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奈

　　《梁山伯与祝英台》、《杨家将的故事》、《白蛇传》、《愚公移山》等千古流传的民间故事，塑造了中国民间的传统价值观，也反映了长久以来故事在口口相传中折射的价值认同。民间故事有着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和自由度，丰富着百姓们的生活，人们从中汲取营养，每个人的喜怒哀乐都能在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里得到释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施爱东在多年的研究中，从故事学、谣言学、民俗学、学术史等方面深入探究民间故事中的规则与结构。为什么故事一旦开始，就会自己生长、开花、结果？时代给予了故事怎样的营养？那些流传已久的民间故事有哪些“基本套路”？这些无疑都是民间故事在中国这片土壤中生存的必然要素。施爱东的《故事法则》一书，则较为系统地为读者阐述故事的奥妙以及研究方法。对读者来说既是对以往所熟知的民间故事的梳理，也是对于中国百姓、民间，甚至人类美好愿景的反映。

　　民间故事的逻辑看似与生活逻辑一样，实际上却不是一回事，平常的事件不能成为故事，能成为故事的一定是反常的事件。这就让很多故事看起来，与我们是那样的接近，实际上却很遥远。这些故事中不是有着人们共同的情绪，就是有着共同的愿望。比如为什么人们偏爱大团圆结局？不只是中国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喜欢完美的团圆结局这背后究竟反映了什么？《故事法则》中专门有一章讲述“大团圆何以成为元结局”，向人们剖析团圆结局背后的道理。

　　在施爱东的一项调查中发现，200则意大利童话中，至少有150则是以大团圆收尾的。毛姆认为对婚礼大团圆结局的热衷是一种深切的人类本能。约勒斯认为大团圆遵循的是一种朴素的故事伦理。可见对大团圆结局的追求并非某一国某一种文化下特有的，而是世俗性、人类性，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这种大结局式的结尾，长期遭受艺术家们的批评，认为这样的情结简单粗糙，没有思想内涵。然而，在故事中人们却总能体会到大团圆结局给人带来的终极享受，一种在世俗层面上完满的享受。施爱东将这种迎合了世俗愿景或想象的终局称为“元结局”。

　　在人们惯常的思维中只有大团圆的结局，才能让故事圆满。清代戏剧家李渔就提出过“团圆之趣”一说，他阐述了团圆结局的意义，无论什么样的故事，主角遭遇了什么磨难，大家都可以放心，故事最后一定是皆大欢喜。“悲欢离合”最后的落点一定会在这个“合”字上。人们只需要将焦点放在故事的曲折离奇以及起承转合上就可以，这种设置让大多数故事都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既不会给写作者造成多大的困难，也不会给读者造成阅读上的情绪难题，总能在团圆的结局中将之前积蓄的不满释放掉。不过，这种稳定的结局，也使得众多的民间故事显得单调。那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结局千篇一律，人们甚至都能总结出一些固定的套路和情节设置，以至于看个开头不光知道结尾还知道中间的剧情，这就让故事失去了生命力显得乏善可陈。

　　知识分子批评这种大团圆的结局，认为这些故事与现实脱节，透露着思想的愚昧和守旧。而通过施爱东对民间故事、戏曲的研究我们发现，知识分子很少会去了解这些民间故事、戏曲根植的土壤。这些故事在民俗中有着很强的社会功能，一些民间故事表达的场景，往往和人们的节日、庆典相连接。丰收、年节、堂会、庙会、婚嫁，甚至是丧葬，基于民间故事表达的戏曲往往都会作为重要的助兴手段。这时为了适应现实戏曲往往喜字当头，团圆成为了必备的结局。

　　另外在乡土社会中，民间故事和戏曲还担负着伦理教育的重要责任，在古代社会中并非所有人都能受到教育，那些流传的故事和戏曲担负的就是对民众最基础的价值建设。故事要好看就得有张力，戏曲就得有冲突，在伦理道德的大框架下，冲突总是在善与恶、忠与奸、正与邪之间展开，无论斗争的如何激烈，最终都要回归伦理的“天道”。要让人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或许现实中常有是非颠倒、无可奈何的情况，但在民间故事和戏曲演出中绝对不会出现。混淆是非观念是民间故事中不能出现的情况，人们需要在这些故事中引导一种“正能量”。

　　在乡土社会中，悲剧并不太受欢迎，书中总结人们不喜欢悲剧的最大原因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给人看”，这虽然与现实更为贴切，也带着一种深沉的思考，更有一种“高级感”，但在文化较低的人群中容易造成价值观上的混乱。因此，对于故事的深思，还要考虑到故事应用的场景，去了解故事之所以流传下来的现实意义。这并不是纯粹的文学行为，而是满足生活、社会活动的需要。团圆的乐趣，需要在场景中体会，只要了解了背后民间文化与现实诉求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那些民间故事中真正的含义。（刘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