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争鸣】
作者：王齐洲（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乐经》是儒家经典中最尴尬的一部经典。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独《乐经》未立。王莽立《乐经》博士，后人指其伪造，两千年来，聚讼不断。宋代疑古思潮勃兴，不少经典受到质疑，《乐经》之有无或存亡成为话题，一直延续到近代。笔者曾撰《〈乐经〉探秘》一文予以梳理（《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由于《乐经》与整个儒家经典相联系，牵涉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需要也应该进行科学探讨和合理解释，以推动研究的深入，从中或可开辟出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天地。拙作《〈乐经〉非刘歆王莽伪造辨》（《光明日报》2020年11月2日）便是这种探讨的一部分。因受篇幅限制，一些问题未能展开。陈桐生教授《论〈乐经〉是指曲谱而非文字典籍》（《光明日报》2020年11月30日）对其中一个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给我提供了进一步申述的机会，我真心表示感谢。
一
先秦有儒学“六经”之称，《礼记·经解》的“六教”说、《庄子·天运》的“六经”论是其明证。然而，有人认为《礼记》编定于汉代，孔子“六教”说可能是汉人之说；而《庄子》多寓言，说老子与孔子共论“六经”，与史实不符。好在新近出土战国楚竹书明载“六经”，如湖北荆门郭店楚简《语丛一》《六德》等都有“六经”之论。郭店楚简葬于战国中期偏后，与庄子同时，证明《庄子》“六经”说是借老子、孔子发议论，不全是妄说。
说先秦有儒家“六经”，反对者现已不多。然而，此“六经”是否为文字典籍，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尤以《乐》的争议最大。在部分学者心中，“乐”即音乐，声音之道，诉诸听觉，不诉诸文字，故无文字典籍。《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乐类《总序》便认为：“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即是说，“乐”散在执礼、歌诗、舞蹈等活动中，并无独立文本；如要寻找独立文本，那也只有先秦遗留的曲谱。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今人在标点古籍时，常常不敢将“乐”加上书名号，以暗示虽有“乐经”之称，其实并无《乐经》文本。
《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此所谓“六艺”即后人所说“六经”。尤其是《诗》《礼》《乐》教育，在《论语》中多有记载。今人因有《诗经》、《尚书》、《易经》、《春秋》三传和“三礼”等文献存世，不敢否定《诗》《书》《礼》《易》《春秋》为文字典籍，而《乐经》没有公认文本，所以否定起来比较容易。而那些主张《乐经》存世的学者，说法又各不相同。如朱载堉、柯尚迁、朱彝尊、阎若璩、李光地等以为《周礼·大司乐》章即《乐经》文本，程颐、章如愚、熊朋来、丘濬、何乔新等以为《礼记·乐记》即《乐经》文本，林岊、胡寅、刘濂等以为《诗经》即是《乐经》，还有一批学者以为《乐经》存于众经之中。不过，尽管他们意见不同，但认可《乐经》是文字典籍却是一致的。
认可《乐经》是文字典籍不乏文献依据。儒家“六经”非孔子创作，而是历史文化遗产。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只是挑选和阐释传统文化典籍作为教育弟子的教材。在他之前，这些教材在不同地区以不同形式存在着。例如，《国语·楚语上》载楚大夫申叔时在回答楚庄王如何教育太子时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故志》《训典》等可归入《书》类文献。这说明，在春秋时期的楚国贵族教育中，《诗》《书》《礼》《乐》也是其教育内容，而且都有教材。申叔时的时代要早孔子半个多世纪。这段史实足可证明，儒家“六经”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二
先秦儒家“六经”是文字典籍，这本无多少疑问。然而，由于受疑经思潮影响，仍有人怀疑某些儒家经典不是文字典籍，“礼”“乐”首当其冲。由于有“三礼”文献存世，疑古者便以“三礼”中没有《礼经》来对抗。而《乐经》是否存世并无定论，自然就更容易被质疑了。其实，《乐经》与《礼经》一样，在先秦是有文本传世的。
众所周知，秦汉时期的论、说、记、传，都是释“经”文献。既然有《荀子·乐论》和《礼记·乐记》传世，怎么会没有《乐经》文本传世呢？不然，它们的解释对象是什么呢？《荀子·劝学篇》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此所谓学“经”，就是学习儒家经典，包括《诗》《书》《礼》《乐》《春秋》五种。如果没有文字文本，如何“读”？如何“诵”？《汉书·艺文志》云：“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魏文侯师事孔子弟子子夏，其乐师窦公所传《大司乐》章，被后人献于汉文帝，足可证明孔子时代有乐类文字典籍传世。
主张“乐本无经”的学者多以为“乐”指音乐（包括歌舞，下同）。其实，在孔子那儿，“乐”并不单纯指称音乐。孔子说：“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明确说明“乐”并非只指音乐。孔子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乐”显然指一种人格取向和修身境界。《礼记·乐记》说：“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向方，可以观德矣。”这些论述意在说明，“乐”不能简单地指称音乐。笔者曾指出：礼乐文化之“乐”古音读“洛”“岳”，二音分别出“喜乐”“音乐”二义。而音乐本于人心之喜乐，又是人心之表象，还以陶铸人心为目标。因此，“乐”文化不只是关于音乐的文化，更是关于社会和谐和个人快乐的文化，其旨趣在喜乐，目的是“和同”。而“礼”的依据是人的理性，所维持的是区别社会等级的资源分配，故强调“辨异”，其旨趣也包含喜乐。正如“音”“乐”是“声”的高级形态，“喜”“乐”则是“心”的和谐表达，如果概括为一种精神，那就是快乐精神。（《论周代礼乐文化的快乐精神——以先秦儒家阐释为视域》，《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既然“乐”是指一种有节制的快乐，那么，“乐”就不仅指称音乐，凡是能够使人快乐的都可称之为“乐”，音乐、诗歌、舞蹈是“乐”，饮宴、游弋是“乐”，学习、收获也是“乐”，“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岁有万物成熟，国有圣贤宫观周域官僚，人有言语衣服体貌端修，咸谓之乐”（张守节《史记正义·乐书第二》）。因此，“乐教”不是单纯的音乐教育，而是艺术教育、文学教育、情感教育、人格教育。孔子所谓“广博易良，乐教也”，即是此意。孔子要求弟子“成于乐”，是要他们养成坦荡快乐的君子人格，所以他称自己“乐以忘忧”，赞赏颜回“不改其乐”。而宋儒的“寻孔颜乐处”，正是想承接先秦儒家传统的礼乐文化精神。
三
依据包括孔子在内的先秦儒家对“礼乐”的阐释，无论如何得不出《乐经》是曲谱的结论。而从历史事实来考察，也依然得不出《乐经》是曲谱的结论。
《汉书·艺文志》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乐官为畴官，乐师也世守其职。曲谱为乐师所习，世代相传。而乐师是盲人，其后人中有明目者也往往使其致盲以强化其听力，故有“师旷薰目而聪耳”之说，他们不需要用符号记录这些曲谱来传习古乐。乐工演奏乐曲同样靠演习记忆，制氏“颇能纪其铿锵鼓舞”，大略类此。因此，在畴官和世职未被破坏的西汉之前，无人发明记录曲谱的符号是很自然的事。不是时人没有这种智慧，而是社会没有这种需要。
事实上，三代乐舞在汉代仍有传习。汉初乐舞《文始》为舜乐《韶》、《五行》为周乐《武》，西汉一直沿用不废；雅乐也有保存，“其八篇可歌，歌《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符号~]》《伐檀》《白驹》《驺虞》；八篇废，不可歌；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间歌”（《大戴礼记·投壶》）。东汉末年，雅乐郎杜夔还能演奏《驺虞》《伐檀》《鹿鸣》《文王》等雅乐曲。既然两汉仍有古乐存世，汉人并未将这些古乐作为《乐经》看待，后人也未发现汉人记录古乐的任何曲谱，我们有何理由说曲谱就是《乐经》呢？四库馆臣正是因为将古遗乐谱视为《乐经》，给自己带来许多困扰，以致无法处理后来大量出现的《词谱》《曲谱》，只得将所谓“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自己否定了曲谱是《乐经》的推测。
曲谱不可能成为《乐经》还可以从先秦两汉的乐学文献中得到反证。在《荀子·乐论》《礼记·乐记》《史记·乐书》等乐学著作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对乐义和礼乐关系的讨论，却不见有对曲谱的阐释。即使其中提到三代乐舞，也同样是释其义而非释其谱。因为曲谱只是“器”和“艺”，而非儒家提倡的“道”。如果曲谱是《乐经》，为何这些乐学文献都不去讨论曲谱呢？其结论只能是《乐经》不是曲谱。
《论语》载有孔子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有关“乐”的讨论均涉德行修养，并无关于曲谱的讨论。孔子之所以向师襄学乐，是因为乐师们掌握大量古遗乐谱和演奏技巧，而孔子却重在从中体会古人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境界，这正是他超越乐师和乐工之处。他对古乐的评价是：“《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如果曲谱即是孔门《乐经》，显然是将儒家经典做了技术性理解，犯了孔子所说“君子不器”的大忌。
至于西汉末年王莽奏立《乐经》博士，其《乐经》究竟是古文经还是今文经，这需要放在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大势中去理解。总体上说，汉哀帝之前，朝廷所立经学博士皆今文经博士；平帝以后，朝廷所立博士皆古文经博士。笔者所撰《古文经学的发生与〈乐经〉的成立》（《湖北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中有详细讨论，这里就不赘述了。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1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