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思明

　　何为“新工业诗歌”？笔者认为，它伴随着中国进入工业革命以及科技创新的兴起，赋予诗歌以新的特质，写作者以当下中国城市工业发展为题材和切入点。龙小龙组诗《新工业叙事》和王二冬组诗《快递中国》等作品，可谓新工业诗歌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新工业诗歌的特质，表现了写作者对工业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意义有了最早的自觉，折射出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风采。

　　此前，作为新工业诗歌的前身，打工诗歌的存在形态却不是这样。当然，打工诗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也是重要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厚的底层色彩。即使在低俗化思潮的冲击下，打工诗歌仍然倔强存在并曲折成长着。但如果严格地审视，打工诗歌整体上仍是平民化、粗加工，缺少新工业诗歌的文化自觉和“新工业”气质。新工业诗歌对汉诗传统有着自觉的承接和发展，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个性。新工业诗歌写作者在整体的浓郁情感氛围中，凸显了对时代的新感觉，最重要的，还在于对新工业时代的诗意表达──原生态的词语塑型与抒写能力，以及对新工业时空的诗意结构能力。其中一些抒情诗，还汲取了现代“智性诗歌”的有益成分，运用曲折复杂的现代修辞技艺，以及对生命体验的多方面吟述，避开了以往抒情诗中的滥情易感、缺乏本真细节经验等险境，进而获得新工业诗歌的旺盛生命力。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南方掀起的波澜壮阔的打工潮，某种意义上是新工业诗歌诞生的土壤和基础。打工诗歌作为“打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着一种“底层书写”性质，传达打工者不加伪饰的心声，是一种原生态的诗歌抒写。打工诗歌是底层打工者本身的自发写作，其价值不在于它达到了怎样的审美高度，它之所以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关注，是因为它让萎靡的诗坛透露了一丝光亮，人们欣喜地发现，原来诗歌并不是没有希望的、缺乏力量的，它可以像野草一样充满勃勃生机。可以肯定的是，在此类诗歌中，相当一部分是描写打工者或劳动者自己的生活，起初多为流水线生活的记录，以及对家乡亲人的思念。

　　新工业诗歌与打工诗歌的不同在于，前者所具有的“新”的意义，为基层一线的劳动者提升和拓展文学表现的高度、宽度和深度，使得原来的打工文学由卑微、尴尬、对抗的“卑贱意识”向阳光、和谐、尊重的“高贵意识”转变，更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实现社会公平公正而做出有意义的文化转型提供了可能。它提醒底层诗人们，面对公众读者的阅读期待，面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历史大趋势，需要刷新自我，将人性的真、善、美更好地发掘出来、书写出来；他们需要从单一的、浅层的、粗鄙的“怨恨情绪”“狂吐苦水”中走出来，去拥抱精彩广博的外部世界；真正将自我从先前的打工文学偏狭格局中解放出来，向着“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境界挺进。换言之，身居现代城市基层的新工业诗歌写作者们，需要在精神向度与审美向度上有较大提升，实现自身的审美文化蝶变，使新工业诗歌真正成为思想性、审美性、艺术性俱佳的文学板块。

　　新工业诗歌有一种精神的力量，它通过自我特质的张扬，影响广大务工群体，实现自我心灵与命运的救赎。新工业诗歌写作者追求能使人变得高大的东西，而不是对人性进行简化和粗化。新工业诗人是思考者，他们追求艺术精湛，也承担社会责任；他们思考自身的生存发展，也背负民族国家的希望；他们为自我遭遇的不平呐喊，也为城市新工业的成长助力；他们敢恨敢爱，也敢想敢做；他们为企业和面包打工，同时也为自己的尊严和自由奋争；他们渴望生存的权利，更力争自己的文化权利。

　　诗歌写作说到底是一种关乎心灵的艺术。新工业诗歌也好，打工诗歌也好，包括其他诗歌类型，最终还要摘除掉它们的标签，只剩下“诗歌”二字。所以，价值和魅力才是诗人追求的终极目标。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在这个意义上，新工业诗歌写作的重要使命和本质要求，决定了这类诗歌写作范式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新工业诗歌写作者作为新时代诗坛不可或缺的有生力量，理应具备勇攀高峰的勇气和信心，要保持和发扬劳动者文学的原生态、自然性、大众化风格，让这一诗歌流派真正成熟起来、强大起来、宏阔起来。（周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