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性赶走了空洞的抒情

——散文创作现象观察

作者：刘军（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新世纪以来的散文在写作实践、传播、接受、批评等环节皆产生重要变化，散文的航道拥有了明显的转折曲线。就散文本体的层面加以考察，“思潮的弱化”与“叙事的转向”构成新世纪以来散文的两个关键词。

　　呈现由“山地”向“丘陵”过渡的趋势

　　新世纪以来，散文在总体走向上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热潮，这在作家队伍的多样性、作品数量的丰富性、图书市场上的热点持续等方面皆有所体现。而在具体弧度上，则呈现出由“山地”向“丘陵”过渡的形态，决定这一走向的主要因素在于思潮的弱化。其中，“代际”概念的兴起成为思潮弱化的重要表征。

　　散文思潮的弱化，是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较而言的。对于散文来说这是一个触底反弹的历史时期，也是一个思潮迭出、新观念层出不穷的时代。文化散文、历史散文、学者随笔、女性散文等思潮接踵而至。综合上述现象，吴秉杰将其命名为“散文时代”。韩小蕙有“太阳对着散文笑”一语，也是对这一盛况而言的。并且在思潮的纵深性上，比如历史散文与女性散文，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依然持续深入。以女性散文为例，在性别意识和独立性方面，新世纪之后的艾云、格致、塞壬、林渊液等人，比之王英琦、素素等人，风格更加鲜明，在现代性上呈现得也更加立体。新世纪以来的散文思潮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在思潮的延展和深化方面，皆存在不足。这种弱性特征，在新世纪散文的两个思潮，即“新散文”与“在场主义”上表现突出。

　　“新散文”源于20世纪末期《大家》杂志的推介。在思潮呈现上，“新散文”在三个层面较为突出，即文体探索姿态下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的彰显；刊物的跟进与丛书的发布扎实有力；声调由传统的纸媒扩展到互联网写作，其文体观念在论坛写作及博客写作中得到有力的实践。

　　尽管有抢眼表现，“新散文”在思潮的涌动上仍然存在明显短板。首先是理论薄弱，没有什么重要的理论主张。其次是这一思潮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展皆有其局限性。时间线上，2006年以来，“新散文”渐趋于消隐的状态，无论是传统刊物、出版系统还是新媒体力量，“新散文”皆成为低频率出现的词语。空间维度上，“新散文”最早和最后的弄潮儿大体上是同一批人，缺乏新生力量的跟进，作家构成单一，制约着这一思潮难以向纵深发展。

　　“在场主义”散文则更像是个文学事件，社会活动的色彩较为明显，因此在思潮的呈现上，名实之间存在着割裂的问题。尽管“在场主义”散文有奖项、理论声音、新媒体阵地的支撑，但最大的问题在于代表性作家作品的缺位，在文体的演进上乏善可陈。即使是获得“在场主义”大奖的作家，在身份认同上，普遍没有把自我定位为“在场主义”作家。如果没有典型作品以及文体上的独特贡献，那么文学思潮的展开将会步入空核的状态。随着“在场主义”散文奖和相关杂志的停办，这一思潮几乎已经终结。

　　知识性作品越来越没有“市场”

　　叙事的转向涉及散文在艺术处理方式上所发生的主次换位的情况。理论界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完成了对诗化模式及“形散神不散”观念的清算和整理，不过，空洞的抒情在当代散文的退场，则是在新世纪之后完成的。叙事的转向在乡土散文、历史散文等题材领域中普遍确立，叙事成为当下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作为跨世纪的散文思潮，肇始于1998年的“新散文”在推动散文整体性的叙事转向上开启了先河。作家将经验叙事推向某种极致，这也是一种文体实验过程中矫枉过正的必然结果。他们在强调个人化的叙事过程中，借鉴了小说的复调手法、电影的镜头化叙事方式、现代话剧中语言传达的动作性，以繁复的场景化叙事和大量的细节描写，建构了独具特色的叙事。总体而言，经验和事件的叙述取代了片段化、印象化的处理方式并成为主流。

　　“新散文”的叙事转向，在实践层面全面铺开。在更多的新锐奖项中，叙事作品占有绝对的比例。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散文为历史材料与个人感悟的结合体，那么，新世纪的历史散文有了明显去个人感悟化倾向。他们在甄别历史材料和处理历史细节上更加用心。王开岭的《一个守墓家族的背影》、王充闾的《用破一生心》、李国文的《李后主之死》、孙郁的《小人物与大哲学》、祝勇的《再见，马关》、夏坚勇的《庆历四年秋》、王开林的《雪拥蓝关》、詹谷丰的《书生的骨头》、耿立的《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等作品，对历史的勾勒往往通过惊心动魄的细节加以呈现，也就是说，叙事方面的感染力明显加强。而在乡土散文类别中，知识性、感悟性的散文随笔尽管普遍存在，但业已偏居一隅。乡土叙事作品在期刊、选本、榜单中占有了绝对的比重，一批乡土散文作者，对于各自故土的书写大多以系列形式展现出来，而场景叙事也成为这批作家常用的手段。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1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