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陆健

　　760多年前，一名南宋的中层文官徐谓礼去世了，安葬在家乡浙江武义。而陪葬的全套个人档案至今保存完整，被誉为“史上最全宋代官员档案”。从5月15日起，“徐谓礼文书”在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对外展出。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公众可以通过这件国家一级文物，了解宋代文官制度，这些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文书犹如一部南宋官制百科全书，不仅生动勾勒出一名南宋普通文官从低层到中级三十余年的仕宦生涯，而且展现了南宋中后期文书制度、官员管理、政务运行等。

　　2011年初，一张文书照片传到了武义县博物馆馆长手中，据传照片中的文书出土于武义县城近郊古墓，并流入市场。2011年12月28日公安部门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缴获文书13卷。2012年7月又将已流散到北京的另外4卷文书追回。这些文书在地下安放了750年后，被盗墓者盗发，几经倒卖直至被公安机关收缴，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经考古发掘证实后，“徐谓礼文书”的身份才尘埃落定。

　　借助出土墓志和文书，可以勾勒出文书主人徐谓礼的人生轨迹。徐谓礼（1202—1254），字敬之，婺州武义人。徐谓礼生于“名儒之家”，父亲徐邦宪为一代名臣。三十多年宦海生涯，徐谓礼的官阶从第三十阶“承务郎”（从九品）升迁至第十八阶的“朝散大夫”（从六品）。

　　宋代官制，确定官员身份的基本要素有两个，“阶官”和“差遣”。“阶官”是标志其官位级别高低的名号，“差遣”标志其实际掌管事务的职位。告身，是朝廷颁发的授官（寄禄官）凭证，是官员身份的凭证和象征。

　　现存“徐谓礼文书”包括有字文书十五卷、封纸二张、空白纸二卷。文书分三种类型：告身、敕黄、印纸。其中，“录白告身”二卷、“录白敕黄”一卷、“录白印纸”十二卷。“录白”是指将原件抄录在白纸上，可以理解为“副本”。文书完整记录了徐谓礼从嘉定十四年（1221）初入仕，至淳祐十二年（1252）三十多年间的仕宦履历。尤其是占总文字量八成以上的“录白印纸”，记录了徐谓礼自任官后各方面的档案内容。如此全面记录一个官员任官经历的印纸文书，为现存宋代文献所仅见，对宋代职官、文书，乃至政治、经济等多方面领域的研究，均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

　　“宦海浮沉三十载，文书穿越八百年。”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苗书梅认为，“‘徐谓礼文书’是目前国内出土的最系统、完整的宋代纸质文书，记录了一个官员的仕宦履历和官场百态，展示了南宋的官僚制度、政务运作、社会风情，填补了宋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十数长卷，纸墨如新。“徐谓礼文书”何以在地下安放了750年不腐？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分析，徐谓礼墓是砖椁石板顶墓室，以密闭、深埋、防腐为主要特征，文书的完好端赖于此。棺内灌注水银，外壁整体髹漆，置于砖椁（墓室）内；墓室体量不大，仅能容棺；棺木与墓壁间的空隙填以熟石灰、黏土、沙子、糯米汁混合的“三合土”，棺木密封于内；墓室上覆以石板盖顶，再加封土。棺木和随葬品与外界隔绝，才保文书不朽。

　　“文书奇迹般留存下来，还有一个原因是被卷起来后又封了一层蜡，多了层保护。”郑嘉励说，文书出土后在盗墓贼手里五六年基本无损，只有局部霉变，说明纸张优良，证明南宋有极高的造纸水平。

　　作为此次展览的主角，“徐谓礼文书”串起了展览的三个单元。第一单元“惊世国宝——徐谓礼文书的发现与证实”，讲述徐谓礼文书被发现的传奇经历与徐谓礼作为一个南宋中下层官僚的典型人生；第二单元“官制宝库——徐谓礼文书的解读”，详细解读文书中告身、敕黄、印纸的内容与功能；第三单元“文治时代——南宋仕宦与官制”，从地方官学、官员章服制度、科举制度、政务运作制度等方面走进南宋，呈现那一时期的官制文化。

　　为配合此次展览，浙江省博物馆还首次大幅展出了馆藏一级品南宋《忠义堂帖》。该帖收录的颜真卿告身，作为唐代告身的典型，与徐谓礼告身所代表的南宋中晚期告身形成对比，反映出唐宋告身在文书制度上的变化。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17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