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才峻
清词和宋词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略似宋诗和唐诗的关系：或与之对应、生发，或与之激荡、碰撞，在实践上，构成了一个富有意味的创作系统和诠释系统。
词之一体，盛于宋，衰于明，入清后竟又复振，艳称中兴。有清一代，词家辈出，流派纷呈，词作繁富，佳作林立，清词成为古代词史中继宋词以后的又一座高峰。清词为何能中兴？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宋词遗产的总结与超越。清词和宋词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略似宋诗和唐诗的关系：或与之对应、生发，或与之激荡、碰撞，在实践上，构成了一个富有意味的创作系统和诠释系统。所以宋词与清词间的关系在文学史上具有一种代表性，非常值得研究。近年来，这方面的成果不断涌现，但是缺乏一个统领性的命题。近期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宋词学研究》，明确提出了“宋词学”的概念，以此来统摄清人对宋词的各方面研究，综合考察清词与宋词间的关系，弥补了以前的缺憾，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问题意识：学术著作的“高贵灵魂”
如何判别学术著作的平庸与优秀呢？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它提出了学科领域中的哪些新问题，并且通过论证来表达作者的意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学术创新”或“学术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读《清代宋词学研究》，可以说是“问题”不断。作者没有做通论性质的泛泛而谈，而是用一个个问题来引导全书，提出了经典化、统序观等富有启发意义的词学新命题。
举个例子，清代词学中的统序问题，以前的词学研究很少有人涉及。中国古代，政有政统，道有道统，诗有诗统，文有文统，那么有没有词统呢？换个角度看，清代词人无论是发布新理论，还是创建新流派，为何都要标榜自己源出宋词中的某家某派呢？像大名鼎鼎的朱彝尊，看不惯由明入清的那股浅俗香艳的词风，试图用“醇雅”的理论来作改革。但在清初，陈维崧、王士禛、纳兰性德等名家各树一帜，凭什么就由你的“醇雅”理论来号令词坛呢？身为经学家的朱彝尊明白一个道理，圣人之道的传衍之所以具有天生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是因为它有谱系，也就是有统序。所以朱彝尊也要为自己的“醇雅”理论建构一个统序。经过对两宋词史的梳理和对比，朱彝尊选择了南宋的姜夔作为“醇雅”理论的最高典范，又附之以张炎、周密、王沂孙、史达祖、高观国等词风相近的南宋词人，构建出了所谓的“醇雅”统序。这样一来，朱彝尊的理论就显得深厚而有号召力，很多清人表示认同并追随，由此促生了日后一度笼罩词坛的浙西词派。
历史有时惊人的相似。浙西词派发展到清代中期，填词“不足于情”的弊病日益严重，它自身也成为别人想改革的对象。此时常州词派乘势而起，高倡“比兴”“寄托”理论，重新树立起了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这四家宋词典范。此前学者在论及这一现象时，大多简单归为词坛审美旨趣的转移，其实这种转移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常派词人为证明自身理论的正统性，同样要依托宋词传统，在选择新的典范词人的过程中，也就构建了新的统序。这一番操作与先前朱彝尊如出一辙。作者由此得出结论：清人对宋词统序的建构或调整，往往是清代词派更迭与词史演进的重要标志。
与建构统序紧密相关的是经典化的问题。姜夔是如何成为宋词经典的？虽然他在南宋词坛已经很有声望，但在元、明两代却铲迹销声，若非朱彝尊的重新发现，将其奉为南宋“醇雅”统序之祖，白石词恐怕难以在清初重登经典的坛坫。再如张炎，他在宋末元初的知名度并不高，宋末周密编选《绝妙好词》时只收录他的三首作品，入选数量和比率都远逊于姜夔、史达祖等南宋词人。但是随着朱彝尊在建构“醇雅”统序时将其置于“亚圣”的位置，张炎的地位得以迅速提升，逐渐与姜夔平起平坐，同列经典。作者认为宋词是在清代完成经典化建构的，像朱彝尊这样富有审美眼光的“发现者”以及所建构的宋词统序的权威性，都对宋词的经典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的论断很有见地。
如果说作者的问题意识是学术著作的“高贵灵魂”，那么《清代宋词学研究》应该是一本有灵魂的著作。
完整体系：学术著作的“坚强骨架”
如果要说学术专著与论文集的区别，打个比方，前者是一串珍珠，每颗珠子的大小与色泽都要基本一致；后者是一盘珍珠，大小、色泽没有统一标准，只要闪光就行。而体系就是那根绳，有体系可以成串，无体系只能是散珠。
《清代宋词学研究》是以“宋词学”的体系为全书框架的。问题是，清人研究宋词，但未提出过“宋词学”的概念，也就不存在一个现成的体系。如何才能准确建构出“宋词学”体系呢？作者开门见山提出：“所谓宋词学，乃是有关宋词的学问，它来自历代词人、学者对宋词的评论与研究。之所以能称为‘学’，原因有二：一是宋词本身具有的审美价值，其风格、体性、流派等都足以构成研究的专题；二是历代对宋词的研究积累丰厚，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也就是说，“宋词学”的体系就在这大量的学术成果中，包括词话、序跋、评点、律谱、选本、校勘本以及各种目录书、历史笔记等，需要研究者去花力气爬梳和提炼。所以，建立体系是作者文献功夫与理论眼光的综合体现。最终，作者从浩繁的文献中提炼出了词史、词体、词人、风格、作法、文献六大板块，再加上外在的“批评方法研究”，非常全面地总结出了清人研究宋词的基本体系与操作手段。
具体而言，“词史论”是清代宋词学的基础命题，包含着清人对宋词演变的基本认知；“词体论”说明的是清人对词体形式构成要素的把握；“风格论”阐述的是清人如何提取宋词的不同风格范式来进行理论建设；“词人论”则是对两宋代表词人的解析；“作法论”是清人结合宋词范式和自身词作体验而对词体写作法则的提炼和总结；“文献论”是清人对宋人词籍的发掘、整理与刊刻，这是清代宋词学卓异于前代词学的一大特色；最后“批评方法论”是对清代宋词学具体的操作手段和认知路径的概述。应该讲，这是作者在全面爬梳词学文献，反复揣摩古代词史与词学史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宏观认知，正如李昌集先生在序言中所说：“本书对清代宋词学构架的把握是较全面的、富有开创性的。”这为其他人从事宋词学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格局。而有了这副“坚强骨架”，不仅能让著作立起来，而且能使研究走得更远。
新颖视角：学术著作的“动人姿色”
有些学术著作，作者下了很大工夫，也提出了问题，但是很难给读者留下印象；有些却相反，令人如见佳人，记忆深刻。其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术视角的选择。“清代宋词学研究”，很容易写成宋词在清代的接受史，或者单纯是清人研究宋词的学术史。但是作者没有这样写，而是通过词体创作和词学建构的内在关联来考察和阐释清代宋词学，成功打通了清词的创作与理论的建构。
例如，书中在讨论清人批评宋词的手段时，提出了“创作中也有宋词批评”的观点，视角新颖，豁人耳目。作者以清代中期集宋词为词这种创作现象为切入点，经过统计和考察，发现作品被集频率最高的12位宋人中，有五位是北宋词人，七位是南宋词人。从这个角度来反观清代词学中的南、北宋之争，可以发现清代中期的词人们已经不像清初朱彝尊等人那样极力标举南宋词，贬低北宋词，而是在理论与实践上都能够用开放通达、兼容并蓄的眼光来对待两宋词风。关于周邦彦的词作高居被集比率之榜首，作者认为这是清代中期词坛重视填词法度的一种折射，周济推崇周邦彦，也是顺应了这股词坛潮流。周邦彦、辛弃疾、张炎等著名词人的词句频繁被集，彰显了他们在章法、句法、格律等方面的典范意义。从清词创作来考察清人的学词路径和审美旨趣，确实是一种新颖的视角与有效方法，不仅适用于清代词学研究，对中国古代其他文体的研究亦有借鉴意义。
再如，作者在总结清人书写两宋词史的几种模式以后，就拿宋人记录的宋词史来作比较，顿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宋人记录词史，以对作品的品藻和对本事的记录为主，本事中则有一大部分是记录词人如何在酒宴间倚声填词、付诸歌妓演唱，这些记载不免有浓厚的艳俗气息。而当清人来书写宋词史时，这些艳俗的部分基本不见了，那些俚俗之词也被有意淡化。所以说清人笔下的宋词史，只能是半部雅词史。这就会引发我们的思考：清人为何要淡化俗词？真实的宋词史与进入清人话语中的宋词史究竟有多大距离？造成这种话语与事实间的错位，根本原因在哪里？作者在“词史论”中作出了深入阐述，发人深省。跳出具体的结论，作者看问题的视角很是给人启发。以前葛兆光先生就曾谈过思想史的加法与减法，也就是说，我们看历史，一般都关注新事物的出现，而不大留意旧事物的消失。揆诸文学史研究，何尝不是这样呢？作者能从宋代俗词在清人话语中的缺失来反思清人研究宋词的得失，从“无”中看到意义，可谓目光独到。这些新颖的视角，就像是学术著作的“动人姿色”，令人过目难忘。
本书作者曹明升长期从事词学研究，当初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清代宋词学研究》，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但他没有急于出版，而是利用编纂《全清词》的机会，不断获得新文献，不断提出新命题，深入思考，慢慢打磨，历时十余年才成书。无论从高度的问题意识，还是体系的完整性与视角的新颖性来看，此书都堪称是十年冷板凳坐（做）出来的优秀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