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脉】
作者:赵建永(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基地研究员,天津社科院国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6月北京疫情反弹后,中医界根据新冠肺炎最新证型特点,迅速拟订新的对治方案,并由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公布了《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对于本次最新疫情,张伯礼院士指出,许多患者表现为“湿热疫”的证候,这是由于发病在夏至节气前后;同为新冠肺炎,但与此前的辨证施治有所不同,正是体现了因时、因地、因人辨证施治的中医个性化治疗特色。
中医治疗疫病已有数千年历史,积累了大量成功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作为中医精髓的辨证施治,是通过审证求因,辨析病机,分清主次,以认识和解决疾病的过程。证是对病机的结论性判定,反映病程中病因、病位、病性、病理、邪正关系、传变趋势等等,所以证比症状更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疾病的实质。辨证,就是综合望、闻、问、切收集的症状和体征等信息,通过现象看本质,做出定性分析和论断。施治则是根据辨证结果,确定对应治法。中医辨证地看待病、证关系,强调同一种病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证,不同的病又可表现为同一种证。因此在辨证施治原则下,采用“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方法。
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种疾病,因证候不同,而治法相异。异病同治,则指不同的疾病,若证候相同,就可以采用同一方法治疗。中医虽然能辨病论治,但也可以不受疾病分科的限制,因其治病关键在证的异同,而不是病的异同。相同的证可用相同治法,不同的证就需不同治法,因人制宜。若能精准地辨证,中医便可效如桴鼓,并且副作用极少。在此次北京疫情中,中医专家们根据不同体质的人群,设计出治疗新冠肺炎的各种方剂,并根据时令变化调整处方,此皆为同病异治方法的应用。
每当疫情发生,有无特效药备受世人关注,这似已成为制定应对方案的标准。鉴于迄今尚未研发出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物,我们应转换思维,进而探索更富成效的治疗模式。中医重在“治本”,通过增强人体抵抗力和自愈力,改善免疫机能,从而在根本上治愈疾患。因此,中医对于病因不明、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疫病,能够通过准确辨证来有效施治。
有史可考的大型瘟疫在中国爆发过三百多次,数千年来在与病魔的斗争中,中华民族从未被击垮,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医。从殷商开始,我们已有防治不同季节流行病、传染病的方法。自《伤寒论》问世,确立了辨证施治的范式,中医更在瘟疫防治中屡建奇功。正是在中医的护佑下,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像欧洲黑死病、美洲天花那样因缺乏有效治疗所致的毁灭性疫灾。
在防治常见病、慢性病、重大疾病和瘟疫方面,中医具有独特价值。中医治疗思路是扶正祛邪,标本兼治,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维护整体平衡,以提升人体免疫力。它往往不直接杀灭病毒,而是通过各种方剂或方法,培元固本,使“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医通过改变病毒适宜生存的人体环境,加强抗邪能力,病毒纵然入内,也无法存活。新冠肺炎虽是新发传染病,但若能充分发挥中医辨证施治优势,则可治可控。
中医辨证施治、身心兼治的诊疗模式,及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系统观,特别符合从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的发展趋势,这也决定了中医在今后医疗康养事业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医和西医各有所长,应平等交流互鉴,取长补短,从而更好地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我们亟须构建中西医相互学习与合作的医疗卫生新体制,真正做到中西医并重、协同互补。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在中西医结合的“中国方案”成效影响下,海外中医需求不断增长。我们期盼能够将悠久博大的中医智慧与全球充分共享,一起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新世界。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05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