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名家讲故事】 

　　作者：丛兆桓（原中国昆曲研究会秘书长，光明日报记者党文婷采访整理）

　　我出生在1931年的大连旅顺口，那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我一出生就赶上了乱世，过着殖民地生活，内心向往着革命。1949年，高中毕业的我满腔热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人民文艺工作团，为革命服务。

　　1957年，文化部成立了北方昆曲剧院（以下简称北昆）。于是我被调入北昆从事昆曲的传承。坦白来讲，当时对这门艺术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想着能够做一枚革命的螺丝钉，让我拧在哪就在哪发光。但到了北昆之后，在跟随韩世昌、侯玉山、白玉珍、李宏文、白云生、侯永奎等老前辈学习的过程中，我不仅被他们对艺术的执着精神所打动，也被昆曲这门艺术的悠久历史、博大精深和非凡魅力所吸引，逐渐爱上了昆曲。

　　像韩世昌老师以演人物为主，不分行当。演个武生就是武生，演闺门旦就是闺门旦，演《春香闹学》里的小姑娘，连走路都真跟小孩子似的以脚前掌着地，可爱和淘气劲儿都能表现出来，这是因为他平时就对生活细节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并且能灵活地运用到表演当中。

　　那时候我们学唱《思凡》，但谁也没见过尼姑。韩世昌老师就带我们到东直门那里的白衣庵去观察尼姑的生活，看她们怎么烧香供佛，怎么打坐念经，怎么种菜劳动。结果有次忽然下起雨来，大伙想起来韩老师家就在附近，就一起过去避雨。结果进门一看，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师母和韩老师的孩子都端着脸盆在接雨水。我们这才知道，这位“昆曲大王”家里的生活竟然这么苦，但他仍然在坚持着教昆曲、演昆曲。

　　当时，昆曲经历了“花雅之争”的失败和民国期间的战乱，全国上下已是“歌者少”“知音稀”。许多老师傅、老艺人被迫改行谋生，但我的很多老师们无论日子再苦再难，也都没有放弃。像白云生老师，困苦的时候就在中山公园那儿的来今雨轩卖大碗茶，魏庆林老师还曾拉着木板车在胡同里卖大白菜，也要传承这门艺术。他们对艺术真正的热爱影响了我们这代人的一生。大伙跟着他们苦学古汉语、用古诗词练嘴上功，下腰踢腿练身段，学习了近200出昆曲。

　　昆曲就像一个富矿，有太多宝藏需要去挖掘研究。我也曾向“南昆”“京昆”的老师们拜师学艺，像俞振飞、叶仰曦等前辈，很多都是我的老师。我全身心投入到这个事业上，到现在一共导了52出大戏，包括离休后的30年也一直没有停下来。有人说昆曲文雅，一般人听不懂。但“曲高和寡”其实不利于昆曲的传承，我们也在努力做出一些改变。当时有一出戏叫《千里送京娘》，我作为编剧就跟侯永奎和李淑君老师商量，能不能写一个通俗的版本，大家都很支持。后来这个戏创作出来由音乐家陆放谱曲，大受观众欢迎，至今全国l所有的昆剧团都还在演。

　　我这一辈子的事可以说是风风雨雨，历经沧桑，但不管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是顺境还是逆境，就有一个初心，要守住昆曲的根。今年我快90岁了，年纪大了总有忧患意识，怕它丢了，怕它的魂没了，今年年初，我还到北京大学和北大附中去给孩子们教昆曲，就是想把昆曲这门非遗文化传下去。

　　不同于地方戏，昆曲是继元杂剧后第二个全国性剧种。尽管苏昆、湘昆、川昆等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但自明末清初歌者魏良辅的“水磨调”使用了南戏的唱法之后，昆曲迅速在大江南北流行，形成“全民痴迷两百余年”的局面。而且昆曲的历史还可以往前溯源到很久，现在传唱的300多个曲牌，都是从唐时代传下来的。

　　从2001年昆曲入选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到如今近20年间，国家建立了相应的法律来保护它，但昆曲的传承当中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后来人去解决。例如物质层面的形式，唱、念、做、打、舞蹈、脸谱、化妆、服装都传承得不错，但非物质层面的传承应该深入到灵魂，比如舞台上的“范儿”究竟要怎么去做，字头字尾要怎么咬，音韵、用气要怎么做，都需要好的老师口传心授，花很大工夫去做好。

　　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是科学化、大众化的，放在全球语境当中，是多样化的，应保留着我们东方文化的灵魂和民族文化的自信。像现在的孩子们喜欢的西方艺术：音乐剧、芭蕾舞等，都是经过30多年的普及教育，才有了今天的局面。对于昆曲的传承，我们同样应该充满信心，保持坚定的信念。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15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