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那一晚，我一直在发射场做最后的测试，不敢睡，也睡不着。”在魏厚震的记忆中，2017年3月3日7时53分这个时间节点显得格外重要。

　　那一天，顺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郊外的荒漠，有一片建筑耸立在看似荒凉寂寞的地平线上。魏厚震在这里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独立自主研制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首颗卫星“天鲲一号”送上了天。

　　魏厚震现任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06所六室副主任，2014年开始负责研制“天鲲一号”的姿控飞轮，这是卫星的核心关键单机，相当于人的“手和脚”，对可靠性要求极高、研制技术难度大。“天鲲一号”项目的立项恰逢206所向商业卫星拓展的契机，“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三年，一直负责伺服机构的研究，姿控飞轮对于二院乃至集团都是一个全新领域，处在无技术储备、无借鉴经验、无研保条件的‘三无’窘境。”

　　随着研制工作的正式启动，他很快发现，卫星上的飞轮与此前一直研究的伺服机构有很大的差异。“这完全是两个东西。卫星上的控制电路和电子元器件会直接接触宇宙中的辐照环境，如果飞轮的各项设计和应用的材质不过关，卫星一冲出大气层就面临着随时失效的风险。另外，卫星是长时高速运行，飞轮的载荷需求也非常高。”

　　“天鲲一号”卫星走模块化设计路径，搭建的是一个通用化的卫星平台。随着技术日渐成熟，这个平台可以在短时期内完成集成、测试、发射和应用，这也意味着，天鲲一号上所使用的飞轮体积更小、精度更高、性能更可靠。

　　魏厚震接到的第一阶段任务是要在2年内从零起步，完成电性件、鉴定件及正样产品的研制，“在业内专家看来都觉得这不可能，但是我们不能退，‘天鲲一号’不单单是要验证某项新技术，它更是成为航天科工‘虹云工程’乃至整个商业航天大局的投石探路者。我们只能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

　　为了搞清楚飞轮的特性，他和团队查阅了上千份文献资料，还要不断地去各地调研，“有时为了解决一项技术问题，我们需要在一天内抱着产品，辗转几趟火车完成对接测试。忙起来以后，早上八点半进入实验室，一直到晚上八点半一天的工作才能结束，接下来还要进行数据分析和技术讨论，那段时间忘记吃饭、睡在实验室基本成了常态。”

　　不光如此，在保证飞轮研制进度的前提上，他和团队还要保证其他常规性研制任务的同步进行。为了确保在时间节点前拿出可靠的产品，他大胆地将部分在伺服机构上成熟应用的技术移植到了飞轮上，2014年底，第一阶段的样机设计出来了。“理想状态下的飞轮应该是重量约为4公斤的圆柱体，可我们的样机重量不仅超重，精度也没有达到要求。”

　　“当时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206所还没有能力制作出能够进军空间领域的产品。我挺沮丧的，但更多的是不服气。”那时恰逢家人生病，他来不及陪伴，仅仅在医院待了半天，又一头扎进了实验室。“妻子和家人肯定不能完全理解，可投身航天的那一刻，肩上就有卸不下来的责任，我真的没有休息的时间。”

　　2015年初，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魏厚震把家搬到了单位的附近，“每一分每一秒都无比重要，这一年的时间内我们攻克了8项技术难题，每一次攻关都十分艰辛。可这还是不够。”

　　2016年上半年，卫星飞轮的研制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某项指标距离设计指标仍有较大差距，“按照预定的任务期限，我们随时都有被淘汰的风险。”最后的400多天，他和团队吸收了近百份行业标准，形成500余份技术文档，每一秒都在和时间赛跑，经过大量摸索、反复仿真和验证，终于突破了研制的核心难题。

　　交付的前一段时间，魏厚震连睡觉都不踏实，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决定对卫星飞轮各项指标进行一次底朝天的复查，经过近几千个小时的持续测试，终于挖出了只有千分之一概率出现的某个陷阱，而这个问题如果发生，就足以导致“天鲲一号”卫星失效。

　　2017年元旦，航天科工集团自主研制的首星“天鲲一号”卫星试验队终于进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魏厚震在这里足足待了两个月，“20多轮测试，没有一天神经不在紧绷着。”

　　“卫星进入预定轨道，飞轮起旋成功，飞轮在轨工作正常，状态良好！”2017年3月3日7时53分，魏厚震听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总控室广播传来胜利的播报，看着身边沸腾相拥的人群，他觉得自己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兴奋，更多的是尘埃落定后的如释重负，这一刻，等了好久！

　　回到住处的他终于能够拨通电话，第一通电话他打给了家人，他知道这几年对家庭的陪伴太少、亏欠太多。电话里只有简单的两句话，“什么时候能够回来？照顾好自己。”由于航天工作的特殊性质，魏厚震几乎没有给家人说过工作上的事，女儿更关心爸爸什么时候能够回家。（中国青年网记者　刘逸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