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街道疫情风险等级由低风险地区升级为中风险地区。
就在前一天，北京市新增2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西城区1例，就住在展览路街道。
接到风险等级升级通知时，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团工委书记高宏彦正和同事一起逐一核查街道内曾前往丰台新发地市场人员，做好排查和登记工作，并做好社区居民情绪安抚工作。
对于风险等级升级，在知晓街道有居住人员确诊时，高宏彦就预料到了，这是自6月11日北京再度出现本地确诊病例以来加强疫情管控的惯例，也是强化疫情防控意识的信号。
对于高宏彦而言，从1月23日接到命令投入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开始，这场战“疫”就一直在持续，紧绷的弦从未松懈过。
“疫”不容缓。1月24日正值除夕，一早8点，高宏彦准时赶到街道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办公室报到。
和千千万万冲锋在战“疫”一线的工作人员一样，高宏彦的春节假期还未开始就已宣告结束。
工作之初，高宏彦主要负责街道数据组每日各种报表的核实、统计、上报以及疫情相关方面的沟通、协调、各类重点人员转运等工作。
这是一项终日与数据打交道的工作，每一个数字都精确反映着街道疫情防控的动态情况，马虎不得。
展览路街道共有22个社区、143个小区，每天上报的各种数据纷至沓来、毫无头绪，不仅影响工作效率，也难以确保精确落地。
面对数量庞大且调整频繁的各种报表，高宏彦与组员们一起认真梳理、集思广益，在经过与社区、居民、辖区单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出所等相关部门、人员沟通协调后，根据每日数据统计内容、统计方式、报送方式等特点，总结经验，仅仅两天便创新设计出街道返京人员信息台账，于1月26日顺利启用。
高宏彦说，这是她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后打的第一场仗，赢得了胜利的开局。“信息台账节约了社区工作人员统计时间，能够迅速将新返京人员信息登记后报给数据组，再由数据组根据报表从中筛选、统计、上报。”
然而，数据组的工作不仅于此。
“我们承担着大量人员的核查工作，有些人员信息不符，我们要一一核实，不漏一人，查找核实的过程往往颇费周折。”高宏彦说。
国际航班24小时随时都有到港情况，高宏彦便24小时在线，随时保持与机场工作前端人员进行信息核对，遇有街道内境外返京人员时，第一时间进行联系，解释政策。
在高宏彦印象中，最长的一次思想工作，经过了5个多小时才做通。
对此，高宏彦坦言她很理解，“疫情最初，面对未知的风险，每个人都很担心、害怕、恐惧，说些过分的话，有些过分的行为，也是人之常情。”
从1月24日算起，高宏彦在街道战“疫”一线已经值守了164天。用她自己的话讲，每天的状态就是“忙碌”。
平均每天工作至少15个小时，仅2月份接打电话、微信语音通话的时长就超过了5000分钟，算下来平均每天有近3个小时在通话状态中，经常是累得嗓子沙哑。
除夕那天夜里，高宏彦忙到凌晨两点才结束工作，忘记了给父母道声“过年好”；正月初四，是女儿12岁生日，一直忙到深夜的高宏彦直到看见家人发来的生日照片才顾得上给女儿补上一句“宝贝，生日快乐”。
6月中旬，随着北京本已好转的疫情形势再度抬头，高宏彦所在数据组的核查任务再度加重，且时间紧迫，这又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角力。
每天工作超过20个小时，累了困了就在办公室沙发上眯一会儿。最初那段时间，高宏彦连续一周没有回家，每天只顾得上吃一顿饭，常常是手机、微信语音、固定电话同时在响。
其实，自疫情以来，“催促”高宏彦的除了数据、人员核查等工作，还有很多是找她解决问题、困难的琐事、小事。
一天夜里10点多，高宏彦接到一个陌生来电，是一位曾经联系过的湖北返京人员因为健康码原因在北京找不到暂住一晚的酒店，只好求助高宏彦。了解情况后，高宏彦联系到隔离点负责人，说明特殊情况且取得理解后，为求助人员专门辟出一个房间，得以暂住一晚。
一次，一位集中隔离人员把装有所有证件的挎包遗落在机场转运的大巴车上，找到高宏彦求助。经过与失主确认航班号、乘车时间、乘车位置，并核实挎包里证件等细节，高宏彦立刻与机场、前端工作组、车辆调度多方联系，终于在转运车上找到了失主的挎包并转送至隔离点。
“高书记，门口有位阿姨反映接孩子绕路的问题”、“高书记，车公庄有一户隔离人员家里没电了”、“高书记，百西社区有位隔离人员坚持要回去上班”、“各社区，马上下发一批核查名单，收到请回复”……
高宏彦说，她每天忙碌的都是些繁杂而又平凡的“小事”，但是疫情期间，关系到社区居民的事往往没有“小事”，必须用心、用力去解决。
如今，展览路街道仍然维持着中风险地区级别，这场持续了5个多月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依然还未到偃旗息鼓的时候。
高宏彦和同事们也依然坚守在这场战“疫”的哨位上。
春节前，高宏彦和女儿曾预定了一场假期旅行，却未成行。而今，随着疫情形势逐渐好转，高宏彦开始期待着旅行如约而至的那一天，补给女儿，也补给自己。（中国青年网记者 李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