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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风记》的文学史意义 发布时间:2020-08-09 来源:光明网 河南日报

  作者:张烈鹏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家徐怀中的长篇小说《牵风记》,能够给读者带来强烈的思想震撼和独特的审美体验。笔者认为,作为我国当代军旅文学的一座高峰,《牵风记》的文学史意义主要体现在其故事情节的构思、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表现手法的创新上。

  不同寻常的战地传奇

  《牵风记》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女主角汪可逾入伍投奔光明却在19岁不幸牺牲的壮烈故事。本书并未将笔墨侧重于硝烟滚滚的战争场面,而是以战争为背景,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三个人、一匹马、一张琴之间的曲折故事,写爱情、写友情、写人性,写唯美而灵动的生命气象,也写了人与自然的神奇关系。这种内容设定,在我国军旅文学创作中称得上是一种开拓和突破。

  《牵风记》在故事情节上的不同寻常,部分原因也出于作家笔下的古琴和军马。那张宋代古琴是汪可逾作为知识分子的象征,是她在奔赴延安途中改变行程进而改变人生轨迹的缘起,也是架设在她与“夜老虎团”团长齐竞心灵之间的桥梁。琴声吸引军马“滩枣”而来、古琴被迫埋藏于山中、古琴偶然之下失而复得等情节,无不暗示了一种奇特的际遇。汪可逾弥留之际弹奏无弦之琴,仍能引得“滩枣”前来,更是让人拍案称奇。汪可逾死后,古琴陪伴着齐竞,则寄托了他的思念。毫无疑问,古琴在作品中穿针引线,贯通前后,起到了揭示人物身份、推进故事情节、深化主题思想、彰显传奇色彩的重要作用。

  军马“滩枣”,是夜盲症、平足患者汪可逾在行军途中的伙伴,也是她人生命运的见证。“滩枣”仿佛能够听懂她的琴声,乐意亲近她、为她服务,帮助她一次次摆脱险境——这是以马为喻,表达出对美、对文化的热爱和追随。“滩枣”逃过枪林弹雨成为一匹山中野马后,仍能循着“琴声”找到汪可逾,冥冥之中感受到她的托付。这种神性形象的塑造,提升了它的生命价值,也为中国文学留下了响遏行云的萧萧马鸣。

  突破性的人物塑造

  汪可逾出身书香门第,擅长弹琴,写得一手好字;长相美丽端庄,白白净净,“脸上挂着一丝天然的微笑”,还有一双灵巧好看的手。政治上,她追求进步,十四岁就随二哥奔赴延安,途中因变故进入太行第二中学学习,几年后毕业入伍。她纯洁善良,追求完美,上床休息了也要起身把地上放反了的鞋子摆放整齐,住在房东家里执意要更换贴在大门上的倒装对联,写标语写到一半遇到部队紧急集合也要坚持写完最后一个字。临终之际,她将尘世中所有外在的东西全部卸除,只留下了最完美的形象。通过塑造这一战争年代女性革命青年的典型艺术形象,作者表达了对文明的礼赞和对先进知识分子的讴歌。

  与汪可逾相比,通信员曹水儿属于“另类英雄”。他出身贫苦,早早参加了革命队伍。他高大威猛、办事果决,能够通过巧辨风向识破敌人阴谋,挖地洞藏身躲过烧山搜查。对于文化教员汪可逾,他真心敬重,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一路护送,这些恰是文化教育的作用。但曹水儿身上也有许多毛病,在军营中广受非议,最终遭人告发,公审后送了性命,这又是可悲的、可叹的。这一文学形象是有血有肉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齐竞则是个典型的儒将,博学多闻、精于音乐、善于演讲、工于摄影、长于带兵。但他更是矛盾的统一体,狭隘自私的性格让他一辈子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这一形象塑造是立体的、真实可信的,也是崭新的。

  正如一些评论所指出的,“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是此前的文学作品中未被充分塑造过的,他们的原型来自作家当年的亲历,于是这些人物又那么真切可感。”

  推陈出新的表现手法

  在表现手法上,《牵风记》有很多高明和创新之处。比如,它的环境设置和细节描写就很值得称道。它将唯美的故事放置于纷飞的战火和雄奇神秘的大山之中,时空纵横,别开生面,并创造性地采用大背景、小叙事的手法,文笔讲究,一枝一叶刻画入微。在第十一章,汪可逾带领慰问团路经小河渡口,坚决不让马车从敌方士兵尸体上轧过去的细节,让人清晰地看到了她灵魂深处的光芒。又如文中写到汪可逾动员俘虏们进行贵重物品登记,发现一些俘虏暗自将金银首饰踩进泥土私藏,于是便下达“向前十步走”的口令,然后要求俘虏们寻找丢失的物件,从而做到真相大白。这一细节将女主人公过人的智慧描绘得生动传神。

  作品中充溢的神奇想象和诗化的语言,也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在《黄河七月桃花汛》的章节中,百名女性挤满渡船,构成了一幅独特的图景,很有艺术感染力。再如老军马独自移尸、榕树洞鸟虫难入等,更是放飞了想象的翅膀。结尾处,齐竞将军去世后,布偶猫纵身桌面拨响古琴应该是想象出来的情节,写实中满是浪漫,凄美的意境令人扼腕、深思和反复品味。

  与其他偏于沉重的战争小说不同,《牵风记》抒情真切、空灵奇崛,“是一部具有深沉的现实主义质地和清朗的浪漫主义气息的长篇小说”。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也算得上《牵风记》对当代文学的一个贡献吧。(张烈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