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晓星

　　《夕阳箫鼓》是一首极富艺术表现力的琵琶曲，更因被移植为民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而名声大噪。它的诞生时代，一直是学者们关心的话题。三十多年前，学者们已经从崇明的方志中发现了其作者宋珩的小传，却不知为何，将宋珩错误地理解为咸丰年间（1851—1861）躲避“粤匪”到崇明的外来者。后来发现的《夕阳箫鼓》早期谱本载于鞠士林《闲叙幽音》（1860），早期记载则是姚燮《今乐考证》“江南琵琶曲目补”（1850-1864），差不多也都是这一时期。《夕阳箫鼓》出现在咸丰时期，几成定论。

　　最近十多年来，学者们找到了《夕阳箫鼓》的最早曲谱，即琵琶谱《檀槽集》（1842）中的《夕阳箫歌》，可见它的出现其实更早。崇明本地的学者王霖更在《疏忽一时抱憾归，徘徊廿载今揭晓——〈夕阳箫鼓〉曲作者及有关疑题的再探究》（载《中国音乐学》2016年第1期）中指出，嘉庆十二年（1807）编纂的《海门厅志》中就已经有了宋珩小传，宋珩的主要活动年代可能是在乾隆后期。如此一来，《夕阳箫鼓》的出现，就比旧说提前了六十年左右。

　　长江出海口的崇明与隔江相望的江北的海门，方言与风俗完全相同，居民为同一族群，亲戚故旧，牵连繁复，彼此往来，极其密切。王霖挖掘文献，不拘于崇明一地，学术视野可谓宽广。但如此重要的史料，据他自称，却未曾亲睹其书，而是辗转自他人处抄录，不免令人生出覆案原文之念。事实上，嘉庆《海门厅志》编成后，并未刊行，现仅存旧抄本一部，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长期不为人所知。经前往勘核，果然发现他的引文兼有错讹脱漏，且关乎文义，理当重录以示读者：

　　宋珩，字楚玉，崇明廪贡生魏功孙，中年授徒厅境，遂家焉。珩初从同里李连城学琵琶。李，故贾公达弟子，得前明乐工白在湄指法。珩又自出新意，制《夕阳箫鼓》曲，铿锵动听。然珩虽以技鸣，品格迥绝流辈，不苟訾笑。娄东浦明经还珠赠叙，称其清旷闲远，有晋人风。论者以为不愧。

　　“珩虽以技鸣，品格迥绝流辈，不苟訾笑。娄东浦明经还珠赠叙，称其”这二十六字为王霖所缺，且“闲远”误作“闻远”。浦还珠亦乾隆间人，遗漏这条可以用来佐证年代的材料当然可惜，描述品格与个性的语句也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方志之外，有早于《檀槽集》与《今乐考证》的《夕阳箫鼓》信息，未为学者所注意，这便是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陈幼慈稿本《邻鹤斋诗稿》二卷。陈幼慈，字慕堂，号荻舟，浙江诸暨人，主要活动在乾隆晚期至道光间，撰有《邻鹤斋琴谱》。他“以薄宦游江南”，大约在庚辰（1820）夏到了崇明。《诗稿》中存在崇明期间所作诗有三题、六首，最后一题为《黄熙载善琵琶，〈夕阳箫鼓〉一曲尤妙。既别，复寓兰若待舟，口占四绝寄怀》，诗有四首：

　　归帆已挂又停舟，

　　浪迹江湖到处留。

　　回想《夕阳箫鼓》曲，

　　恍如仙乐听瀛洲。

　　暑薄风微雨后天，

　　停装萧寺兴幽然。

　　堤边柳色青如许，

　　聊寄双鱼一幅笺。

　　惜别怀贤一样深，

　　音容渐隔倍沉吟。

　　怅无缩地壶公术，

　　杯酒当前独自斟。

　　曾经相约许相招，

　　愧我萍踪一水遥。

　　丽泽重占犹可望，

　　但愁无计报琼瑶。

　　光绪《崇明县志·人物志》有黄惠畴小传：

　　黄惠畴，字载熙，岁贡生。母病，剜股和药以进，遂愈。壮岁授徒海门，以思亲故，遽辞馆归。尝有句云“非关江北无投辖，只为天南有倚闾”，可以想见其孝思。著作见《艺文志》。

　　这位黄惠畴的字，与陈幼慈笔下弹《夕阳箫鼓》者“熙”“载”二字互乙，不知是不是同一人，就算是，亦不知以何者为确。黄惠畴小传前后的人物，差不多都在嘉庆间，则黄惠畴大概也是嘉庆间人，年代上倒是吻合的。

　　民国初，崇明派琵琶家追溯自家传承，多从道光、咸丰间（1821—1861）的王东阳谈起；近三十年来，学者们又追溯到宋珩乃至他的老师李连城（约康熙中期至乾隆前期，1682—1765）、师祖贾公达（约崇祯至康熙中期，1628—1702）。如果宋珩与王东阳确有传承关系，中间似乎缺了一代传人，这一代人，也许就是陈幼慈笔下的黄熙载。

　　至于《檀槽集》何以作“夕阳箫歌”，王霖说，“不少乐人常认为吴语中的‘歌’与‘鼓’可视为同音异字，乃笔误所至。窃以为并非如此简单”，进而论证“歌”被改为“鼓”是“实践中的自然择优”。他大概忘了，《檀槽集》之前的嘉庆《海门厅志》就作“夕阳箫鼓”。如今看到陈幼慈亦作“夕阳箫鼓”，还写了两次，更可证明“夕阳箫歌”无非是同音误记，哪有什么深意呢。

　　己亥寒露后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