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成都5月8日电  题：践诺大凉山

　　新华社记者惠小勇、吴光于、李力可

　　清晨，金沙江畔，雾岚轻笼山崖。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箐口乡白岩沟村，36岁的第一书记曾柱铭又开始入户家访。

　　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最后阶段，凉山州尚有7个贫困县、300个贫困村和17.8万贫困人口。

　　上万名来自中直、省直、东西协作、省内其他市县、凉山本地州县、国企民企、社会力量的干部，正奋战在大凉山深处没有硝烟的战场，践行着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的庄严承诺。

　　跨越85年的接力

　　2018年7月，做完胰腺大手术不满3年的曾柱铭，主动报名赴凉山扶贫。

　　“我从小干农活，走着泥巴路上学，读大学时获得了国家的励志奖学金，一直有回报党和国家的心愿。”

　　作为成都市成华区熊猫路小学的体育老师，扶贫能发挥什么特长？“早上六点大家还在睡觉，柱铭已经入户了，晚上八九点钟，我们觉得累了一天，他又去入户调查了。他下的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笨功夫’。”雷波县信访局驻村干部李永波说。

　　古里拉达大峡谷中，西南医科大学来挂职的龙沟乡党委副书记夏纪毅带来了自己的“拿手绝活”。2018年，他以科研资金为支撑，将自己研究多年的黄芩种在了海拔2450米的龙沟乡。去年黄芩丰收，每亩收入达到5000元，他却瘦了48斤。

　　“无论是‘笨功夫’还是‘拿手绝活’，都体现了新时期扶贫干部全心全意为贫困群众过上好日子的赤诚情怀。”凉山州委组织部干部蒲博说。

　　这份情怀与85年前经过凉山的红军何其一致！

　　1935年，一支年轻的队伍用解救被关押的穷人、肝胆相照的歃血结盟，向彝族同胞宣示“红军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宗旨。受此感召，彝族同胞护送红军走过布满瘴气的密林。当红军强渡大渡河时，队伍中已有了近万名生死相随的彝族青年。

　　在今天的彝海结盟纪念馆里，一块木板上清晰可见当年红军的标语：“红军要帮助回夷谋解放”。

　　主持彝海结盟仪式的“红色毕摩”沙马尔各的孙子沙马依姑还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的困难日子里，父母总会鼓励儿女：“将来会好的，共产党不会忘记这里。”

　　国家民委的一份资料中记载，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毛主席提议将“夷”改“彝”，并解释说“‘彝’从字形上看‘房子’下有‘米’有‘丝’，意味着有吃有穿，过好日子。”

　　伴随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设、发展，红军当年的诺言一步步实现。从“一步跨千年”的社会嬗变，到“跑步奔小康”的美好生活，大凉山巨变凝结着一代代共产党人的接力奋斗。

　　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吹响精准扶贫、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的冲锋号。

　　5年来，机关干部、农技专家、学科带头人、企业骨干……大凉山贫困村寨迎来了11000多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扶贫干部。

　　与此同时，凉山已有23位干部在脱贫攻坚一线献出生命，140人因公负伤。身处和平年代，扶贫一线干部义无反顾、无私奉献的精神不逊先辈。

　　走最难的路，啃最硬的骨头

　　在大凉山扶贫，除了推进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医疗卫生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基础设施建设，还要解决超生、辍学、自发搬迁等难题。

　　“去最高的山，走最难的路。”是成都纪检干部邱婷来到普格县大坪乡时定下的目标。起初，家人觉得对于30出头还未成家的姑娘，3年耽误不起。她却说：“生命轨迹上，没有白走的路。”

　　她走进了大凉山，也走进了许多人的生命。

　　2018年10月，当她爬到海拔近3000米的堡里村时，看到一个正在烤火的小女孩，凑近聊天，女孩笑着将一个烤好的玉米递给一身泥水的邱婷。了解到女孩因故寄养在舅舅家没有念书后，邱婷下山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乡中心学校找校长。一周后，爱笑的女孩噙着泪花走进了课堂。

　　“女孩能上学，看起来是多个控辍销号的数字，她的人生却可能就此改变。扶贫落实到每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上就变得具体了。”邱婷说。

　　布拖县阿布洛哈村是我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建制村，三面环山、一面临崖，山体地质复杂。为了修通3.8公里的通村路，四川路桥投入了40多套设备、150多人的专业队伍，其中包括5名博士、10多位高级工程师。2019年11月30日，还租用了一架“巨无霸”米-26直升机从县城吊运设备，这在四川交通史上是头一遭。

　　今年6月，路就要打通了。“这是一条艰难无比的‘天路’，更是试炼交通扶贫初心的‘心路’。”四川路桥集团凉山项目部经理赵静说。

　　据统计，2016年以来，凉山州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1.39万公里，增加101个乡镇、1918个建制村通硬化路。

　　路通了，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希望的田野。来自江油市农业农村局的农技师熊瑛在布拖县带领乡亲们种出了桃、李、杏和蓝莓。被誉为“凉山西伯利亚”的土地，成了一片丰饶的沃土。

　　2018年6月，佛山市禅城区委常委徐航来到凉山昭觉县挂职副县长，开启新的“赶考”征程。

　　“怎么和少数民族打交道、农村工作怎么做，都是新考题。”两年里，徐航与当地干部配合促进佛山与昭觉携手，从劳务输出、产业合作带领彝族老乡脱贫奔小康。今年为应对疫情影响，佛山市禅城区企业还定向接收了752名昭觉农民工。

　　在布拖县觉撒乡，64套安全住房、通村公路等16个项目原计划2月初开工，但由于疫情推迟了时间。这急坏了国家能源集团派驻布拖县觉撒乡脱贫攻坚专职副书记杨永林。2月5日，他从成都冒雪自驾600公里返回觉撒乡。一边给老乡们做好疫情防控宣传，一边协调施工单位进场，同时还组织群众就近务工，发动种植茵红李……面对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重担，这位藏族汉子说：“再难也得上，没有退路可言。”

　　践诺，永不停止

　　5年前，凉山州尚有11个深度贫困县、2072个贫困村。通过艰苦卓绝的精准扶贫，凉山已实现1772个贫困村退出、80.1万贫困人口脱贫。2020年，凉山将全面攻克脱贫攻坚战最后堡垒。

　　“当年国民党对彝族群众是驱赶，共产党则是主动接近。我们和革命先辈间隔了几代人，但我们依然做着同样的事：走近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雷波县公安局局长李鲲说。4年前，他告别了工作近20年的成都市公安局，来到雷波，一手抓公安工作，一手抓脱贫攻坚，在修路、建房、发展产业的工地上摸爬滚打，他感叹自己从局长干成了“村长”。

　　这两年，曾柱铭因控辍保学、拆旧房挨过骂，在运核桃的夜路上多次遇到塌方、爆胎，但挨家挨户发现问题、尽心尽力解决问题的决心从未动摇。如今，箐口乡厥箕村的“95后”第一书记李轲把他当成了榜样，也学会了和农民拉家常、干农活。

　　金沙江畔的幸福村摘掉贫困帽后，曾自掏腰包修路、带领大家种植青花椒脱贫致富的村支部书记拉马尔且成了村里最穷的人。

　　儿子在成都念大学，上学期拿不出生活费，他给孩子带了30多斤苦荞面去学校。儿子问他为什么不能申请助学金。“我告诉他，爸爸是干部，不能麻烦国家。”

　　今天，除了湖水波光依旧，彝海村已难觅旧时模样。

　　201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在此与当地彝族同胞再次“结盟”，启动为期5年的定点帮扶。

　　如今，“红色毕摩”沙马尔各的后代仍住在彝海。沙马依姑从1986年起就一直守护在结盟圣地，现在担任彝海结盟纪念馆管理员。

　　他说，这是见证过先辈诺言的地方，无比神圣。他对自己也有一个诺言——这份守护，要世世代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