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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的剧作,都能在人性幽微处点亮一盏灯 发布时间:2020-04-16 来源:光明网 文汇报

  作者:王彦

  和刑警一样,他们的日常也是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可不同的是,经侦警察似乎不必直面真刀真枪的危险,数字才是他们需要破解的谜题。真是这样吗?

  昨晚,跨国追逃经侦题材剧《猎狐》在东方卫视开播,主角便是这群并不为大众熟知的经侦英雄。这部“上海出品”由赵冬苓担任总编剧,刘新执导,王凯、王鸥、胡军、刘奕君领衔主演。故事聚焦当代的经济类犯罪,通过讲述经侦警察跨国缉捕在逃嫌疑人的曲折经历,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海外追逃行动——“猎狐行动”。

  新剧开播之际,赵冬苓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她说,特殊的经侦警种与罕见的海外追逃叙事,赋予了新剧独特的故事土壤,但仅仅依靠一追一逃,很难构建戏剧张力。深入经侦队伍采访后,一个思路越见清晰——跳出“猎狐”写《猎狐》。“‘猎狐行动’正式命名是在2014年,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打击经济犯罪上的斗争,远不止于此。多年来,在鲜为人知的战场,经侦警察破解的不仅是经济迷案,更是人性之暗。”

  编剧对作品的期待是,“它会有助于观众看见,人生在有些问题上来不得行差踏错。如果一部作品能在人性幽微处为受众点亮一盏灯,创作的价值莫过于此”。

  一案到底:“猎人”与“狐狸”周旋多年的背后,有着“有逃必追”的信念

  新剧开篇即戏剧高潮。2007年夏天,钱程因投资股票亏得血本无归,他挟持了克瑞制药集团董事长王柏林,声讨未遂后跳楼身亡。那一天,赶赴现场的刑警夏远未曾料到,这宗绑架案不仅在他的生活里投下重磅炸弹,他的事业也因此步入新轨道,更关键的是,他此后十年的命运都将与那双幕后黑手牢牢捆绑。

  “十年不弃,十年不堕。”这是赵冬苓眼里经侦警察的难与险。跨国追逃的客观条件决定了, “猎手”与“外逃狐狸”间的周旋,很可能是持久战。漫长岁月里,追踪嫌疑人是一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时空征途,是为“不弃”;抵御欲望的膨胀,则是考验意志力的内心修行,是为“不堕”。

  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涉案剧采用两三集破获一桩案件的节奏时,《猎狐》的故事紧紧围绕一桩经济大案展开。编剧说,十年追逃,就是真实战场的一道缩影。全国公安机关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猎狐行动”开展近六年来,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6000余名,其中缉捕“百名红通”外逃犯罪嫌疑人60名,追回赃款达100多亿元人民币。震撼的数字投射在故事里,王凯所饰夏远有句台词,“无论多久,无论是谁,只要犯法,我都会亲自把手铐戴到他们手上”。

  “天涯海角,有逃必追”的信念叫人动容,但于剧本创作,“一案到底”是个难题。怎样能把一个“猎人”的故事写得步步生莲?

  赵冬苓给了几层关键词:高智商的博弈,人心的博弈,最后才是拳脚武力的比拼。 “经侦警察需要较高的学历和职业素养,是一群懂得经济学、金融学同时善用计算机的警察。”引入经济的谜题,让数字开口说话,故事的抽丝剥茧悬疑感有了。“他们更是一群常要直面流水般金钱诱惑的人。”以“千”为单位的卷宗账户、“万”为单位的交易记录、“亿”为单位的涉案金额,财富时代下的戏剧张力有了。“长年的跨境追逃对经侦警察的生理和心理,都是极大挑战。”描绘海外抓捕“狐狸”时惊心动魄的场景,使观众的视觉体验被进一步打开。

  “我追求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大爽剧,不仅如此,剧情里的人物前史甚至能追溯到1990年代。”在编剧看来,足长时间的跨度,是事实使然,也是她结构故事的理念,“我想写清楚,从事情的萌芽发展到最后的滔天大案,其间经过了什么,对社会经济活动造成了什么样的破坏,最后又是如何被瓦解的。现实题材,应该是对社会问题的一种关切”。

  给角色多维度建模:在邪不压正的必然过程里,剖析人物的“升维”、人性的沉沦

  作为一部致敬经侦警察的涉案剧,邪不压正、激浊扬清是个必然的过程。如何在观众预知“正反派”大致结局的前提下,依旧扣人心弦,则是电视剧的艺术追求。

  筹备剧本的日子里,赵冬苓走进过公安部经侦局,也在天津、安徽等地实地采访。虽时隔良久,但蚌埠之行带来的震撼,至今激荡在她心头。“那是曾经轰动一时的一起案件,主犯是个只有初中毕业文凭的人,可卷入其中的,几乎能用‘人不分长幼,地不分南北’来形容。”她为没能摆脱金钱诱惑的退休干部、银行高管、律师、教授、甚至转行的警察而震惊,同时,“案子中人性的体现、人生发展的过程,都让一个写作者着迷”。

  于是,与过往30年的创作类似,赵冬苓花费大量笔力用于人物塑造。这一回,她从多个维度给角色建模。

  作为男主角,夏远有“升维”的过程:从刑警到经侦警察,是跨警种的专业升维;前女友、战友的蜕变,是不断打磨意志力的升维。胡军饰演的杨建群就是夏远亦师亦友的搭档。从出场时两人缔结生死交情,到最后隔着法网而立,是什么导致他们在面对欲望的阀门时,有人关上了,有人却不能?在此过程中,推了杨建群一把的除了黑手,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作为开场时即为反派的王柏林,他又是怎样从一个普通商人到在犯罪的不归路上越行越远?

  赵冬苓说:“我偏爱笔下的人物是个普通人,他们会遇上和现实中类似的复杂的人生难题、人性困境。”这种困境未必是显而易见的“恶”,它甚至可能源自亲情、友情、爱情、恩情等美好的情感,但也恰恰是这些直戳人性软肋的难题,绊倒了不少人,让他们迈出覆水难收的一步。而人们审视许多经济罪犯时同样会发现,他们在生活里往往扮演着“好丈夫”“好父亲”的角色。“我想把他们内心的矛盾和挣扎都写出来,希望观众能透过这些人之常情、人所共鸣的困境,读解出一点启示。”同其心、合其情,是剧本能动人的关键。

  从1992年创作《大地缘》至今,赵冬苓笔耕不辍近30年。她的作品题材广泛,类型不设限,她唯独给自己定下一条原则——不重复自己。“我是个对社会问题时刻保持好奇心,对人生问题时刻保持敏感度的人,为了剖析它们,我愿意从头学起。这般野心,促使我一次次走出舒适区。”写《青岛往事》时,她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期货;写《因法之名》时,她扑进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厚厚卷宗里。

  眼下的《猎狐》亦然,即便海外追逃题材于她又是个空白区,“但再难,我也还是要去做,为了赢得一声自我肯定‘我还行’,更为了揭示这样一个真相——人性的‘恶之花’是怎样一点点绽开的,有些红线碰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