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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风:江南的典型气质是书卷气 发布时间:2020-05-04 来源:光明网 北京晚报

  作者:张玉瑶

  江南,之于中国人并不仅仅是一个地域,它已在历来太多的诗句和传说中变成了一个词语,一种想象,一种情结。一想起江南,脑海中浮现的便是鱼米之乡、膏腴之地,是草长莺飞、杏花春雨,是温柔妩媚的女子与恃才多情的文人。致力于在地书写、曾以一部《布衣壶宗》获“中国好书”的作家徐风在他新近出版、获“钟山文学奖”的文化散文集《江南繁荒录》中,却将“江南”从它的符号意义中提取出来,复原为这片江水哺育的土地及其所承托的真实的风物与精神,摹画了一幅摇曳生姿的世情长卷。

  徐风是江苏宜兴人,宜兴古称阳羡,位于太湖之西,地地道道的江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极负盛名的紫砂壶产地,也孕育了一系列颇有声名的人物。经由徐风的钩沉与书写,他们从历史典籍或民间逸闻中走出,被赋予了愈加清晰深刻的面影:改过自新读书、最后凛然战死的周处,与苏东坡交好并与苏家结成婚姻的单氏兄弟,丈夫岳飞被迫害致死后坚守家业、替夫申冤的李娃,梦想回乡隐居修园却身死战场的抗清名将卢象升,一锤一凿修出名胜善卷洞与张公洞的褚南强,已有婚约仍与徐悲鸿私奔、耸动全城的蒋碧微,以强悍犀利出名的外交官沙祖康,剑走偏锋的台球天才少年丁俊晖……你突然发现,比起想象中温软呢喃的江南性格,他们身上更多的是坚韧、坚守、坚固,甚至于烈火肝胆、血性十足。但随之你会意识到,这才应当是真正的江南禀性,非若如此,何以有宗族壮大,何以有自古繁华,何以有耕读传家文脉未断。

  江南是古典的、士大夫的,也是当代的、黎民百姓的,而正是后者,才更突破单一的文化想象,作为一种温热可感的现实,构成江南人鲜活的日常生活。这也是《江南繁荒录》的难得与独异之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挣工分,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崛起,九十年代的改制,如今文化失落的迷思,昂扬中有忧惧,变迁中有无奈,串联起的是一个个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起落史,如邱华栋所言,“手心繁华,手背苍凉”。

  【江南的“繁”与“荒”】

  书乡:《江南繁荒录》一书主要以你的家乡宜兴为“根据地”,之于整个江南,地理范围上着眼是比较小的,会不会担心不够全面?你长居宜兴多年,宜兴如何承载和体现典型的“江南”气质?

  徐风:如果让我描绘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我或许可以选取其具有代表性的一节枝丫说开去吧。文本中反复出现的“古阳羡”,是当今江南宜兴的古称,她坐落在苏浙皖三省交界的太湖西岸,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几乎囊括了江南地域的所有特点:风景秀丽、物产丰饶,崇文重教、人杰地灵。这个地方的历史故事,连接着一部中国古代文明史,她的每一个折子,都是对江南文化的最好诠释。其气质,是既有温儒文雅,亦有厚重刚烈。清风明月里的肝胆相照,其实是一种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德”为坐标的,君子怀德而利天下,又是通过读书的造化来实现的。古往今来,江南出了很多读书人,不仅是那些彪炳千秋的历代名人,也包括“引车买浆者流”的普通民众。在这里,文化是有尊严与体面的。书卷气,应该是这里的典型气质之一。

  书乡:看书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都出自宜兴,如周处、徐溥、卢象升、蒋碧微等,这里为什么能培育这么多人杰?

  徐风:历史上的两次“南渡”对江南具有再造之功。一次是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大规模的战乱导致中原地区的许多优秀人士流落到这里,包括孔子的后裔。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资料和文化理念,魏晋南北朝就成为江南一带文化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再就是靖康之难导致的宋室南渡,京城设在临安(杭州),中国文化经济中心开始南移。南宋在杭州159年,江南就有了480座书院,而太湖西岸的古阳羡,离“首都”很近,有一年参加“童试”的学子,居然有2500人。

  “士农工商”是彼时江南民间价值观对其社会阶层的一份排序。“士”引领着社会的风气。英雄豪杰,无出其右。作为当时主宰社会的精英,坚挺的“士”阶层牢牢把控着社会主流,这样的文化地域怎么会不出人才呢?

  书乡:江南的“繁”,人们都熟悉,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人文历史上,至今如此。但江南的“荒”却令人有些陌生,荒在何处,为何而荒?

  徐风:说到底,江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她的生长与消停、繁华与荒芜,始终跟国家民族的命运是一体的。这里的“荒”,或是荒芜,因了战乱与纷争,祸及人们的物质需求与精神安放;或是荒凉,以人文角度考量,那是对物与精神的颠倒与重置,其中或有“天灾”与特定时期的“人祸”因素;或是荒歉,那是对本该丰收的年景里,却收获一片荒凉的拷问;还有一种荒落,是过于精致的文化带来的生命力的衰退。总之,我想以一种平白的中国话语,去构建一部有生命温度的江南沧桑大戏,看似温柔的面纱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庐山真容?其间多少传薪,多少相守,多少歧义,多少蜕变,多少新生,多少希冀,值得我们在守望中反思。

  【未曾断绝的千年文脉】

  书乡:对国人而言,江南已经成为一种想象,概念中觉得那是个温柔地富贵乡,甚至有“江南妩媚,雌了男儿”的刻板见解。但你笔下的江南,也是厚重的,坚韧的,甚至血性十足的,江南性格里的这一面是如何练就的?

  徐风:先秦时代,江南还是一片荒蛮之地,冷兵器时期的“侠文化”大行其道,崇武的风气贯穿朝野。南宋之后,文化的力量改变了千百年积淀的品性风貌,“崇文”的理念渐渐成为共识,但是江南的骨子里,还是有坚韧刚烈的成分在。“吴钩越剑”不仅是刚健男儿的文化标志,更是英雄仰止、建功立业的人生渴望。比如晋代的周处,他身上代表着江南人的忠勇和果决。所谓的“血性”,是有信念支撑的,那是以家国为代表的理念,深深渗透到血液里。敢担当,竟事功,执行力特别强。

  书乡:去过几次江南,印象最深刻的是其文脉和耕读传统,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县,一个村,都非常重视这一点。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这一传统千百年未曾断绝?

  徐风:中国的古代始终有两股力量,一是“皇统”,那是以皇权为代表的“主流文化”,还有一种“道统”的力量,那是以民间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仁人志士、义人侠士、圣人贤士。实际上他们掌控着民间的话语权。“耕读传家”的兴盛,是由“道统”的力量在支撑。古代的江南,乡村教育是以家族宗祠为单元的。乡村的竞争,不是我家比你家多打了几百斤粮食,而是我家比你家多出了几个读书人。乡村的民间组织里,还有一种“惜字会”,大凡写了字的纸,不可以随处乱扔,以显示对文化的敬重。

  书乡:但有意思的是,江南同时也很重视工商业发展,为何能并行不悖?

  徐风:至于工商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农耕文明之上的,也跟江南的水文化有关。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贯通了民间经商的渠道。行舟楫,兴城邦,亨国运。在江南,水走到的地方就热闹,水聚集的地方就繁荣。水不但方便了人们的迁徙与流动,也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诞生与发育。“苏湖熟,天下足”,水还代表着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

  【苏轼为何想终老阳羡?】

  书乡:书中也数次谈到江南的隐逸文化。这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传统,但似乎在江南更普遍、更盛行,这与江南的环境、风气有何关系?

  徐风:南宋的覆灭让许多有骨气的文人墨客不愿为元朝做事,纷纷退隐。很多文人选择留在江南,当然是心仪这里的山水,同时也能在民间找到他们被遗落的尊严。这种风气是对江南的文脉的续接。比如,江南的山水园林,就是中国历代隐逸文化的标识,那些遭遇了人生低谷、厌倦官场的达官贵人、看破红尘的士大夫,没有名分的乡村知识分子,总是能在山水草泽之间找到与自己内心契合的栖居之地。他们的归隐并不完全与世隔绝,所谓“身在江湖,心有魏阙”,其实还是以别样的方式来关注当下,在民间引领着社会的风气。

  当然也有许多的真正的隐士,鄙视权贵,豪放纵逸,守操于乱世,持节于田园。那是江南膏腴之地给予他们舒适的安身环境使然,也有民间对他们的敬重带来的心灵安全的因素。比如宋代的林和靖,在杭州西湖边归隐。隐士们的存在,提升了江南文化的品性,成为一道永不磨灭的风景。

  书乡:苏东坡是中国人最喜欢的文人之一,他是蜀人,又曾宦游各地,却一心想终老阳羡,很有意思。这里为什么会吸引他?

  徐风:任何时候,人永远比地方重要。古代阳羡的山水既峭拔,也温软,比较契合苏东坡内心深处的那一份柔韧。当年苏东坡与阳羡士子单锡、蒋之奇同登进士之第,一见如故之下订了“鸡黍之约”。东坡21岁第一次来到阳羡,就为这里的山水人情所深深折服;20余年里,他来过宜兴不下十几次。49岁写下“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这样传世的名句。他真的在宜兴买下几块养老的田地,还把自己的外甥女嫁给了他的宜兴朋友。

  宜兴人比较容易理解他的感伤,也能给予他喜欢的那种简单的快乐;邑人厚道,不趋炎附势,无论坡公命运如何沉浮。所有这些,都让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宜兴。他给皇帝写过《乞常州居住表》,恳求让自己终老于常州宜兴县。得暇之时他经常徜徉于此,提出了“壶要紫砂壶、水必金沙泉、茶则阳羡茶”的论点,这就是后世传颂的“饮茶三绝”。

  书乡:你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在地的写作、乡邦文献的发掘,这种写作并不鲜见,但想挖掘深很难。在钩沉和选择史料方面,有没有一些心得?

  徐风:文学的书写不同于文史研究。我关注的是历代兴衰的冤魂歌哭、人性格调的升降沉浮。文学的审美可以透过消隐在山河之中的古碑、牌坊、祠堂、村落等遗迹,打捞世相、史料背后的人文精神。无论写乡村、写土地,写书生、写郎中,写票友,我都是想抛开人们对江南固有的“唯美”“诗意”等标签。就文学而言,对灵魂、根脉的审视与还原,恰恰彰显了她强大的魅力。(张玉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