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郭绍虞、钱仲联、严迪昌等学者筚路蓝缕的研究，清诗已被公认为有别于唐音、宋调，“自领一队”。陈衍、汪辟疆、钱仲联、严迪昌、朱则杰等人以诗话、点将录、选本、清诗史著述、专题论文等多种方式，从不同层面建构清诗史，编定清代诗人的谱系序列，绘制清代诗史的宏大图景，为新时代清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诗人3万多家，诗歌总量近千万首。其中，清人论清诗绝句汗牛充栋，还有不少是数十上百首的大型组诗，如晚清民初诗人兼史家郭曾炘的《杂题国朝诸名家诗集后》《续题近代诗家集后》共130首，既勾勒了清诗概貌，又凸显了史家眼光。这无疑是清诗经典历程的重要途径。循此思路，我们可以重新体认清诗史，助推清诗史的重新书写。
清诗经典化，其前提是清诗已具备了经典性。早在1929年年末，徐世昌从“诗教之盛”“诗道之尊”“诗事之详”“诗境之新”四端阐发了清诗之“卓绝”。钱仲联称清诗“超明越元，抗衡唐宋”。此后，严迪昌又在风格的多元、流派的丰富、题材的开拓诸方面，认为清诗可以“自领一队”。朱则杰更是谓清诗乃“中国诗歌史上第三座高峰”。蒋寅也说：“如果将清诗汰剩五万首，其精美程度也许就不亚于唐诗。即使以绝对标准来衡量，从清诗中选五十家也不会输于唐人的。”作为清诗一大硕果的论诗诗，无论从类型上、数量上、水平上来看，都是空前绝后的。它融通唐宋，重铸伟辞，自成范式。诚如严迪昌所说，清人论清诗绝句组诗“更是不胜枚举，不啻为一部详尽的清诗史，对今天研究清代诗歌助益甚大”。
清人的大型论清诗绝句数量成百上千。在郭绍虞、钱仲联、王遽常主编的《万首论诗绝句》中，辑录的清代论诗绝句占总数的四分之三强，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其中专论有清一代的，触目皆是，如洪亮吉《道中无事偶作论诗绝句二十首》，林昌彝《论本朝人诗一百五首》，沈景修《读国朝诗集一百首》，彭光澧《论国朝人诗仿元遗山三十六首》，廖鼎声《拙学斋论诗绝句》中的《论国朝人七十四首》《补作论国朝人七十八首》，凡此种种，难以赘举。蒋寅又在《万首论诗绝句》之外略有补辑，如陈劢《仿元遗山体论国朝人诗二十首》等。
清人论清诗绝句的内容极为丰富。自杜甫打破“以文论诗”的传统，开创“以诗论诗”的体制以来，论诗绝句组诗成为品鉴诗艺、摘赏佳句、月旦诗人、开立宗派、钩稽掌故、建构诗史的一种重要体裁。郭曾炘《杂题国朝诸名家诗集后》向为钱钟书、严迪昌所称引，如其一四“七子并时峙坛坫，即庵奇气更无侪”论诗人的座次排序；其一五“楚人门巷潇湘色，断句流传仅一斑”，摘名句以定诗人地位；其三四“排斥苏诗容有说，区区鹅鸭又何争”，论清初毛奇龄与汪琬的唐宋诗之争；其四一“翻为虎丘增故实，亏他幕府捉刀人”，述陈鹏年诗案之来龙去脉；其四三“《秋江》神韵无人会，轻薄争传《香草笺》”，论争相传诵黄任艳体诗的怪象。举凡诗人地位升降、诗坛重要现象、诗史关键事件、诗歌观念论争，无不入诗，靡不备具。
清人论清诗绝句的形式迈越列代。张伯伟说，“论诗诗既是文学批评，又是批评文学”，形式上有别于摘句、选本、诗话、评点。清人论清诗绝句将辞约义丰的四句，缀合成篇，连篇成章，形成首尾完整、诗旨贯通的意群世界，又在正文的基础上加注、添序，或注出处、笺故实、释正文、辨真伪，或记时间、叙背景、述缘由、诠义理，这些意义丰赡的副文本可与正文相互阐发。通过加注、添序，清人论清诗绝句可以有效避免吟咏对象不明、意旨不定、分析不明、体系不全的弊病。其评论形式多种多样，仍以郭曾炘《杂题国朝诸名家诗集后》为例，单就所论对象而言，不仅有只评一家的专论，还有同举两家的并论、囊括数人的合论、袭用史家“互见法”的分论，以及如其一咏清初南北“岭南三家”“江左三家”“国初六家”诸诗群的总论。细言之，并论即有以祖孙、父子、兄弟及齐名诗友来论列等多种形式，如其八七咏冯浩及其二子应榴、集梧，其六九咏朱筠、朱珪兄弟，其四五咏满族权贵鄂尔泰、阿桂，其一○一咏姨甥关系的舒位、王昙，其一○三咏诗名齐称的陶澍、林则徐。
清人论清诗绝句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共振，是诗心与史笔的融合。怀有浓郁“当代意识”的诗人，以史家的批判眼光，精心提炼，高度浓缩，吟咏出一部部小型清诗史，堪称诗性叙事与史家建构的结晶。如郭曾炘《杂题国朝诸名家诗集后》咏明遗民张煌言“哀猿绝岛凄凉曲，苍山还他殿有明”，可谓诗具史笔，将绝岛赋诗、矢志复明的张煌言刻画得入木三分，并认为不应列入《清史稿》，而当归入《明史》，更展现了他的史识。清人论清诗绝句题中标识“本朝”“国朝”“近人”“近代”的，如潘德舆《夏日尘定轩中取近人诗集纵观之戏为绝句十二首》、张鸿基《论本朝各家诗二十首》、萧重《偶检案头国朝名人集及近人诗笺各题一截》33首、钱树本《读国朝诸大家诗各系绝句》6首、王闿运《论同人诗八绝句》、沈金藻《舟中读近代诸先生诗各题一绝》10首、张云骧《论国朝人诗》23首之类，比比皆是。清人论清诗绝句组诗大多是吟咏数十上百位诗人的佳篇巨制。以郭曾炘为例，其《杂题国朝诸名家诗集后》始自清初“江左三家”“岭南三家”“国初六家”，下迄晚清盟主曾国藩，评论诗人170余名；其《续题近代诗家集后》专论同光时期翁同龢、宝廷、张佩纶、袁昶、黄遵宪、范当世，二者评论并涉及的诗人高达两百多家，清代重要诗人悉数在列。
清人论清诗绝句，“采摘孔翠，芟翦繁芜”，遴选诗人，有机序列，编成清代诗史谱系。诗史经典建构的主要途径之一是“以人存史”，即借助诗人的经典化来建构诗史。通过比勘清人与陈衍、汪辟疆、钱仲联等所聚焦的清代诗人，大体上可以勾勒出经典诗人名单，也可以洞察到那些被忽略、被遮蔽的人物。尤值得称道的是，清人论清诗绝句精准地抓住了清诗史的两大特征，即从地域、女性的角度别出心裁地建构诗史。前者如于祉《论国朝山左诗人绝句》12首、颜君猷《论岭南国朝人诗绝句》15首、张崇兰《怀国朝京口诗人绝句》12首、范溶《论蜀诗绝句》22首、廖鼎声《拙学斋论诗绝句一百九十八首》中专论粤西的《论国朝人七十四首》《补作论国朝人七十八首》等，俨然一部部微型清代地方诗史；后者如清末福建侯官女诗人陈芸的《小黛轩论诗诗》221首，评论清代女性诗人千余位，陈寿彭说它“有清一代女文献十罗八九”，称之为《清代女性诗史》也应无异议。
概言之，清人论清诗绝句价值不菲，意义非凡，将之加以合理有效利用，可以提供清代诗史重建的多维视角，丰富我们对清代诗史图景的理性认知。
（作者：谢海林，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 2021年04月2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