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
作者：杨飒（光明日报见习记者）
学人小传
陈文增（1954-2016），河北曲阳人，高级工艺美术师，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北省曲阳定瓷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艺术总监；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美术学院教授，河北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高校兼职教授。曾获“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金奖、“中国陶瓷名窑恢复与发展贡献奖”等奖项。出版专著《定窑研究》《定窑陶瓷文化及其造型装饰艺术研究》《陈文增定瓷作品精选》《陈文增诗词》《定窑放歌》等。
“定瓷是我的命。”这是陈文增的坚持。从进入定瓷厂那时起，他的人生便同定瓷绑在了一起，尽管事业起伏不断，几经波折，却从未有过改弦易辙的念头。
定瓷，产地在今河北曲阳（古属直隶定州），其烧制始于唐，兴于北宋，失于元，是我国北方大地上繁衍几代而影响深远的一个窑系，同当时的汝窑、钧窑、官窑、哥窑一起，号称宋代五大名窑。
朝代更迭，定窑一业在兵荒马乱中南遁北逃、东避西躲而奄奄一息，最终消亡。八百年后，对定窑的研究、恢复与创造并不简单。除留存的古瓷器外，并无操作手册可循，几乎是“白手起家”。
陈文增从一名写字工做起，成日和瓷器打交道，从选料到烧制，一件瓷器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他都亲力亲为；而中国定瓷业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他也同步见证。
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在定瓷的生产实践中，陈文增更是衍化成为一名定瓷艺术理论家。
古代学者喜欢定瓷，大多是欣赏、把玩，抑或是收藏、鉴定，很少研究它的内质，更不用提著书立说。而真正的陶工虽有满腹的烧制经验，却囿于缺少文化知识而无法成书。定窑有过辉煌，却没有付诸笔墨，见载于典籍。个别书中的记载，也仅是只言片语，不成体系。
陈文增自开始从事定窑事业的那天起，就有意识地对定瓷的历史形成、发展源流、烧制工艺及兴废浮沉等，进行钩沉探微，悉心研磨。以理论为支撑，以实践为依据，他撰写的《定窑研究》《定窑陶瓷文化及其造型装饰艺术研究》等、主编的《中国定窑》等一系列学术著作，总结出一套科学的工艺流程和学术理论，为当代定瓷生产及学术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学术支撑。
探索
197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国家决定把恢复定窑工艺当做一项工作来抓。当时的河北，曲阳县定窑瓷厂和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定瓷厂两家单位承担起恢复定窑的重任。1978年，保定地区工艺美术定瓷厂在曲阳组建定瓷实验组。因擅长书法，陈文增被推荐进厂成为一名写字工，而后留在定瓷实验组，迈出了他与定瓷结缘的人生第一步。
定窑白瓷，亭亭玉立，卓然一格，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之美誉，一直是历代大收藏家追逐的雅玩及宫廷御用的留存。如今，因其存世数量极少，更加弥足珍贵。由于定窑的衰败和消亡，有关定瓷烧制的资料都已荡然无存，人们对于定瓷的认知，特别是对其核心工艺的了解基本上处于一片空白。八百多年前，那些大师们选用的是什么瓷土、什么瓷釉，定瓷的配方是什么，精美的花纹是怎样画上去的，都无从索解。
定瓷实验组的任务，就是要破解这些沉寂千年的密码。
这样的探索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陈文增首先遭遇的大问题是关于瓷器的刻花。以往瓷器上的纹饰采取的是双线刻法，“刻一刀，复一刀”，即先刻出一条单线，再沿着这条线补刻一条辅线，使得纹饰的形状趋于丰满。但陈文增在实践中却发现，刻第一条线时，他可以随心所欲，刀锋所至，一条潇洒飘逸的线条便跃然而出。可刻第二条辅线时，则必须瞄准第一条线，不能偏离分毫，拘谨的辅线失去了第一条线的神韵。这样烧制出来的瓷器，在形质和神韵上都与古定瓷不能相比。
陈文增多年修习书法，他从书法的“飞白”现象中得到了启发，“飞白”笔画中夹杂的白痕与墨迹是一个整体，其中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更因创作时要一挥而就而不可描改。定瓷上双线条、三线条的飘逸灵动也是一个整体，“刻一刀，复一刀”则会阻碍线条的流淌。既然纹饰线条是一个整体，说明刻花时就要一气呵成，“一刀挥就，不能复刀”。
问题出在哪里？工具。既然多条线要一气呵成，那么工具就应该是一个整体。
陈文增发现，刻花的刀具应该是带有豁口的。他首次用一把自制的双线刻刀，刻出了流畅灵动的纹饰线条。这一发现颠覆了陶瓷史上关于定瓷双线纹样“刻一刀，复一刀”的论点，为当代定窑刻花刀具理论奠定了基础。
运用双线刻刀表现的线条洗练明快、神逸飞动，线形一笔而就，避免了复刀、描改。此后，陈文增又发明了组线刻刀，并把单线刻刀、双线刻刀和组线刻刀命名为单线刀、双线刀和组线刀，并申请国家专利。
陈文增把这次发明结合日常实践，写成了两万余字的论文《定窑手刻花纹浅说》，发表于《河北陶瓷》杂志之上。
以刀代笔，可把大千世界万物赋予其下，任人物、动物、花卉、山川无所不能。他在定瓷刻花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出“刀行形外，以线托形”的定窑刻花理论，逐渐形成有法可依、有理可循、气韵生动、效果鲜明的手刻艺术规范，具有开创性和震撼性。
探索之初，没有文字资料可以借鉴，没有工艺流程可参考，全靠在实践中摸索，并不断总结经验。陈文增发现，在仿制定窑真器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定窑真器上，多有泪痕，向有“无泪不成定”之说。《南窑笔记》里称，“出北宋定州造者，白泥素釉，有涕泪痕者佳”，所以在制作中，有的便故意弹点上一些瓷釉，做出泪痕状。另外，真器上多有刀痕和刀线，这被认为是美中不足，于是采用各种办法将刀痕和刀线擦平。
而陈文增认为，泪痕、刀痕、刀线，是定瓷朴拙美、自然美以及造型峭拔的艺术风格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由定窑特殊的工艺决定的。人为取舍，不但不自然，更是费力不讨好，使器物失去生辣感。“生辣感是人们对定瓷外观鉴赏的一种习惯称谓，体现着定瓷凌厉峥然的风格和明丽蕴含的气质。刀痕也是定瓷产品外观生辣感的特征之一。”
坚持“大朴不琢”，是陈文增的观点，他主张向宋人靠拢，向古定窑接轨，再现瓷器工艺全过程的每一步痕迹，不加掩饰。
1984年，在香港的陶瓷艺术展上，陈文增一行带去的瓷器被收藏界抢购一空，这些瓷器形象化地展示了定瓷的“大朴不雕，大象无形”之美。
沉寂了八百年的定窑瓷器重现人间，以其独有的朴拙、灵动、素绚的自然美征服了业内业外人士。香港《大公报》称赞：新瓷“比宋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次展会的效果让陈文增始料未及，然而他也明白，目前的这些作品只是“似定”，还不是“定”。首先，用坯土成型时，他们使用的不是传统的拉坯或模具印坯的方法，而是用近代的注浆工艺。虽然形制有了，但气韵不足。另外，坯土和釉的选用，都是尝试性的，没有形成固定的配方。
通过深入学习，陈文增逐渐悟出宋代定窑烧制工艺的真谛。刻花工艺是定窑瓷器形制的基本特色，刻花是在拉坯的基础上进行的，经过拉坯塑成泥胎，然而在泥胎上刻花。“拉坯随心，刻花如意”，是定瓷传统烧制工艺的最高境界。
拉坯是制作陶瓷的七十二道工序之一，是技术性很强的一道生产工艺，是陶瓷艺术的基础和灵魂，也是独立的艺术形式。首先要将制备好的泥料放在拉坯机上，用轮制成型方法制成具有一定形状和尺寸的坯件。在拉坯之前，需先将泥房内经过陈腐的泥料取出踩炼，然后再以手工揉泥，将揉好的泥放在辘轳轮盘上。经过把正、提筒放型、收口几个步骤，然后是下轮等自然干燥到一定程度再进行修整。
通过千百次的拉坯，陈文增实践出来的拉坯步骤，不仅是定窑传统的拉坯工艺的再现和成熟，也证明了原料中各种成分的配比已经基本掌握。
这正是“天机泄尽意何妨，绝艺超然著一邦。‘泥土’芳馨恭四海，神工圣手自流芳。”（陈文增作《拉坯成型七绝二首之二》）
恢复
曲阳是定瓷的发祥地，这一方水土是定窑延续几百年发展和繁荣的先决条件。然而1992年，原定瓷厂多次改建转产，甚至被要求搬迁出曲阳。
在陈文增的奔走和努力之下，定瓷厂最终留在了曲阳，陈文增和搭档也获得了工厂的经营自主权。从此，恢复全套定瓷制作工艺变得更加得心应手。在陈文增看来，从那时开始，定瓷的复兴事业才真正起步，“我们一定要脚踏实地地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传承下去！”
“原无逸致醉流霞，检点平生漫与夸。昨日红颜凋已尽，我今化鹤引梅花。”这是陈文增在定瓷新厂重建之前所作的一首诗——《复兴定窑》，他对复兴定窑的期盼和决心溢于言表。他认为，恢复定窑不是一种闲情逸致，而是一项艰辛事业。古代定窑已经消失，在如今的恢复实践中，陈文增愿作为一只鹤把梅花引出，再现昔日辉煌。
经过大量研究实践，陈文增有了“大发现”，即宋代定窑的成功烧制，与其匣钵、架支的功能设计有着密切联系。唐、五代时期，垫片三角垫砖原始性较强，用这样的窑具支垫烧制，不可能生产出完美的器物。北宋以来，盘、碗多覆烧，这时随之出现的支圈有盘形、环形、异形等适于烧制的多种形式，其使用方法一般以盘形支圈作基，以环形支圈垒高。盘形支圈为一圈多器，环形支圈则为一圈一器。匣钵是置放器物的窑具，盘、碗不论覆烧还是仰烧，皆离不开匣钵盛装。北宋有空心匣钵或称开底式，另一种为高足空心匣钵，根据装烧器物的数量制成不同高度和形式的匣钵，是定窑匣钵发展的基本规律。
1993年3月，陈文增将上述发现写成论文《定窑匣钵架支设计艺术及其功用》，发表于《河北陶瓷》杂志上。
1994年，在“首届中国茶与瓷文化展”闭幕会上，陈文增研制的手刻梅瓶荣获仿古瓷科学与艺术特等奖，其作品刻字大腹瓶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10月，由定瓷公司开发的雕花茶具、魔壶等系列新产品荣获“中国新技术新产品交易博览会”金奖。
1995年，由陈文增主持的河北省科委计划内项目“日用美术定窑陶瓷”研究课题，通过专家评议，获河北省科技成果鉴定证书。1996年6月，“日用美术定窑陶瓷”研究课题获得河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专家经过严谨认真的鉴定后一致认为，这是真正的定窑工艺，标志着陈文增及其搭档经过二十年的苦心专研，定瓷这一千古之谜终于破解，循迹八百年的定窑真正地得到了恢复。陈文增兴奋地感叹：“八百年来曲未终，宫商纵处绕苍穹。”
这三年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主要是在定窑研究方面，即定瓷烧制的工艺配方的突破，以及定窑文化新概念的建立等，这些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范畴。陈文增说，不敢说我们现在的作品超过了宋代。只能这样理解，某一部分作品和产品，我们已经做到与古代定瓷文化特征包括瓷质和釉色相一致。专家鉴定“瓷质接近古定瓷，工艺技术达到宋代定窑陶瓷水平，造型装饰有所创新”，它的最高标准就是达到宋代水平。由于历史上的定窑博大精深，我们的研究还必须进一步深入。总之，定窑必须走向发展，这不妨说是我们研究、恢复的真正目的。
元朝刘祁的《归潜志》里称：“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定窑以白瓷为多为最，而定州红瓷也是定窑名品之一，只不过史书有载而少人闻之。北宋诗人苏东坡在《试院煎茶》中赞曰：“又不见，昔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这“琢红玉”即指定窑红瓷，宋邵伯温的《闻见录》里也记载：“仁宗一日幸张妃阁，见定州红瓷器。”只不过，红瓷当时产量稀少，所以不为常人所见。
陈文增在色定试验生产中摸索千百次，终于在2001年创作出定窑红定“岁寒三友”印花盘，其色泽红润媲玉，沉着透亮，微泛晶体，光线下尤为动人，可谓其20年定窑研究生产中的又一佳品。
陈文增认为，历史上的红定，奇妙精彩处更胜于今，而他创作红定的成功则再次证明定窑当年确有红瓷生产技艺。为了弥补定窑颜色单一的弱项，陈文增和搭档早已开始研究其他色釉品种，如酱釉、红釉等。
1999年，陈文增创作的“双凫刻花盘”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创世纪大展”金奖；“四海呈祥”云龙雕花瓶荣获“中国工艺美术世纪大展”金奖，在国庆五十周年献礼仪式上被定为国家级珍品，由人民大会堂永久收藏。2001年1月28日，陈文增的“定窑莲纹刻花贵妃瓶”和“定窑白釉莲纹刻花盘口瓶”在上海“第三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上分获金奖和银奖。
创新
面临新时期市场经济大潮，定窑该走向何处？陈文增为定窑发展制定了一个三字方针，即“古、新、奇”。所谓“古”，指仿古，当代的定瓷产品应遵循古定瓷烧制的制式，模仿、借鉴、继承古代特别是宋代定瓷的特色；所谓“新”，是创新，定瓷不能单纯地仿古，要有能够跟上时代发展的具有当代定窑特色的新东西；所谓“奇”，即奇特，产品奇特，功能奇绝，以奇夺人，出奇制胜。以“古”为手段，为起步；以“新”为目标，为总揽；以“奇”为补充，为突破。
陈文增认为，时代性、民族性永远是创新的着眼点，奇而特的产品构思携“新”而出，古、新、奇三而合一，是定窑陶瓷的发展战略，并由此走向大众，走向世界。这是定窑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陈文增的专利产品——手控魔壶（双腔壶），就是集“古、新、奇”于一体的。手控魔壶的设计及其基本功能为一体内（外观）盛两种液体从一个口（嘴）中倒出，而相互不混合，并使各部位功能效果达到至佳。从构思到创作，整个过程都渲染着古代传奇故事的悬疑和诡谲，以及暗弄机关的蹊跷与奇巧，堪称绝世佳品。2000年，手控魔壶获得国家专利。
早在1994年，陈文增就曾写过一篇论文《定瓷科技发展管窥》，提出定窑要走向机械化，必须借科技手段。用陈文增的话说，就是“拓宽思维，用传统、创新两条腿走路，与时俱进”，在科技的载体上发挥艺术的才能。而要创新，要走出更宽的路，要把定窑市场做大，就必须做民用瓷器，所以，他主张“把定瓷推向民用，推向生活”。
陶瓷界有一种提法：“日用品艺术化，艺术品使用化。”瓷器转向生活，说明它已经度过了民间作坊和简单机械制作阶段，具备了由底层工艺流程向高新技术要求的生产线发展的条件。瓷器走向生活，是走向世界的前提。在陈文增看来，定窑白瓷质地优良，烧成温度高，釉面光润媲玉，白中泛青或白中泛黄，具有其他白瓷所无法比拟的先天条件。这是定窑自身的区域特征，是天生丽质，不是学来的。以此为基础，充分发挥设计师的创作能力，在再现定窑高雅格调的同时，更彰显出一种内涵深厚的温馨之美，达到设计形式与使用功能的和谐统一。
但是，陈文增也强调：“定瓷并非一个简单意义上的物质产品，应该说，它具有科技性强、艺术含量足、文化价值高三大特点，其中文化是主导。定瓷能于八百年后再次复活，并能逐步走向健康，关键在于文化之新鲜血液的补充。离开文化，艺术将不复存在。”所以，定窑艺术陶瓷未来的生产格局、产品特色，仍然是以宋为参照，加大文化铺垫、渗透，使每件作品尽量拥有一段故事，抑或以一篇文化理论为烘托，加大瓷外功夫的锤炼，让人去咀嚼、品尝，并留下深思回味。这是陈文增的美好愿景。
2006年11月，在“光中华之绝技，创定窑之全新”的定窑恢复生产30周年庆典活动上，陈文增宣布：定窑配方可以有条件无偿使用。把三十年研究的成果、配方贡献出来，在陈文增看来，是为了定瓷真正的繁荣。找回定瓷工艺配方，恢复定瓷生产只是第一步，“经验、技术来之不易，但必须要把工艺传给下一代。当代陶瓷艺术家必须从那种匠人的圈子里跳出来，留下文献，带出学生，才能使我们的传统工艺后继有人，得到长久发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再现我们传统工艺的辉煌。”陈文增说，精诚团结，立足发展，这就是定瓷精神。
2003年9月，陈文增45万字的著述《定窑研究》正式出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周淑兰教授为书作序《奋斗的历程》：“《定窑研究》如此系统详尽地研究定瓷文化，既研究了历史，又记录了实践的验证，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历史的研究上，不但参考了历史文献，同时对古窑址进行了多年的考察，研究了大量的实物资料，是一本可靠的史书。这本书又是实践的总结，是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这种对工艺实践的记录，在我国陶瓷艺术史上将添上绚丽的一笔。”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厦门大学教授叶文程先生评价：“《定窑研究》通过试制生产，总结出一系列工艺理论，其引古论今，考证翔实，文字严谨，敢于否定本本和提出自己的观点。”“它是定窑瓷器历史的总结，又是定窑研究科技与艺术的总结。它对于振兴中华民族优秀的陶瓷文化，推动社会两个文明建设，促进和加强定瓷的推陈出新，使定窑走出国门，推向世界，都将起到重大作用。”
《定窑研究》是定窑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书中收入一百余幅图片，填补了定窑无理论的历史空白。此书出版之后，陈文增说：“不管以后社会发生什么情况，定窑将不会再次失传了。”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0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