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观察】
从最“土”的学问中树立民族文化自信
——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的学术人生给学界的启示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人：祝晓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
“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传承暨《钟敬文全集》出版与钟敬文学术文化思想座谈会”去年在京召开，隆重纪念“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同时就《钟敬文全集》的出版成就进行研讨。钟敬文毕生致力于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和创作工作，其学术人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财富。《钟敬文全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以下简称《全集》）的出版，为我们重新审视钟敬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全面的资料库。通读《全集》可以看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做中国学问，是钟敬文毕生学术活动最突出的特性，也是钟敬文民俗学研究的精髓。
为民族解放复兴做学问
早在20世纪20年代，钟敬文就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史》《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此前，他已大量研读法国社会学派的理论，明白了文学艺术以及信仰等民俗现象的社会性。大革命失败后，钟敬文进一步研读文学艺术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财产起源论》、波格达诺夫的《社会意识学大纲》、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以及梅林、弗里采的美学、艺术学著作等，其中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著作，钟敬文反复诵读，深受滋养。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钟敬文发表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民间艺术探索的新展开》首次提出民间文艺学建设的问题，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民间艺术应为大众服务。在不断学习和积累的过程中，钟敬文的思想从一般的学术研究，逐渐上升到自觉为民族解放、民族复兴来做学问。
钟敬文注意到，晚清以来不少外国人来华，利用各种机会，搜集中国的民俗资料，回去写他们的书，有的还进行殖民文化宣传，而这些外国人却反过来说中国人缺乏想象力，这对钟敬文刺激很大。他下决心从文艺创作转向民俗研究。抗战期间，钟敬文曾挟笔从戎。抗战中的生活，使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观、学术观和人生观统一起来，他深切体会到，不管在一般文艺理论上，还是在民俗学理论上，都要与社会和人民保持密切关系，“在脑海中，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真理标准”。
脚板始终走在民间的土地上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做中国学问，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钟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实证精神。马克思讲，“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钟敬文也一贯强调实证，要求每一句话都要有根据，“传统方法是找材料来证明现成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证方法则要求，理论结论只能从现实材料中抽引出来”（柳树滋：《钟敬文先生与马克思主义》）。
在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钟敬文非常注重田野调查，从青年时就扎实地做最基础的民歌搜集工作，并把民俗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正因为熟稔中国民间文学，他才能真切地理解中国民间文艺，读懂听懂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准确地分析概括出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即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和传承性。他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开篇即从探讨民俗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功能开始。在《民间文学》（香港版）中，他则列专章讨论“民间文学的社会学”，以及民间文学的社会机能、作用、价值。这些论述，都集中体现了钟敬文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的成果。钟敬文多年从事民俗学研究，结论就是，“深感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对于研究民俗文化事象至为重要”。
钟敬文并不是教条地、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静止的词句。他说，“马克思主义是阐释社会、自然和人生的大学问，它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极其深刻的。我们应该拿它来指导学术的发展，把它当作总体性的指导方法。但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也不能思想僵化，搞教条化。除了马克思主义，在各门具体的学科上，还要使用适合各自研究对象的学科理论和具体方法，并注意发扬本民族优良的国学传统”。钟敬文把马克思主义有机地运用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中，辩证地、历史地研究中华传统文化，这让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不怕土，不避俗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做中国学问，就是要对中国人民有深切的人文关怀，为中国的文化学术发展服务；就是要深入地、科学地、脚踏实地地研究中国的社会现实，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这种研究，必然要有中国学术的形式，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不怕土，不避俗。非如此，便不能树立中国的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做中国学问，既意味着从中国看世界，也意味着从世界看中国。具有国际学术宏阔视野的钟敬文，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分为三条干流：上层文化，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中层文化，主要是市民文化；还有下层文化，即由广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
中下层文化即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在长期的封建上层文化主导的历史时期，这部分文化被统治阶级忽视，受精英阶层歧视，也不在主流的学术研究视野之内。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主流学术界才开始把相当的注意力放到以民间文艺为代表的中下层文化上。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钟敬文从写旧诗转而写新诗，从旧文学转向新文学，并把主要精力由文学创作转而投注到对中国民间文艺和民俗学的学术研究中，毕生致力于看起来最“土”的学问，孜孜矻矻，凡八十年。
钟敬文的研究证明，我国民俗文化和民间文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植根于深厚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沃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承载和体现。钟敬文的学术实践还昭示我们，做学问必须坚守民族传统，立足当代现实，把学问落实到中国大地上，这样的学问才会有生机与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出版《钟敬文全集》，是学术界、出版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举措，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什么？如何化？钟敬文先生用他的学术人生给出了一个生动而有力的答案：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做中国学问。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1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