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烈鹏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家徐怀中的长篇小说《牵风记》，能够给读者带来强烈的思想震撼和独特的审美体验。笔者认为，作为我国当代军旅文学的一座高峰，《牵风记》的文学史意义主要体现在其故事情节的构思、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表现手法的创新上。

　　不同寻常的战地传奇

　　《牵风记》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女主角汪可逾入伍投奔光明却在19岁不幸牺牲的壮烈故事。本书并未将笔墨侧重于硝烟滚滚的战争场面，而是以战争为背景，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三个人、一匹马、一张琴之间的曲折故事，写爱情、写友情、写人性，写唯美而灵动的生命气象，也写了人与自然的神奇关系。这种内容设定，在我国军旅文学创作中称得上是一种开拓和突破。

　　《牵风记》在故事情节上的不同寻常，部分原因也出于作家笔下的古琴和军马。那张宋代古琴是汪可逾作为知识分子的象征，是她在奔赴延安途中改变行程进而改变人生轨迹的缘起，也是架设在她与“夜老虎团”团长齐竞心灵之间的桥梁。琴声吸引军马“滩枣”而来、古琴被迫埋藏于山中、古琴偶然之下失而复得等情节，无不暗示了一种奇特的际遇。汪可逾弥留之际弹奏无弦之琴，仍能引得“滩枣”前来，更是让人拍案称奇。汪可逾死后，古琴陪伴着齐竞，则寄托了他的思念。毫无疑问，古琴在作品中穿针引线，贯通前后，起到了揭示人物身份、推进故事情节、深化主题思想、彰显传奇色彩的重要作用。

　　军马“滩枣”，是夜盲症、平足患者汪可逾在行军途中的伙伴，也是她人生命运的见证。“滩枣”仿佛能够听懂她的琴声，乐意亲近她、为她服务，帮助她一次次摆脱险境——这是以马为喻，表达出对美、对文化的热爱和追随。“滩枣”逃过枪林弹雨成为一匹山中野马后，仍能循着“琴声”找到汪可逾，冥冥之中感受到她的托付。这种神性形象的塑造，提升了它的生命价值，也为中国文学留下了响遏行云的萧萧马鸣。

　　突破性的人物塑造

　　汪可逾出身书香门第，擅长弹琴，写得一手好字；长相美丽端庄，白白净净，“脸上挂着一丝天然的微笑”，还有一双灵巧好看的手。政治上，她追求进步，十四岁就随二哥奔赴延安，途中因变故进入太行第二中学学习，几年后毕业入伍。她纯洁善良，追求完美，上床休息了也要起身把地上放反了的鞋子摆放整齐，住在房东家里执意要更换贴在大门上的倒装对联，写标语写到一半遇到部队紧急集合也要坚持写完最后一个字。临终之际，她将尘世中所有外在的东西全部卸除，只留下了最完美的形象。通过塑造这一战争年代女性革命青年的典型艺术形象，作者表达了对文明的礼赞和对先进知识分子的讴歌。

　　与汪可逾相比，通信员曹水儿属于“另类英雄”。他出身贫苦，早早参加了革命队伍。他高大威猛、办事果决，能够通过巧辨风向识破敌人阴谋，挖地洞藏身躲过烧山搜查。对于文化教员汪可逾，他真心敬重，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一路护送，这些恰是文化教育的作用。但曹水儿身上也有许多毛病，在军营中广受非议，最终遭人告发，公审后送了性命，这又是可悲的、可叹的。这一文学形象是有血有肉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齐竞则是个典型的儒将，博学多闻、精于音乐、善于演讲、工于摄影、长于带兵。但他更是矛盾的统一体，狭隘自私的性格让他一辈子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这一形象塑造是立体的、真实可信的，也是崭新的。

　　正如一些评论所指出的，“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是此前的文学作品中未被充分塑造过的，他们的原型来自作家当年的亲历，于是这些人物又那么真切可感。”

　　推陈出新的表现手法

　　在表现手法上，《牵风记》有很多高明和创新之处。比如，它的环境设置和细节描写就很值得称道。它将唯美的故事放置于纷飞的战火和雄奇神秘的大山之中，时空纵横，别开生面，并创造性地采用大背景、小叙事的手法，文笔讲究，一枝一叶刻画入微。在第十一章，汪可逾带领慰问团路经小河渡口，坚决不让马车从敌方士兵尸体上轧过去的细节，让人清晰地看到了她灵魂深处的光芒。又如文中写到汪可逾动员俘虏们进行贵重物品登记，发现一些俘虏暗自将金银首饰踩进泥土私藏，于是便下达“向前十步走”的口令，然后要求俘虏们寻找丢失的物件，从而做到真相大白。这一细节将女主人公过人的智慧描绘得生动传神。

　　作品中充溢的神奇想象和诗化的语言，也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在《黄河七月桃花汛》的章节中，百名女性挤满渡船，构成了一幅独特的图景，很有艺术感染力。再如老军马独自移尸、榕树洞鸟虫难入等，更是放飞了想象的翅膀。结尾处，齐竞将军去世后，布偶猫纵身桌面拨响古琴应该是想象出来的情节，写实中满是浪漫，凄美的意境令人扼腕、深思和反复品味。

　　与其他偏于沉重的战争小说不同，《牵风记》抒情真切、空灵奇崛，“是一部具有深沉的现实主义质地和清朗的浪漫主义气息的长篇小说”。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也算得上《牵风记》对当代文学的一个贡献吧。（张烈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