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行超

　　沧海桑田，“苏沧桑”这个名字，似乎天然地赋予了作家一种如影随形的独特气质：柔软的、优美的、抒情的，却自有一种生命的慨叹贯穿其中。《千眼温柔》《银杏叶的歌唱》《一个人的天堂》《风月无边》《所有的安如磐石》，这些散文集的名称，一次次昭示着这位江南女作家对于“美”的追求，也正是在这种追求中，苏沧桑的散文逐渐成为当下美文写作的典型代表。

　　苏沧桑的散文新著《纸上》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以中国南方珍贵的“非遗”文化、手艺行当、风物人情为基本元素，写丝绸、茶叶、戏曲，写纸、写蜜、写酒、写船娘……所写之物，自带一种中国古典之美。苏沧桑的文字不疾不徐、典雅蕴藉，正如她所塑造的那个物质世界一样，“充盈着水汽和灵气”，融汇成一个和谐统一的审美世界。

　　探究《纸上》之“美”，不难发现，苏沧桑笔下事物的“美”并不仅限于自身，更包含了人的主观因素，是“自然的人化”。通过人的劳动，蚕丝抽织成丝绸，毛竹变为了纸张，蜂箱中酿出了蜜，千亩茶园一片清新的嫩绿……作者耐心描摹了“美”的产生过程，注目于创造美的过程中那些普通劳动者所倾注的巨大心血与付出。于是我们看到，为了造出失传已久的开化纸，朱中华尝遍人间艰难，捞纸师傅徐洪金在纸浆水中浸泡了45年的手掌，“比白纸更白”；经年累月的采茶，让祝海波的岳母、黄建春的妻子练出了“一双蝴蝶般在茶尖上飞舞的手”，“每一个指甲都被茶汁浸染成了黑色”；靠天吃饭的养蜂人，如吉普赛人般流浪天涯，步步惊心。沈建基曾经被酷暑中暴躁的蜜蜂蛰了100多个包，险些丧命；郭靖曾被蜜蜂蛰进脖子上的一根血管，中毒昏厥……“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精神向往，对于美好事物的描摹，更是一代代作家共同的追求。只是大多数时刻在“美”的面前，我们一味地欣赏、享用，无心探究“美”的来路，更不知在“美”的背后，竟然蕴藏着如此的惊心动魄。

　　朱光潜先生在谈及“美的本质”时曾说：“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态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性质。”的确，真正的“美”必然灌注着某种让人产生共鸣的主观精神，如此，“美”才有可能恒久、才有可能富有力量。《纸上》跳出了单纯对客观“美”的欣赏，而是深入阐释其背后的主观成因。在苏沧桑笔下，比蜂蜜更甜、比清茶更香、比开化纸更珍贵的，是无数普通人的劳动之美、人性之美。

　　《跟着戏班去流浪》一文聚焦基层越剧演员和戏班，苏沧桑“跟着”的不是被舞台光环照亮的著名演员，而是一辈子都可能生活在光环之外的小演员，他们是越剧世界中“沉默的大多数”，但正是他们，聚合成为越剧的根基。演员杨佩芳，生于绍兴一户贫寒人家，10岁不到就跟着戏班流浪，初衷不过是“吃饭不要钱，还天天有戏看”。多年之后，杨佩芳成了当红小生，然而“从那时起，一杯咖啡跟了她一辈子，胃痛跟了她一辈子，孤独也跟了她一辈子”。因历史的误会，她被剧团开除，一代名伶最终成了营业员、收电费的。多年后，对于曾视如生命、又让她遭遇命途坎坷的越剧，她似乎只是变了爱的方式，而“越剧不失传，是她最大的梦想”。《跟着戏班去流浪》中，苏沧桑着力探究的是被越剧之美所遮蔽的人们。正是在这些籍籍无名的演员身上，在这种日复一日的磨砺中，我们看到了更为坚韧、更为恒久，也更令人动容的美。

　　中国文学的美文传统其来有自，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梁启超提出，中国的美文传统有两大起源：一是古代歌谣、汉魏乐府等民间创作，二是《诗经》到建安之前的诗。古典文学中的韵文、诗歌尤其集中体现了美文的特点。五四文学革命后出现的现代白话美文更以其抒情性、审美性，构成了“文以载道”理念的补充与反叛。伴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一些美文作家越来越走向“为艺术而艺术”，甚至走入了学者解志熙所说的“唯美化的偏至之途”。这些作品中，“美”是虚浮、单薄、脆弱的，美成了一道枷锁，束缚住了作家的思想和手脚。与之相比，散文集《纸上》不仅写出了丝绸的精美、越剧的动听、茶叶的清香，更写出了美的“反面”：那些艰辛的付出、粗糙的皮肤、患病的身体、坎坷的人生，它们看起来是“不美”的，但正是这些“不美”的瞬间，才让真正的“美”有了根基，变得可触、可感，进而可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散文集《纸上》完成了美的突围。

　　（作者：行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