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

　　“吾观今之文章之家，每云我有避之一诀，固也。然而吾知其必非才子之文也。夫才子之文，则岂惟不避而已，又必于本不相犯之处，特特故自犯之，而后从而避之。……犯之而后避之，故避有所避也。若不能犯之，而但欲避之，然则避何所避乎哉!是故行文非能避之难，实能犯之难也。”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时的这一段名言，本来是评论文学创作不能一味求异，同中见异才更见高明。以之评论学术研究，也颇为贴切。

　　学术研究当然要重视选题的新颖，但经常是好不容易有了一些想法，检索学术史，却发现他人已着先鞭。未来的学术研究，恐怕拼的不仅是选题的新颖，更重要的是要拼研究的深度、广度与高度。真正高明者其实无惧选题相似，以更高的眼界和更敏锐的洞察力，将相似的选题做得更深入、更有境界，大力推进学术史，遂能避雷同而推陈出新，此即类于金圣叹所言“犯之而后避之”。

　　彭玉平教授的治学，固多新创领域，但尤擅“犯之而后避之”。他的《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研究的对象是词学热点人物况周颐，却能对况周颐的词学本体理论、修择观及批点实践、创作业绩、文献考量、生态考察及其影响之下的词学因缘,均作深入的文献考索和理论阐发，使全书14章，章章不乏创见，殊为难得，其对学术史的深度开掘值得充分重视。比如作者发现况周颐的“重拙大”之论，以厚穆为之本,追求“万不得已”之词心及“烟水迷离”之词境,其间有着独特的结构谱系，与王鹏运此论原本推尊的“南渡诸贤”的关系实有矛盾之处。况周颐在表面彰扬“重拙大”的同时，却暗中对从印学、书学、画学等移植过来的“松秀”说,赋予了自然清疏等新的词学内涵，此虽为其词学暗流,却悄然接续着词体的本色观念。况周颐的“诗余”论，认为词之情文节奏皆有不同于诗的独立文体价值，并非由诗降格以成，是一种崇尚词体而反对传统“诗余”解说的“赢余”论，有力拓展了传统“诗余”说的理论内涵。王国维词学与况周颐词学，以前多将之视为对立面，但仔细对比，发现他们在“清疏沉着”这一关于词之基本特性上有着合流迹象。况周颐曾为刘承干代撰《历代词人考略》，此由今存刘承干日记以及上海图书馆所藏刘承干与况周颐、朱祖谋等人往返信件可得证实，此书不仅更能代表况周颐真实的词学主张，而且书中梳理的词人源流、生平小传、词风评价,实际上构成了现代词史和词学史的雏形。如此等等，可谓新见迭出，触处生春。况周颐研究看似难以置喙，彭著却犯而能避，将况氏研究及民国晚清词学研究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彭著是如何做到“犯之而后避之”的？窃以为“高明之思”和“情境之实”是颇具方法论意义的关键两点。

　　所谓“高明之思”，指思想要具有理论高度，思考问题能站在全局或通观的立场，这样在面对同样命题时不致矮人观场，人云亦云，而能透射思想的锐利和眼光的独到，自成一家之说。比如前人探究况周颐词学理论，多围绕“重拙大”“词心”“词境”花费工夫，很少注意到《蕙风词话》《历代词人考略》中包含着其他诸多新颖的词学观念,彭著则别具只眼，拈出“松秀”说、“哀感顽艳”说、“潜气内转”说、修择观等，极大丰富了况周颐的词学思想和词学格局。如“松秀”说，上引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之语，复辨其与厚、宽、自然、疏俊、风度等之间的关系，最后总结松秀“以自然为底蕴，侧重笔法张弛有度，强调传达清劲之气，主要体现在字面音节和结构脉络中”。这既是况氏词学研究的一大创获，也为中国词学增添了一个新的范畴和术语，意义非凡。其实即使“重拙大”“词心”“词境”等看似耳熟能详的术语，学界也多扪盘扣烛，雾中观花，彭著则能从况周颐词学整体来思考，在词史源流中确立其位置。如他指出晚清与宋末相似的“末世”情怀与审美特点是“重拙大”说提出的现实背景,故况周颐以梦窗词为切入点的“重拙大”说，乃遥接周济由梦窗而臻清真浑化之论，近契晚清风行南北的梦窗词风，但与况氏整体的词学谱系及晚清民国词学时显背离，彰显出晚清民国词学的一条重要源流和主流谱系，因此对况周颐“重拙大”说的梳理，就兼备了词学史意义。

　　当然，再高明的理论，如果只是从理论到理论，停留在较虚的抽象辩证的层面，其意义也是有限的。如何有效避免空中楼阁，陷入“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窘境，则非筑之于“情境之实”不可。所谓“情境之实”，不仅指文献的征实，而且指文献语境与生命情感的真实还原。一方面要对原著、原文或某一具体观点有忠实而深度的了解，一方面要对研究对象有“了解之同情”，体会其矛盾之处和言外之意，如此才不致扭曲或遮蔽前人。

　　仍以况氏最著名的“重拙大”为例。彭著注意从文献和学缘两方面清理其发展流变，细析况周颐之语境与“重拙大”之本义，指出重、拙、大三者虽各有侧重各具内涵,但彼此渗透互有关联；其酝酿于周济等人,端木埰初显成说端倪,王鹏运集为一说,而至况周颐始在形式上将其确立为自身词学的核心地位。在况氏的实名著作中，从明面上看，确实给人偏重南宋词的印象；但是在况氏具体的词学批评实践和托名之作中，却展现出另一幅更接近本心的不同面貌。况氏作为“重拙大”底蕴与外象的常用批评术语“厚”与“穆”，即均非限于南宋的范围,而是包括了五代两宋甚至元代等相当广的范围；特别是在托名刘承干的《历代词人考略》中，不仅将“重拙大”并称之说删之殆尽,而且另立以“清疏”为本体特征的“北宋风格”，况周颐的理论门面语与批评实际之间有着相当远的距离。彭著结合况氏的个性指出：

　　况周颐天赋词心,正在清艳疏朗一路,而这种词风落脚点其实也在五代北宋,只是因为在青年时受到前辈如端木埰、王鹏运等的谆谆告诫,才不得不在痛苦思考五六年后转变词风,这同样使得他在撰述词话时,也处于前辈教导与内心信奉的矛盾之中。他敬重端木埰、王鹏运等人,但无法从观念上全力追随,所以只能在诸种实名词话中将“重拙大”等说悬为标杆,但在20余年不断出新的词话中,其实也一直无心对“重拙大”说有更多发明,只是基本上作为一种标签存在而已。而在托名的《考略》等著作中,则再无心理顾忌,直归本心。

　　这种分析综合运用文献学、文艺批评学、性格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化静态的文献考索为动态的生命体贴，使人得以辨明主流门面话语与况周颐自身词学之间的差距及其错位,更好地从整体格局上了解晚清民国词学的主流与潜流、贡献与局限、体系与矛盾等，阅之但觉情境俱实，实有起况氏于九原之感。

　　值得注意的是，追求高明之思与情境之实，似乎是彭玉平教授一以贯之的治学特点。他稍前的一部力著《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研究的对象是更为热门的人物王国维，同样不仅有文献上的追根穷底和情境还原，更有理论上的高屋建瓴和深入研判。

　　（作者：张剑，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