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 翔
最早知道黑丁的名字，是上世纪70年代末大学读书期间收集东北现代文学史料时，得知他青少年时代有“闯关东”的经历，“九一八”事变后逃离东北回到家乡青岛，与萧军、萧红、舒群等人相识，共同投身抗日文学创作活动，并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黑丁辗转到达上海，接续了在青岛的创作活动，并和鲁迅取得联系，在他的指导和推荐下，创作并发表了小说《生路》，显现了与“东北作家群”极为相似的生活路线与创作轨迹。其《九月的沈阳》是现代中国书写沈阳作品中的独特之作，收入《光明》第一卷第七号附录的《东北作家近作集》一书中，1936年9月出版。曾有学者将《东北作家近作集》的书名视为“东北作家群”命名的渊源之一，如此看来，将黑丁归为“东北作家”之说，也非空穴来风。
与现代文学中的同类题材比较，《九月的沈阳》是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对城市反侵略战事的书写、民族武装战斗图景的描绘之作，以记载“值得纪念的一段伟壮的事件”，表达活跃在辽沈地区抗日武装的民族精神与英雄主义气质。作者开篇对沈阳城9月战前景状的铺垫，是独具匠心的。“浑河的水，平稳地流着。沿岸的郊野展开了一片丰盛的碧绿的彩色，高粱，树林，草丛，和野花，在微风里摇摇摆摆地活跃着。”然而到了“如火一般的八月”“沈阳的古老城头，犹似涂上一层黑墨，却高高的矗立着”“这城市是愁闷了，懦弱的灰影笼罩着它的周边，渐渐地它像一个老人失去了生命的健康”“苦难的人们终日在无家的蔽天的茂林里钻动，钻动”；不仅有敌伪以“治安”为由发布的“离城三十公里以内”“高粱限期一律收割”的严令，而且“四城的边门外”周围掘出“一条连接的深阔的沟壕”，两岸“又是满装着丛密的电网”，侵略者的“坦克车，大炮，机关枪，交互地一齐向外推开去”，展现着沈阳社会浓重的殖民况味和民众苦难生活的真实画面。
作者所述“九月的沈阳”，实际是“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城“一个凄冷的雨夜”抗日武装巷战的素描，呈现着现代北方城市战事的惨烈场景：“大南关起着应击的无休止机关枪声，大炮冲着无边的黑暗轰然地叫鸣。”“大南边门外的电网是被折断了。”“街市的灯光熄灭了。大西关张着黑洞洞的大口往外吐着奔跳的汽车……一辆一辆地开足马力，没有制止地用着迅速的步伐，直朝着大西边门那一条大街奔跳。钻出大西边门外去，再转过马路湾，于是，拉着吼声，一辆一辆地便消失在日本站”。战斗持续进行中，“小河沿也起着剧烈的枪声了。万泉园，黄土坑，大东边门外，沿着兵工厂一左一右全充满了肉搏的声音。”“东塔，冲天的火光照红了九月的沈阳”，那是“广大的飞机场与十几架飞机”“被焚毁”。读《九月的沈阳》，使人惊讶出生于山东即墨乡村的作者对沈阳的熟悉。其实，这与黑丁的经历密切相关。当他1914年在原籍出生不久，父亲就为生活所迫，离家独闯东北，落脚吉林磐石，在一家油碾厂打工。及至上世纪20年代末，黑丁也迫于生存，随父来到磐石，在一家杂货铺当学徒。黑丁在《我的小传》中写道：到东北后，父亲患病在身，“他再三表示无力供我读书，我处于绝望之中，只好四处求援，终于在亲友的帮助下我留在沈阳，考取以张学良为董事长的同泽学校文科三年级，并高中毕了业。”“九一八”事变时，黑丁正在沈阳同泽中学读书。“事变那天深夜，黑丁‘在炮火中随着难民群逃入北满的大森林’，经过艰难奔波，才幸免于难回到父亲务工的磐石县。”可见，黑丁对沈阳城市的熟知，源于其切身的生活经历。当然，《九月的沈阳》之主旨，是对抗日武装在沈阳发动的反侵略战斗的礼赞，对日伪军队肆意杀戮的真切揭露。有意味的是，作者一度并未直接记叙抗日武装痛击日伪军的战斗场面，而是用标带引号的“友军”称谓日伪武装，并由这一叙事视角生发开去，以对日伪军的直书径描，轻盈而间接地侧面表现着抗日武装在战斗中的机敏灵活，用兵的神奇莫测，激情中蕴含着从容与悠然，充满了揶揄之风和戏谑之美：
“友军”的枪炮杂乱地响着。但外边每当放过一次枪，便是一阵过度的沉默，这像在等待着什么似的，再就不会轻易把一粒子弹扫射出去。有时，“啪”一声，可是随着这声音，人影镇静地用着熟练的姿势却很快地移向别的地方去了。及至“友军”蜂拥追赶上来，映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空虚的黑暗在加紧地包围着。不是胜利。没有俘虏，也没有战利品。
……
左边，右边，前边，那枪弹像鬼出神没地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友军”，有的就如同疲累了要歇息一般地仆躺在地上。
天黑得厉害，雨毫没有一点停止的意思。每一个“友军”的眼睛里，却始终看不见一个向他射击的人影。只能听着粗野的喊声混杂在雨滴里打抖：
——沈阳的民众，不愿做奴隶一齐起来！
作者对抗日武装战士，又有精彩的描绘：三名战士蹲在“一道矮的土墙顶上”，其中一人举枪瞄准，“痛快地放了一枪”，那“友军”士兵“猛可地把身子一歪斜，一点没有声息地横卧在树底下”“流弹飞过了他们的面前，‘友军’又迫近深巷来了。然而，他们并没有惧怕的想象，火燃烧着他们的心，他们雄壮地站立着依靠在门楼子的角隅上。他们的枪饥饿了”；与敌人展开近战，“枪声沉哑，一片刺刀的交响，猛烈地抖擞着”；当“伪警察局长被一架机关枪掩护着，站在一个墙角上大声”叫喊时，“一种按捺不住的情绪刺痛了”两名抗日战士的心，他们“像两只咆哮的野兽，一个朝着警察局长扑去，一个用手枪在那个把持着一架机关枪的卫兵的后脑上一触，那卫兵应声便卧倒在机关枪旁边……”而后，他们“把持着新从敌人手里得来的一架机关枪”“勇敢地向前突击着”。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抗日斗士何等无畏的风采。
作品对沈阳城内伪军、伪警的书写，具有特殊的意义。东北抗日武装较早关注到对日伪军的争取与瓦解。活跃在东北抗日战场上的中国少年铁血军，便将“唤醒伪国军”作为铁血军战斗口号之一。义勇军将领赵同在《东北义勇军》中写道：“伪军亦是中国人，他们是出于不得已，且常援助义勇军，吾等为增加抗日力量，减少敌人力量，决定与他们接近。”基于这种认识，赵同还创作了诗歌《唤醒伪国军歌》。这与八路军总政治部制定的对待伪军政策是一致的：“对于伪军，估计其士兵与下级军官是被迫而去投日军，应以民族利益的立场，去瓦解和争取，组织暴动以响应我军进击。”这在《九月的沈阳》中有相应的表达。
在作品的结尾，作者以欢畅、灵动的笔触，展示着抗日武装“唤醒伪国军”的成果：“在黎明之前，红袖队排着行列，脱离了铁的羁绊，唱着进行曲，伟壮地向大野奔去了。”作者自注：伪军于芷山部“因为袖子上有两道红条，所以人家都叫他们红袖队”。
《九月的沈阳》在题材选择、叙事结构、情节设计和艺术格调诸方面，都有独特的表现；那种认为黑丁的作品缺乏娱乐性的指责，是对黑丁也是对时代的误读。黑丁的创作无伪饰，不做作，弃奢华，尚本色，显定力，呈现出朴素和本真之美，是值得文学史家重视的。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经黑丁生前精心保存、粗略整理、逝世后出版的《于黑丁选集》（共3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却未收《九月的沈阳》一文，或许是作者担心作品中某些略显晦涩的叙事会使读者产生误解。如今，《九月的沈阳》问世已85年，一代文学家黑丁逝世也整20年，人们不必揣度他在文集中不选此作的因由，但见《九月的沈阳》今天依然放射出生命的光彩。
(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首席专家。此文为该项目成果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