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玉瑶

　　江南，之于中国人并不仅仅是一个地域，它已在历来太多的诗句和传说中变成了一个词语，一种想象，一种情结。一想起江南，脑海中浮现的便是鱼米之乡、膏腴之地，是草长莺飞、杏花春雨，是温柔妩媚的女子与恃才多情的文人。致力于在地书写、曾以一部《布衣壶宗》获“中国好书”的作家徐风在他新近出版、获“钟山文学奖”的文化散文集《江南繁荒录》中，却将“江南”从它的符号意义中提取出来，复原为这片江水哺育的土地及其所承托的真实的风物与精神，摹画了一幅摇曳生姿的世情长卷。

　　徐风是江苏宜兴人，宜兴古称阳羡，位于太湖之西，地地道道的江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极负盛名的紫砂壶产地，也孕育了一系列颇有声名的人物。经由徐风的钩沉与书写，他们从历史典籍或民间逸闻中走出，被赋予了愈加清晰深刻的面影：改过自新读书、最后凛然战死的周处，与苏东坡交好并与苏家结成婚姻的单氏兄弟，丈夫岳飞被迫害致死后坚守家业、替夫申冤的李娃，梦想回乡隐居修园却身死战场的抗清名将卢象升，一锤一凿修出名胜善卷洞与张公洞的褚南强，已有婚约仍与徐悲鸿私奔、耸动全城的蒋碧微，以强悍犀利出名的外交官沙祖康，剑走偏锋的台球天才少年丁俊晖……你突然发现，比起想象中温软呢喃的江南性格，他们身上更多的是坚韧、坚守、坚固，甚至于烈火肝胆、血性十足。但随之你会意识到，这才应当是真正的江南禀性，非若如此，何以有宗族壮大，何以有自古繁华，何以有耕读传家文脉未断。

　　江南是古典的、士大夫的，也是当代的、黎民百姓的，而正是后者，才更突破单一的文化想象，作为一种温热可感的现实，构成江南人鲜活的日常生活。这也是《江南繁荒录》的难得与独异之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挣工分，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崛起，九十年代的改制，如今文化失落的迷思，昂扬中有忧惧，变迁中有无奈，串联起的是一个个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起落史，如邱华栋所言，“手心繁华，手背苍凉”。

　　【江南的“繁”与“荒”】

　　书乡：《江南繁荒录》一书主要以你的家乡宜兴为“根据地”，之于整个江南，地理范围上着眼是比较小的，会不会担心不够全面？你长居宜兴多年，宜兴如何承载和体现典型的“江南”气质？

　　徐风：如果让我描绘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我或许可以选取其具有代表性的一节枝丫说开去吧。文本中反复出现的“古阳羡”，是当今江南宜兴的古称，她坐落在苏浙皖三省交界的太湖西岸，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几乎囊括了江南地域的所有特点：风景秀丽、物产丰饶，崇文重教、人杰地灵。这个地方的历史故事，连接着一部中国古代文明史，她的每一个折子，都是对江南文化的最好诠释。其气质，是既有温儒文雅，亦有厚重刚烈。清风明月里的肝胆相照，其实是一种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德”为坐标的，君子怀德而利天下，又是通过读书的造化来实现的。古往今来，江南出了很多读书人，不仅是那些彪炳千秋的历代名人，也包括“引车买浆者流”的普通民众。在这里，文化是有尊严与体面的。书卷气，应该是这里的典型气质之一。

　　书乡：看书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都出自宜兴，如周处、徐溥、卢象升、蒋碧微等，这里为什么能培育这么多人杰？

　　徐风：历史上的两次“南渡”对江南具有再造之功。一次是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大规模的战乱导致中原地区的许多优秀人士流落到这里，包括孔子的后裔。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资料和文化理念，魏晋南北朝就成为江南一带文化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再就是靖康之难导致的宋室南渡，京城设在临安（杭州），中国文化经济中心开始南移。南宋在杭州159年，江南就有了480座书院，而太湖西岸的古阳羡，离“首都”很近，有一年参加“童试”的学子，居然有2500人。

　　“士农工商”是彼时江南民间价值观对其社会阶层的一份排序。“士”引领着社会的风气。英雄豪杰，无出其右。作为当时主宰社会的精英，坚挺的“士”阶层牢牢把控着社会主流，这样的文化地域怎么会不出人才呢？

　　书乡：江南的“繁”，人们都熟悉，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人文历史上，至今如此。但江南的“荒”却令人有些陌生，荒在何处，为何而荒？

　　徐风：说到底，江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她的生长与消停、繁华与荒芜，始终跟国家民族的命运是一体的。这里的“荒”，或是荒芜，因了战乱与纷争，祸及人们的物质需求与精神安放；或是荒凉，以人文角度考量，那是对物与精神的颠倒与重置，其中或有“天灾”与特定时期的“人祸”因素；或是荒歉，那是对本该丰收的年景里，却收获一片荒凉的拷问；还有一种荒落，是过于精致的文化带来的生命力的衰退。总之，我想以一种平白的中国话语，去构建一部有生命温度的江南沧桑大戏，看似温柔的面纱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庐山真容？其间多少传薪，多少相守，多少歧义，多少蜕变，多少新生，多少希冀，值得我们在守望中反思。

　　【未曾断绝的千年文脉】

　　书乡：对国人而言，江南已经成为一种想象，概念中觉得那是个温柔地富贵乡，甚至有“江南妩媚，雌了男儿”的刻板见解。但你笔下的江南，也是厚重的，坚韧的，甚至血性十足的，江南性格里的这一面是如何练就的？

　　徐风：先秦时代，江南还是一片荒蛮之地，冷兵器时期的“侠文化”大行其道，崇武的风气贯穿朝野。南宋之后，文化的力量改变了千百年积淀的品性风貌，“崇文”的理念渐渐成为共识，但是江南的骨子里，还是有坚韧刚烈的成分在。“吴钩越剑”不仅是刚健男儿的文化标志，更是英雄仰止、建功立业的人生渴望。比如晋代的周处，他身上代表着江南人的忠勇和果决。所谓的“血性”，是有信念支撑的，那是以家国为代表的理念，深深渗透到血液里。敢担当，竟事功，执行力特别强。

　　书乡：去过几次江南，印象最深刻的是其文脉和耕读传统，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县，一个村，都非常重视这一点。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这一传统千百年未曾断绝？

　　徐风：中国的古代始终有两股力量，一是“皇统”，那是以皇权为代表的“主流文化”，还有一种“道统”的力量，那是以民间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仁人志士、义人侠士、圣人贤士。实际上他们掌控着民间的话语权。“耕读传家”的兴盛，是由“道统”的力量在支撑。古代的江南，乡村教育是以家族宗祠为单元的。乡村的竞争，不是我家比你家多打了几百斤粮食，而是我家比你家多出了几个读书人。乡村的民间组织里，还有一种“惜字会”，大凡写了字的纸，不可以随处乱扔，以显示对文化的敬重。

　　书乡：但有意思的是，江南同时也很重视工商业发展，为何能并行不悖？

　　徐风：至于工商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农耕文明之上的，也跟江南的水文化有关。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贯通了民间经商的渠道。行舟楫，兴城邦，亨国运。在江南，水走到的地方就热闹，水聚集的地方就繁荣。水不但方便了人们的迁徙与流动，也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诞生与发育。“苏湖熟，天下足”，水还代表着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

　　【苏轼为何想终老阳羡？】

　　书乡：书中也数次谈到江南的隐逸文化。这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传统，但似乎在江南更普遍、更盛行，这与江南的环境、风气有何关系？

　　徐风：南宋的覆灭让许多有骨气的文人墨客不愿为元朝做事，纷纷退隐。很多文人选择留在江南，当然是心仪这里的山水，同时也能在民间找到他们被遗落的尊严。这种风气是对江南的文脉的续接。比如，江南的山水园林，就是中国历代隐逸文化的标识，那些遭遇了人生低谷、厌倦官场的达官贵人、看破红尘的士大夫，没有名分的乡村知识分子，总是能在山水草泽之间找到与自己内心契合的栖居之地。他们的归隐并不完全与世隔绝，所谓“身在江湖，心有魏阙”，其实还是以别样的方式来关注当下，在民间引领着社会的风气。

　　当然也有许多的真正的隐士，鄙视权贵，豪放纵逸，守操于乱世，持节于田园。那是江南膏腴之地给予他们舒适的安身环境使然，也有民间对他们的敬重带来的心灵安全的因素。比如宋代的林和靖，在杭州西湖边归隐。隐士们的存在，提升了江南文化的品性，成为一道永不磨灭的风景。

　　书乡：苏东坡是中国人最喜欢的文人之一，他是蜀人，又曾宦游各地，却一心想终老阳羡，很有意思。这里为什么会吸引他？

　　徐风：任何时候，人永远比地方重要。古代阳羡的山水既峭拔，也温软，比较契合苏东坡内心深处的那一份柔韧。当年苏东坡与阳羡士子单锡、蒋之奇同登进士之第，一见如故之下订了“鸡黍之约”。东坡21岁第一次来到阳羡，就为这里的山水人情所深深折服；20余年里，他来过宜兴不下十几次。49岁写下“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这样传世的名句。他真的在宜兴买下几块养老的田地，还把自己的外甥女嫁给了他的宜兴朋友。

　　宜兴人比较容易理解他的感伤，也能给予他喜欢的那种简单的快乐；邑人厚道，不趋炎附势，无论坡公命运如何沉浮。所有这些，都让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宜兴。他给皇帝写过《乞常州居住表》，恳求让自己终老于常州宜兴县。得暇之时他经常徜徉于此，提出了“壶要紫砂壶、水必金沙泉、茶则阳羡茶”的论点，这就是后世传颂的“饮茶三绝”。

　　书乡：你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在地的写作、乡邦文献的发掘，这种写作并不鲜见，但想挖掘深很难。在钩沉和选择史料方面，有没有一些心得？

　　徐风：文学的书写不同于文史研究。我关注的是历代兴衰的冤魂歌哭、人性格调的升降沉浮。文学的审美可以透过消隐在山河之中的古碑、牌坊、祠堂、村落等遗迹，打捞世相、史料背后的人文精神。无论写乡村、写土地，写书生、写郎中，写票友，我都是想抛开人们对江南固有的“唯美”“诗意”等标签。就文学而言，对灵魂、根脉的审视与还原，恰恰彰显了她强大的魅力。（张玉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