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深处奏响教育合作凯歌

——江苏海安和云南宁蒗的32年教育结对之路

光明日报记者 郑晋鸣

　　这是一件看似很平凡的事情。

　　32年前，一群江苏海安人来到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创办一所学校，当上了成千上万少数民族儿女的“舅舅”，由此开启东西部教育合作的先河。

　　32年的坚守，10批次、281名“海安舅舅”不仅培养了许许多多大学生，更激发起当地少数民族群众那股奋然为之的精气神。这种教育资源的放大，凸显了教育的本质，带动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和全面振兴。

　　“宁海之约”：治穷先治愚，木材换人才

　　对32年前的宁蒗，“愚”和“穷”就像一根绳索上的两个活结，彼此牵缠。宁蒗人知道，治穷先治愚，只有教育带来的改变，才是最根本最持久的。于是，一场东西部教育合作的“宁海之约”顺势而生。

　　宁蒗俗称“小凉山”，地处滇西北横断山脉中段，平均海拔2800米，全县26万人口，有彝、汉、纳西、普米等12个民族。记者一行从丽江机场驱车到宁蒗，走了3个小时的山路，一侧是高山峭壁，一侧则是万丈深渊。长久以来，贫穷和落后，就像这条弯弯绕绕的山路，紧紧缠绕着宁蒗人的身心。

　　宁蒗的贫困有其特定历史因素。新中国成立前，这里还是一个以奴隶制为主体，封建领主制、原始共耕制和母系制等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的多民族聚居地，长期停留在刀耕火种、游牧游耕的生产状态，无人识得汉字，很多人甚至连彝文也不识。新中国成立后，宁蒗“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没有先进的知识和文化，和其他地区差距越来越大。

　　宁蒗的教育更是起步晚、质量低。“从前宁蒗历年中考平均分与丽江周边县相差有100分，高考录取分数即使有30分的民族照顾分，也出不了一个大学生。”宁蒗教体局局长张达峰介绍，那时宁蒗中高考成绩长年在丽江地区各县垫底。

　　“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时任宁蒗县委书记阿苏大岭觉得，为官一任，想的应当是造福一方长久的好事。他深谙教育的重要性，当即狠下决心：“要从根子上治穷，绝不能让子孙后代再穷下去！”

　　经过一番实地考察，阿苏大岭“挑中”了八千里外教育居江苏省领先水平的海安县。当时，海安急需用于教育硬件建设的木材，双方于是一拍即合，达成了“木材换人才”的“宁海之约”：海安派优秀师资力量全权接管一所学校，宁蒗则以优惠价格为海安提供紧缺木材。

　　于是，由宁蒗投资100万元、由海安选拔33名骨干教师，以宁蒗、海安两县县名第一个字命名的“宁海中学”正式成立。1988年8月25日，33名海安教师拖家带口近百人，踏上了八千里外的支教之路。四天三夜，车至宁蒗，老师们已疲惫不堪。

　　梅德润被海安县教育局点将，担任宁海中学首任校长。他告诉我们，刚来宁蒗的那段日子，终生难忘，提起来满腹心酸：“来到这里的第二天就遇到泥石流，直接冲进我们当时住的木板房，我和老婆用身体死死顶住门框也没有用，眼睁睁看着被褥行李全都泡在里面。”

　　为了保证按时开学，梅德润一声令下，大家用铁锹铲、用锄头挖、用手搬，“很多同志手臂震得疼痛酸麻，鞋底也被铁锹割成了两半”，在梅德润看来，比起在家乡海安教书，这支队伍有着更为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住着用木板隔开的简易宿舍、喝着用塑料管从山上接来的浑泥水、常常因变压器跳闸没电而吃了上顿没下顿、承受着“海安的教师管不了民族学生”的质疑……一位老师在日记中写道：“抬头是无尽的山，低头是泥泞一片，只是想家，想家，可最终还是想到了此行的责任。”作为支教队伍里唯一的单身女教师，刘卫琴当时年仅24岁，之所以选择来吃苦，她说自己坚信，“只要面对学生，我就朝气蓬勃，就能体验到人生的全部价值”。

　　心之所愿，无所不至。历经千难万苦，宁海中学正式开学，宁蒗教育的蝶变之路也由此开启。跟随教育和地区发展的步伐，1993年，海安抽调骨干加强宁蒗民族中学高中部、2006年开启“订单式”职业技能培训合作模式、2016年集中力量开办“海安班”……32年，从基础教育拓展到职业教育到其他领域，“宁海之约”已发展成为卓有成效的“宁海模式”。

　　“海安舅舅”：走出一名大学生，脱贫一个小家庭

　　32年间，海安的骨干教师从黄海之滨前赴后继奔向小凉山，把爱和知识播撒在大山深处。他们怀抱立德树人的教育理想和满腔热情，带领大山里的孩子纷纷走进课堂，拿起书本，让两万多名初高中生、1万多名大中专生走出了大山。宁蒗人深深领会到，知识改变命运，点亮出彩人生。

　　老书记阿苏大岭曾在全县干部会议上说：“海安教师是我们宁蒗12个民族的亲人，是我们孩子的舅舅，是我们各族人民的舅舅！”在宁蒗家庭，舅舅享有最高的敬畏和尊重，一声“海安舅舅”背后，是宁蒗人民对海安教师的最大肯定。

　　景宝明是第一批踏上宁蒗大地的海安教师，初至宁蒗，当地的教育环境和学生素质令他十分惊讶，更深感使命之重大，在他心里，宁蒗教育的变革，要从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教师做起，让改变在每一个微观过程里发生。

　　1990年，来到宁蒗的第3个年头，景宝明的妻子丁林秀突然病倒了，到医院一检查，竟是食道癌晚期！捧着片子，景宝明的眼泪瞬间淌了下来，在他心中，妻子随他远离家乡扎根宁蒗已是大义，可自己“说好陪她去看医生，却因为工作太忙一拖再拖”。为了让妻子安心接受治疗，景宝明把她送回了江苏老家，一面停课悉心照料妻子，一面无时无刻不惦记着8000里外的孩子们。

　　学生们听闻景老师家事，自发捐起款来，三毛、五毛、一元、两元……一张张纸票堆起来竟有1200多元。要知道，在当时的宁蒗，1200元足以供一个家庭生活两三年。拿到滚烫的募捐款，景宝明双手颤抖，心中百感交集。

　　此心安处是吾乡。在妻子丁林秀心中，宁蒗不仅仅早已成为丈夫的心灵归属，也成了她的第二个家，宁蒗的山里娃，就是他们的孩子。她不断催促赶快返回宁蒗。在妻子的理解和支持下，景宝明踏上“回乡”之路。而这一别，成了他和妻子的永别。

　　朱朝书是带着一家人到宁蒗支教的。1995年，当时的朱朝书担任高三班主任，年过七旬的父亲在老家患病住院，他心急如焚，但高考在即，复习备考一刻不得放松，只好托妻子回乡照料。

　　“到宁蒗去！”为了让儿子安心支教，病情稍好，老父亲便打算跟着儿媳回宁蒗。朱朝书起初坚决反对，因为害怕老父亲一路折腾再耽误了治疗。“我一天能吃一碗饭，我能行！”说着宽慰的话，老人临走前却偷偷把自己终老的寿衣塞进了行李。长途颠簸、气候反常，老人到了宁蒗便一病不起，短短11天便离开了人世。

　　学生们听闻消息，不约而同地抱着火葬用的木材，翻了两座山为老人送行。朱朝书说，他的父亲，永远留在了“小凉山”，他现在，所有的牵挂都在宁蒗了。

　　还有，连续五轮支教的“最牛钉子户”丁爱军蒋蓉夫妇、筹集18万元设立专项奖学金的徐爱辉、为常年饱受“疥疮”之苦的全校女学生申请医药费的郑建华、孙亚琴……每一个“海安舅舅”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他们为大山深处带来知识、带来思想、带来希望，改变了一个又一个家庭的命运。

　　1985年出生的彝族小伙子杨克干，如今已是民族中学的德育室主任。“如果没有海安老师，我和姐姐们可能还在放牛呢！”杨克干还有四个姐姐，大姐、二姐没读过书便早早嫁了人，海安老师来了以后，三姐、四姐都考上了中专，毕业后也找到了很好的工作。

　　作为宁蒗12个少数民族之一的普米族，新中国成立前，3800多名族人中只有一人学过汉文，却也只是听得懂说不出。而今年，距离宁蒗县城80公里巴珠村的一对普米族姐妹花杨志秀、杨志春，竟同时考上了大学，成了族里的稀罕事。姐妹俩一个被重庆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录取，一个超了二本线24分。

　　“上大学是她们改变命运的机会，也能带我们看看外面的世界。”一下子出了两个大学生，从未走出大山的一家人生活有了希望，未来有了奔头。

　　32年间，281名海安教师累计培养了20000多名合格的初、高中毕业生，输送了10000多名大、中专生，其中有9名市高考状元和6名市中考状元。在海安教师的教育引导下，曾经贫穷落后的宁蒗成为云南教育的标杆，无数少年因知识改变了命运，从放牛娃成长为社会的中流砥柱。

　　“宁海效应”：把自强刻进骨头，用奋斗成就未来

　　海安教师不仅仅推动了宁蒗教育的发展，他们更拓展了“宁海模式”为“宁海效应”，改变了一个地区的生活方式，让宁蒗人从此更有精气神，凝聚起奋发向上的力量；让宁蒗从此有了内源式发展的“发动机”，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1989年，宁海中学创办后的第一次中考，人均考分、升学率全县第一的成绩让宁海中学一炮打响。当时师资力量最强的宁蒗第一中学校长甚至下达动员令：绝不能让一中落后宁海中学。自此，宁蒗教育系统“好戏连台”，全县各校纷纷自加压力，学习、借鉴、效仿“宁海模式”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教学研争先创优、你追我赶的浓厚氛围。

　　读书去！到宁海中学读书去！一股竞相读书的风气在宁蒗兴起。教育的竞争，带来的不是冲击，而是清晰的发展方向。自古以来第一次，家家争着把自己的孩子往学校送。

　　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宁蒗人把重教崇教融入血脉里、落到言行中，寻找到了阔步前进的自信和动力。海安教师给宁蒗带来的不仅是教育，更是一种精神，他们的风范、品格、胸怀，整整影响了宁蒗一代人。

　　首批海安教师刚到宁蒗，震惊于当地师生的疲怠状态，立时将海安工作的作息习惯搬到了宁蒗。鼓励学生6点起床上课，21点晚自习下课；班主任每天第一个到教室，最后一个离开……学生生活作息的改变，带来一个家庭作息的改变，海安教师对待教育的一丝不苟的敬业劲儿，也使得宁蒗当地各行各业的工作者纷纷效仿。

　　宁蒗人说：“江苏的教师早晨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他们改变了我们的时间观念，早上把宁蒗的时钟往前拨了2个小时，晚上的时间往后拖了2个小时。”

　　宁蒗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联鸿是宁海中学的第一批学生。“如果不是海安的老师，我很可能一辈子就困在山上下不来，更不会有现在。”李联鸿告诉记者，山上下来的孩子很调皮，上课从来不认真听讲，整个班级无论上课下课总是吵吵嚷嚷，海安老师的到来让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位老师弄伤了三根肋骨，当时大家都想着可以不用上课了。没想到，老师一天都没休息，一边打着绷带，一边给我们讲课。”原本吵吵嚷嚷的教室变得连根针掉下的声音都能听到。李联鸿说，那个场景，自己一辈子也忘不了，自己第一次感受到人是有精神支撑的。

　　1990年曾就读于宁海中学，如今任宁蒗县信访局局长的杨才华，深深记得海安老师的负责、那种不一般的负责。

　　“上学时候早晨天没亮，老师就在门口等着我们，数一数有没有学生没到。”杨才华回忆，“在那个年代，没见过那样的老师，太特别了！”

　　因为高考志愿没填好，杨才华错过了自己心仪的学校，不得不外出打工，但在打工期间，海安老师说过的“知识才能改变命运”这句话深深刻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散。不甘心的杨才华重新拿起课本，并通过成人高考考进了西南政法大学。“可以说，遇到海安老师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

　　奋然为之，亦未必难。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的海安教师，成功修建了一条教育高速公路，这条路通往宁蒗的每家每户，通往每一个宁蒗人的脑子里。

　　随着越来越多学子命运和当地精神面貌的变化，宁蒗百姓的观念彻底扭转了。“勤奋、敬业、负责任，工作一丝不苟，海安教师带给当时宁蒗一中，还有各中小学，甚至整个地区巨大的影响。老百姓都知道，这是唯一的出路，是希望所在。”阿苏大岭说。

　　一所学校的办学意义远不止对教育的影响。这群海安教师，消除了疑虑、振奋了精神，办学成效已远远大过了教育本身。他们用先进的教育理念给宁蒗带来了新观念、新思维、新气象，用超前的智慧在荆棘中开拓出文明之路，用博大的爱心在荒原上立起精神丰碑。他们独树一帜的大爱和智慧、精神和业绩，将永久载入中国教育的史册！

　　■记者手记

　　教育开启智慧之门

　　脱贫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从“宁海之约”发展为“宁海模式”，再到产生“宁海效应”，是观念上的进步，也正是激活了竞争机制的结果。宁蒗教育由长期在低谷徘徊一跃成为连年稳居全丽江第一方阵，对全市乃至全省的民族教育都产生了冲击波和催化剂的效果。

　　重视教育、发展教育在宁蒗蔚然成风。16年前，第四轮支教的王加云、陆瑞华夫妇，结束了在宁蒗3年的支教生活回到了海安。去年，夫妇二人再次来到了宁蒗加入了第十轮支教队伍。他们惊喜地发现，很多同事都是他们的学生。

　　王加云15年前教过的学生杨学英就坐在斜对面。杨学英感慨，15年前的她很难相信，那句“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会真实地在她身上发生。同样也是王加云的学生熊辉，大学毕业后，毅然回乡走上三尺讲台，接过接力棒，“我选择回到家乡，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孩子飞到更高更远的地方”。

　　自此，宁蒗人深知，只有撸起袖子加油干，才能拥有光明未来。教育的发展和进步，促进了全县人口素质的整体提高，激荡起宁蒗孩子青春的梦想，带动了贫困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宁海效应”从教育领域延伸向更加宽广的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宁海模式”的内涵也有了新的发展。

　　近年来，已陆续有一万名走出大山的学子毕业后回到家乡，他们传承支教精神，承担起建设、管理宁蒗的重任，在当地经济、社会各领域大显身手，成为宁蒗全面脱贫奔小康的中坚力量。

　　走在脱贫路上的宁蒗，搭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快车，开始奔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大道上。据悉，全县财政收入从1988年的696万元到2019年的3.1亿元，增长了45倍；人均纯收入从1988年的197元到2019年的19360元，增长了98倍。

　　党的十八大以来，宁蒗宁海民族中学和海安班共培养了大中专毕业生7454人，近三年里有5名学生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今年，海安班全班45人参加高考，仅1人差一本线两分，其他全部达到一本线。

　　群山阻隔，阻挡不了宁蒗发展奋进的步伐；大江横断，阻断不了宁蒗各族人民渴求幸福的希望。教育打开了这个民族上千年来的闭塞之门，开启了他们的智慧，更助推了各民族的进步与发展。

　　《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06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