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修复师、古籍修复师、电影修复师……他们，是与时光“交手”的人——
用指尖“复活”珍宝，以匠心留住记忆
编者按
随着考古文博备受关注，文物修复师越来越多地走进大众视野。同样以修复为业的，还有古籍修复师、电影修复师、照片修复师……他们是一群“雕刻时光”的人，小心翼翼地用指尖触摸久远年代和尘封旧物，再现历史，修补记忆，传承文明。在今天网络流行文化的冲击下，他们身上的工匠精神和人文情怀更显动人。让我们走近5位修复师，聆听他们的故事与心声，与您共同感受文明的赓续、匠心的坚守。
【资深修复师故事】
杜伟生：为纸张诊病的“古籍医生”
光明日报记者 王美莹
修复古籍，是门磨工夫的手艺。方寸之间摆满镊子、棕毛刷、糨糊、裁纸刀等工具，在工作台前一埋头，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40多年来，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杜伟生这样度过了无数个日夜。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曾主持过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等珍贵古籍的修复工作。
2012年退休之后，他被返聘回国家图书馆，除了继续做修复工作，还会指点年轻修复师。每个工作日上午，69岁的杜伟生都会赶到国图南区的修复室，这已成为一种习惯。
“人会得病，书也是”
杜伟生清瘦而健朗，神态冷静坚毅。由于长期伏案工作，他落下了颈椎病。
“人会得病，书也是。”杜伟生说，“古人常常把书当作人来看待，书头、书眼、书口、书背、书脊、书脚等，全根据人的身体部位来命名。”随着时间流逝，纸张会老化、酸化、劣化……研究显示，如果纸上的黄斑占比超过60%，保存期限就仅剩50年了。修复师要抢救的就是这类濒危古籍。
在图书馆学、档案学研究中，人们大概发现了200多种食书虫（也称“书蠹”）。它们和青霉、红霉、黄曲霉等微生物都是书的“敌人”。此外，还有一些常见的人为破坏，例如撕皮、缺页，或遭遇水与火的“洗劫”。
敦煌遗书诞生于公元398年，是国家图书馆馆藏年代最早的古籍之一。在修复这些古籍时，杜伟生曾意外发现，一些书页上均匀分布着烧灼后留下的窟窿。看着这些窟窿，他仿佛看见古人青灯黄卷、皓首穷经的情景，以及油灯不小心烧到书页时古人惊慌失措的样子。他觉得，这些细节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越修胆越小，越做越谨慎”
敦煌遗书最初修复时，采用的是行业惯用做法：将纸张搓薄，在后面贴纸，对古籍有一定的破坏。杜伟生说：“那时处于新老修复理念交替时期。接触了越来越多的珍藏古籍、了解了其他可能的修复方法后，我觉得自己越修越胆小，越做越谨慎。”
1987年，杜伟生成了古籍修缮组组长，敦煌遗书修复工作因他的坚持而暂停。1991年再次启动敦煌遗书修复时，他从前辈修复《赵成金藏》以及自己在英国修复敦煌遗书的经历中汲取经验，确定了抢救为主、治病为辅，采取最小干预的原则进行修复，最大限度地保护原作的内容、原料与装帧形式。
杜伟生带领组员以每月180米的速度修复敦煌遗书，一干就是10年。修复中，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种加蜡的硬黄纸，压干后特别容易裂开。经过反复琢磨，他摸索出“分段压平”的方法，成功攻克难题。
另一个绝活，是在修复《永乐大典》时被“逼”出来的。2002年，修复组决定采用不拆页的方式修复《永乐大典》。杜伟生只能把工具伸进古籍中间“掏”着补，并根据感受不断调整。今天，这种“掏补”技法已成为古籍修复的专业技法之一。
“这条路很窄，但是很长”
2007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从事古籍修复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古籍修复涉及文物学、化学、造纸学、艺术学等学科知识，具有交叉学科属性。国图新入职的修复师中，有许多学习化学、造纸等专业的高学历人才。一次，有位年轻同事利用显微镜观察纸的纤维结构，很快得出了纸张材质鉴定结果。这让一向根据经验“摸材质”的杜伟生深受触动，也倍觉喜悦。他觉得：比起修书，人才培养和技艺传承同样重要——“这个行业虽然不大，但只要有书，就得有人”。
现在，杜伟生有三四十个徒弟。他认为，培养修复人才必须把学校教育和学徒制结合起来：“专业院校的优点是博采众长，学徒制则能把师傅的技艺和工作习惯传给学生。”
“这条路很窄，但是很长。”杜伟生这样评价古籍修复行业。2001年，他执笔制定了《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这位毕生情牵古书的“古籍医生”，把赓续传统文脉看成人生大事：“这不仅是修复师的责任，更是时代的责任。”
【资深修复师故事】
专心专意，相伴壁画六十载
讲述人：敦煌研究院文物修复师、2018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李云鹤
1956年，我从山东老家出发，打算去新疆闯一闯。路过敦煌时，听说敦煌文物研究所缺人手，我就暂时留下来，在莫高窟清扫积沙。三个月后，所长常书鸿先生问我：“小李啊，愿不愿意做壁画修复？”就这样，我走上了文物修复这条路。
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天平，我就用秤药的戥子；没有烘箱，就靠太阳晒。看见别人有任何好方法，我都拿笔记下来。我还跟着史苇湘、孙纪元先生学习制作塑像、绘制壁画。修复文物，要懂点儿化学、物理、材料、水文、气象，也要了解历史和艺术。自打干这行起，我就成天琢磨这些，其他事情很少占据心思了。
第161窟是莫高窟第一座整窟修复的洞窟。60多平方米的壁画，我修了两年。刚开始，人一走进去，壁画便雪片般落下来。画师呕心沥血留下的艺术珍品，却损坏成这样，太让人心疼了！家人生病了，我心里会着急；壁画“病”了，我心里也一样放不下。
保护文物，要把损失降到最小。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文物局请我去青海乐都县瞿昙寺抢救壁画。当时，剥下来的壁画背后附着一层石膏，起翘变形，没法回贴。只能把石膏锯成马赛克似的小方块，一点点剔除，最后把壁画理平整并拼起来。可是这样做，如果将来出问题再揭，壁画能经得住折腾吗？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把壁画固定好后挂起来，后面留了通风道，水汽渗不到壁画上，更便于壁画的保存和移动。
每次帮兄弟单位修壁画，看到断胳膊断腿的塑像，我都会带着学生们义务修好。我跟学生说，人身上的皮肤肌肉擦破一块，过些日子就长起来了；文物坏了可就不能再生了。要把文物看成国家的宝，你才有心去保护它。
干文物修复60多年来，我记了一百多本工作笔记，走了全国11个省市、30多家文物单位，修复了4000多平方米壁画、500多尊塑像。欣慰的是，经过数十年努力，莫高窟壁画已经从抢救性修复向预防性保护过渡。
在我的影响下，我的儿子、孙子和孙女都从事壁画修复工作。我对他们说，保护文物要有“四心”：爱心、细心、耐心和决心。我深深记得早年间的一幕——在洞窟里修壁画没有光源，前辈们就在洞外放一块白板，把光反射进洞里。过一会儿太阳挪了，就停下来去把白板转个角度，再继续画。
今年是我在榆林窟修复大佛的第6年。我马上就90岁了，总感觉还有很多事没来得及做。只要身体好，我就会继续修复，我多保护一点儿，就能多给子孙留下一点儿。
【资深修复师故事】
一枚指纹，一段相隔千年的“对话”
讲述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修复师 马 宇
拿刷子刷去尘土、用黏合剂将碎片黏合……在不了解文物修复的人眼里，这就是文物修复师的工作。文物修复看起来简单，其实有很多讲究，关键看你用怎样的方法、怀着什么心情去对待。
1992年，我入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成为一名修复师，多年来，参与过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百戏俑、石铠甲、青铜水禽等的修复。文物修复是一件考验细致和耐心的工作，修复一件大型文物，根据其保持状况及病害程度的情况，长则需要一年，短则几个月完成。
沉睡地下多年的文物，由于埋藏环境千差万别，会产生很多种病变。修复工作正式开始前，我会给每件器物量身打造病变图，据此确定清理的方法和力度。我所经手的大型器物，都坚持制作支架来保持其稳定性。
2013年，我在进行百戏俑修复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枚特别清晰、完整的指纹。指纹大多印在陶片内壁，一旦修复完好就会被覆盖，我想办法把它保存了下来。一枚指纹，可以反映出制作者的民族、性别、年龄等丰富信息。通过这枚无意间留下来的指纹，我仿佛同古人展开了一段相隔千年的对谈。那些在我手中复原的文物不是冰冷的，而是有温度的。
长期从事这份工作，让我对古人的聪明才智保持着敬畏之心。例如百戏俑，每一个都有独一无二的造型，且动作完全符合人体生理学结构。修复一副由612个青石甲片组成的石铠甲时，我发现甲片上有许多记号。我猜测，在那个战乱年代，这些记号应该是工匠们为了方便把甲片连缀、组装起来而留下的。
除了陶器，我还修复了一些青铜器、铁器、金器、银器、壁画，并和西北大学合作，用3D打印技术打印出秦俑缺失的陶片，再拼装上去。
如今，我带领团队开展百戏俑修复已有8年。文物修复要求从业者有很强的动手能力，而待遇却达不到预期，导致人才流动性很大。我想发出呼吁，提高文物修复师的待遇。令我安心的是，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考古人才培养。相信今后，中国的文物修复人才会越来越多。
【青年修复师心声】
90后电影修复师：与时间赛跑，让老电影“重生”
讲述人：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修复师 孙 帆
从动画专业毕业后，我误打误撞地进入了电影修复行业，一做就是八年。如今，我参与修复的影片已有两三百部，其中有大家熟悉的《盗马贼》《红高粱》，还有很多鲜有记载的珍贵影片。
胶片是电影最初的载体。时间久了，胶片会受到各种损伤，常见的有脏点、划痕、霉斑、褪色、抖动等。尤其是醋酸胶片，易产生醋酸综合征，修复难度极大。损伤更重的胶片甚至没法进行数字扫描，只能永远消失在时间长河里。
电影修复不仅要去除影片上的脏点划痕，还要进行色彩还原等艺术修复。为了贴近影片原貌，需要查阅大量资料了解创作者意图。对于一些年代较近的影片，我们会邀请主创人员参与到修复中。《红高粱》的摄影顾长卫、《那山那人那狗》的导演霍建起、《盗马贼》的摄影师侯咏、《血色清晨》的摄影师曾念平等，都参与过所拍摄影片的修复工作。他们对艺术精益求精，为一部影片不厌其烦反复调整，直到满意为止。这种对艺术负责的精神深深影响着我。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影片修复提供了更多可能。《林家铺子》是我们运用人工智能修复的第一部影片。胶片上有大量白色霉斑，播放时，眼前一片“雪花”。人工智能通过“学习”，可以对霉斑进行快速批量化修复。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镜头中真的在下雪时，人工智能会计算失误，将雪花也修没了，要靠手动修复把雪花“变”回来——但总体而言，修复效率还是大大提高了。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我带领修复小组轮班工作，用30天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的4K修复。该影片入围了2020年戛纳电影节经典单元，这是国际修复行业对我们工作的认可。
一般情况下，修复师每天要修复约6000帧画面。能坚持下来的，不仅要耐得住寂寞，更得有一颗热爱电影的心。我想，我会一直热爱下去。
【青年修复师心声】
90后照片修复师：尽我所能，让温情记忆重现
讲述人：广东省汕头市存真照相馆照片修复师 陈立夫
在我小时候，父亲常坐在画架前画人物肖像，后来逐渐改为坐在电脑前修复照片、处理人像。耳濡目染中，我也对照片修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有一次，一位老人拿着破损的家庭照和弟弟的照片找到父亲,想请他合成一张“全家福”。原来，当年老人的弟弟赶着去当兵，回来后父母已去世，没能拍张全家福，成了兄弟俩多年的遗憾。老人带来的照片已严重破损,我觉得成功修复简直是天方夜谭。可父亲听说老人的心事后，却毫不犹豫地接了下来。后来的日子里,父亲一笔一笔地在电脑上将这张家庭照修复完整，实现了一家人的“团圆”梦。
父亲常会同我聊人生聊理想。他想把存真照相馆做成百年老字号,所以对修复的效果、客户的反馈极为重视。“瞬间光影，百年存真”，这句座右铭浓缩了父亲的修复理念。至今，这八个字一直挂在店里，也刻在我的心头。
今天，存真照相馆已经成立26年了,而我正式踏入这行也有10个年头。结合父亲传授的修复经验,我研究出将破损模糊的人像进行修复处理、加工清晰的PS技术，经过处理的老照片，人物的皮肤纹理清晰可见。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唐山女顾客。她想修复一张从唐山大地震废墟中挖出来的老照片。照片被找到时已被泥水泡了很久，只有隐约的轮廓，但这是她母亲留存在世的唯一照片。我被打动了，接受了委托。整整两个月，我根据各类信息对人物的五官细节进行了多次修改、确认。当女顾客看到复原照时，欣喜万分。
在图像数字化时代，照片修复是个枯燥却充满温情的职业，今后，我将尽我所能为更多人服务，帮人们留住易逝的光阴与情感。
项目团队：
光明日报记者 王美莹、李韵、宋喜群、王冰雅、张哲浩、杜羽、王斯敏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11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