股。刘克瑞贷了5万元贴息贷款，自筹2万元，在“飞地”肉牛养殖园区认领了4头牛，由园区托管代养。次年分红，全村“股民”共分得760万元，刘克瑞拿到2.3万元。

　　村部旁，新建起一座村史馆，刘克瑞的儿媳妇海小荣当起了讲解员。走进村史馆，不管是移民时从老家带来的老物件，还是村里的新特产，不管有声的讲解，还是无言的陈设，都在讲述着一个主题——变迁！

　　移民搬迁这些年，层林染绿了山头，自来水接到了灶头，4G网络覆盖了墙头，光纤宽带扯到了炕头，致富路连通了外头，公交通到了村头。

　　“好日子还在后头！”

　　刘克瑞请当地的书法家把总书记的这句话写了下来，端端正正挂在新建茶馆的墙上。

　　沏上热茶、端上西瓜，乡亲们讲述起什么是“今非昔比，恍如隔世”。

　　“半夜起来去翻山，翻过一山又一山，鸡叫天亮找到水，回家太阳快落山。”59岁的海学山道出了过去找水、驮水的艰辛，而如今，“自来水压到了缸沿上，水龙头一拧，哗啦啦淌”。

　　“逢点雨下点雪，土路就成了烂泥滩，大人出不了村，小孩上不了学。”73岁的李银春摸着胡子说，“现在油路通到家门口，下雨也能走，下雪也能走！”

　　大家七嘴八舌。刘克瑞的六弟刘克银说：“以前只有一个赤脚医，有时下地干活还找不着人。如今出门就是卫生院，拿卡一刷，该吃啥药吃啥药。”

　　邻居李林说：“老家上学得翻山，摸黑要跑6公里。现在学校就在下巴颏儿底下，要多方便多方便！”

　　问起乡亲们还有什么新要求，更美的村庄、更好的医疗、更优的教育、更丰富的文化……村民们的新诉求，既指向“硬支撑”，也指向“软基础”。

　　民之所呼，政之所应。村里修了地下排水，建民宿、做餐饮……补齐水、电、路、讯、污水管网、垃圾处理等“硬短板”，提档升级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软设施”。

　　在中国，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有近千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这部分曾经最困难的群体，如何防止返贫，推进乡村振兴，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红寺堡，这个全国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安置区在求索！宁夏，这个移民比例高达六分之一的省区在实践！

　　这段时间，刘克瑞成了弘德村、红寺堡乃至百万移民的“宣传大使”。他的微信朋友圈里，有膘肥体壮等待出栏的肉牛，有广场上骑着滑板车的快乐孩童，有标准化足球场上的动感身影……还有万木葱茏、苍葭碧水的酸梨沟。

　　您没看错，就是万木葱茏、苍葭碧水的酸梨沟！

　　移民搬迁后，当地专门编制规划，因地制宜修复生态。数据显示，固原市森林覆盖率已从实施移民工程前的不到3%，提高至如今的30%。

　　随着小气候的持续改善，固原市降雨量由退耕还林前的年均200毫米增至600毫米，部分县区达到1000毫米。

　　酸梨沟以前有个“淤地坝”。草和树长起来后，无土可淤，“淤地坝”成了一个芦苇飘荡的水库。

　　让刘克瑞没想到的是，曾经拼命逃离的地方，成了他们心头的美丽乡愁。刘家的祖坟就在酸梨沟的不远处。他们相信，祖先们会守望着这片越来越绿的土地，看荒塬成风景。

　　《光明日报》（ 2022年06月10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