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文艺家】

　　光明日报记者 方莉

　　他将中国传统水墨技巧与西方透视、素描等造型手段融为一体，在写实与写意之间架构出全新的笔墨技法，成为中国当代人物画坛的代表画家，40多年里创作了近万件作品。他非常反感“逢画便问价格”的现象，在他看来，老百姓一说起画就问值多少钱，说明我们的美育还比较欠缺。

　　走进画家史国良的画室，仿佛置身于民俗博物馆。古色古香的门窗家具展露岁月的痕迹，趣味盎然的文物摆件遍布各个角落，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等画作静挂墙上，悠悠诉说着主人的艺术追求。

　　史国良说，在这间传统气息扑面而来的画室里，他感到自在。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完全传统的人。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的史国良，师从蒋兆和、黄胄和周思聪诸先生。和老师们一样，他将中国传统水墨技巧与西方透视、素描等造型手段融为一体，在写实与写意之间架构出了全新的笔墨技法，成为中国当代人物画坛的代表画家。

　　1989年，他的作品《刻经》荣获第23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奖”。而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中国画家获此殊荣。《刻经》以厚重的笔墨、简练的线条和鲜活的色彩描绘了藏族老人虔诚地雕刻玛尼石经文的场景。此次获奖，得益于他常年在西藏的写生生活。从20多岁开始，史国良几乎每年都要到西藏生活一段时间，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这给予他很多创作养分，也让他有了“终生画西藏”的创作冲动。

　　每次到西藏，史国良总会到拉萨大昭寺里的文成公主像前，向文成公主倾诉心事。渐渐地，他眼里的文成公主不再是寺庙里供奉着的塑像，而是有灵气的生命，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是远离故土的汉家姐姐。她给这位远道而来的艺术家带来了如血脉亲情般的感动和抚慰。她的寂寞、她的艰辛、她对故乡的思念，史国良都感同身受。他在心底暗暗许下诺言：“我一定要从你的老家带点家乡的土来供养你。”2018年10月的一天，史国良从北京乘坐最早的列车到达西安，前往大明宫遗址将两抔黄土装入缝好的红口袋，便飞去拉萨，将故乡的土奉到文成公主像前。

　　三个月后，一幅长4.63米、宽1.64米的巨幅水墨重彩画《文成公主故乡土》问世。这幅构思5年、搜集素材200多页、连续高强度工作近100天、用掉颜料数公斤创作的作品，呈现的是大昭寺松赞干布殿外的情景：信徒排队等着进去朝拜，背着画板的画家手里捧着圆鼓鼓的一包土也在队伍里。史国良将自己献土的情节画进作品，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这样大胆浪漫的艺术创作一经问世，就备受青睐，美术界称其为“新浪漫主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如此评价：“这幅画不光是当代藏族题材艺术表现中的一件代表性作品，也是史国良艺术生涯中的重要代表作品。”

　　对史国良而言，这幅画为他的创作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今后再画西藏题材，可以更浪漫些，甚至可以穿越，没有什么不可以”。他认为，只要坚持艺术创作的主旋律，把思路打开，在创作的道路上总能有新收获。

　　而他一直坚守的主旋律，便是人文主义，“强调写实，强调生活，有故事有情节，用作品展示人性的、美好的、阳光的东西”。在他看来，真正的艺术家就要保持艺术创作的纯粹性，不要自我设限，要坚持人文主义情怀，多创作有人情味、给人以力量的作品。他特别推崇四川版画家吴凡创作于1958年的水印木刻版画《蒲公英》，这幅画描绘了一个小女孩吹散蒲公英的生动画面，充满诗情和童趣，是那个年代最经典的视觉记忆。“这幅流传了60多年的经典作品，至今依然人见人爱，魅力便在于它从细微处表现生活的真谛，传达出普通人的情愫，给观众以亲切感，充满情趣美与意境美。”史国良说。

　　在人文主义情怀的创作驱动下，40多年的艺术生涯里，史国良创作了近万件画作。从早期的《买猪图》《八个壮劳力》《刻经》，到后来的《礼佛图》《大昭寺》《文成公主故乡土》等，这些广受好评的作品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生动写实的笔触和新颖巧妙的创意，精准诠释着不同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其中，一些作品被各地博物馆、美术馆、院校收藏，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流向了书画市场。

　　提及市场，史国良有些话不吐不快。他告诉记者，世界美术史上的很多经典作品，比如《蒙娜丽莎》《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等都是艺术家按照市场标准创作的。他眼中的“市场”其实是经过时间淘洗和岁月检验所形成的客观的审美标准。他说：“从长远来看，艺术作品的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成正比的。”

　　尽管史国良的作品是艺术市场上的“抢手货”，但他非常反感“逢画便问价格”的现象。“一幅画背后有好多故事，作品本身的故事、艺术家的故事、艺术家和社会的故事等等，都值得关注和解读。老百姓一说起画就问值多少钱，这说明我们的美育还比较欠缺。”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从根上抓起，从小孩抓起，让孩子们从小就有对美的辨别和欣赏能力。”

　　现在，64岁的史国良除了日常创作，还经常出现在央视书画频道、北京台《我爱书画》栏目等电视节目上，教学生画画、向老百姓普及美术知识。“这些工作挤占了我大量创作的时间，但这也是我的作品，这是一部大作品——面向全社会普及文化的大作品。”说着，史国良望向窗外，冬日的阳光普照，画室也变得格外温暖透亮起来。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3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