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庆杰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上世纪80年代，我中学毕业后，曾在一个村办小学当过几个月的代课老师。那是个比较偏僻的小村，校名来自村名，后屯小学。
那天刚上课，刘晓丽忽然带着哭腔站起来说，老师，我的钢笔不见了。
我见过刘晓丽的这支钢笔，全金属外壳，应该是全班最好的一支钢笔。据同学们说，这是刘晓丽上学期期末考了全班第一名，在供销社当主任的爸爸奖励给她的，价值十二元。这个价格，是我这个代课老师一周的薪水。我用的钢笔，才一元冒头。
那时，我正读《福尔摩斯探案》，自认为学到了很多破案的道道，对破获这个“案子”很有信心。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一个“破案”妙招在我的大脑中成形了。
我走上讲台，用黑板擦在桌子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教室里顿时静了下来。我紧绷着脸皮，面无表情地说，同学们，谁拿了这支钢笔，我很快就能知道，主动坦白上交的，可以从轻处理！
几十双眼睛充满迷惑地望着我。
我目光威严地扫了大家一眼说，我数一二三，大家都闭上眼睛，拿了钢笔的同学，可以趁这个机会，将笔扔在地上。
我喊：一！二！三！
看到大家都紧紧闭上了眼睛，我也闭上了双眼，只是留了一条缝，悄悄观察着全班同学。同学们都闭着双眼，一动也不动，有的嘴角还挂着笑容。只有吴小天，他忽然将眼睛睁开，先看了看讲台上的我，又左右看了看，犹豫了一下，又把眼睛闭上了。
好了，大家睁开眼睛吧！
我叹了口气说，很遗憾，那位同学没有珍惜我给他创造的这次机会，那么，大家继续听我的口令。
起立！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
同学们虽然不知道我整的哪一出，但都随着我的口令动了起来。我居高临下，看到绝大多数同学都像做游戏般，面带笑容，只有吴小天有些异常。第一次“向右转”时，他左顾右盼，看到同学们都转过去了，才匆忙转了过去。“向左转”时，他竟然转错了方向。
我让同学们都坐下后，先把吴小天的同桌尹大兴叫了出来。
在教室外的一棵树下，我问尹大兴，你知道吴小天的家庭情况吗？
尹大兴点了点头，把吴小天的家庭情况说了一下。
我说，好的，你回去，把赵长英叫出来……用了半个小时，我在教室外约谈了十位同学，内容都是了解吴小天的家庭情况。
我知道，这些同学回到教室后，都会盯着吴小天看，还会窃窃私语。这一切都会给吴小天的心理造成无形的压力。我对吴小天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他的妈妈和爸爸离婚，改嫁到邻村，爸爸再婚时，后妈是带着两个孩子嫁过来的，对吴小天基本是不管不问。吴小天的亲妈有时会来看看他，但经常引起他后妈的不满，两个女人曾在村头对骂一场……
最后，我约谈了吴小天。
吴小天又矮又瘦，头发像鸟窝，裤子的膝盖处打着补丁。他站在我面前，低着头，不时偷眼看我一下，当与我的目光相遇时，又慌乱地躲开。
吴小天，你把刘晓丽的钢笔交出来吧？我已经稳操胜券。
他吃惊地抬头看了我一眼，坚决地摇了摇头，大声说，老师，俺没拿！
他的反应出乎我的预料，我不由得有些恼怒，叱道，你再说一遍！
俺没拿！
我没想到他的态度竟然这么强硬，真是低估了他。我放缓了口气，拍了拍他瘦瘦的肩膀说，吴小天，你的家庭情况我了解，我个人也非常同情你，但是，这不是你拿别人东西的理由……
老师！俺没拿！他打断了我。
我强忍涌上来的怒火，耐着性子继续开导他：我会对同学们说，钢笔是我在外面捡到的……
老师，俺没拿！他又来了一句，斩钉截铁。
我的忍耐达到了极限。好！既然你不听老师的话，那就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了！
他抬起头来，愤怒而又恐惧地看着我说，反正俺没拿！
吴小天回教室后，我在外面转了几圈，极力让情绪稳定下来。
我回到教室，让学生们同桌之间互相翻看书包和铅笔盒，我站在讲台上监督。当然，我的目光主要盯在吴小天那儿。
吴小天双手死死地抱住书包，不让尹大兴搜。尹大兴只好向我求救。
我冷笑了一声问，吴小天，你不是没拿吗？干吗还怕搜？
吴小天倔强地看了我一眼说，是俺自个儿买的！这种钢笔只许刘晓丽有，俺就不许有了？说着话，吴小天从书包内取出钢笔，高高地举在手中。
全班同学都静了下来，目光都集中在他手中的钢笔上。那支钢笔通体金黄，散发着微弱的光芒。
我几步走过去，一把夺过他手中的钢笔说，人赃俱在，你还敢抵赖！
这是俺自个儿买的！说完，他低声抽泣起来。
我放慢了语气说，刘晓丽这支钢笔，是她爸爸给她买的，全班同学都知道，这支钢笔是谁给你买的呢？
吴小天停止了哭泣，梦呓般回了一句，俺自个儿买的。
那你的家长知道吗？钱是从哪里来的？
吴小天慌了，紧张地摇了摇头，脸上溢满了汗水。
尽管事情基本尘埃落定，但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想去吴小天家核实一下。那时候农村学校都是每周上五天半的课，周六下午和周日休息。今天是周六了，我不想把事情拖到周一。
我打听着，刚走到吴小天家所在的胡同口，吴小天就从后面追了上来。他拦住我说，老师，俺错了，求你别告诉俺爸妈，他们打得很疼。
他瘦小的身子，恳求的小脸，和刚才的倔强判若两人。我叹了口气说，吴小天，你要早承认多好，我还能在同学们面前保住你的面子，唉……
我自然没去家访，我不想给这个倔强又可怜的孩子雪上加霜。
周一早上，我刚到学校，刘晓丽就把我拉到门外说，老师，我们冤枉吴小天了，那天是我把笔落在家里了。说着话，她递给我两支一模一样的金黄色钢笔。
我一下子懵了。
刘晓丽说，吴小天很喜欢这支钢笔，说过一定要买一支的，我以为他也就是说说……我爸爸猜想，这一定是他亲妈悄悄给他买的，他不想让别人知道。
一种深深的愧疚和心痛油然而生，我痛恨自己。我几步走进教室，我一定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还吴小天一个清白，真诚地向他道歉。可是，教室里没有吴小天的影子。我派尹大兴去他家里找，才得到一个消息：吴小天走了，他被舅舅收养了。从此之后，将在那个生养了他母亲的村庄生活、学习。
几天后，以前休产假的老师回来了，我的代课老师生涯也结束了。据说，那支钢笔在讲台的桌子上放了好几个学期，吴小天一直没有来拿。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起起落落，但内心始终对吴小天怀着一份愧疚，这份愧疚，成了我心中一块化不掉的块垒。
很多年后，我再次见到吴小天时，他已经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我终于有了机会，和他谈起当年的“钢笔事件”，并送上迟来的道歉。
已经年近不惑的吴小天笑着说，老师，当年你并没有错，那支钢笔，确实是我拿刘晓丽的……那时，我特别犟。说着话，他竟然脸红了。
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问，不对吧？后来不是刘晓丽找到了自己的钢笔吗？
吴小天收起脸上的笑容，郑重地说，那是她爸——供销社刘主任为了保护我，又买了一支。
我心中的那个块垒，一瞬间融化了，一股暖意弥漫了全身。
那个刘主任我只见过一面，中等个，胖胖的，见人不笑不说话，一笑两只眼睛就眯成一条缝儿……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