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恒雷

　　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圣经”，《山海经》应该是《海山经》——这是厦门大学汪晓云教授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以及对祖国各地无数名胜古迹与文化现象的综合考察梳理后，得到的结论。

　　翻阅《一本万殊——〈海山经〉文化寻踪》，便可感知其强烈的学术气息——材料与图片详实、论证推理严密、思路清晰完整。当然，学术性强并不意味着可读性不强，该书因观点的振聋发聩，更需有大量鲜活的材料与严谨周密的推理来支撑。

　　先说“圣经”，乍看这两字，让人首先想到的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那本西方《圣经》。其实，在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与文化现象中，“圣经”两字屡见不鲜:《四库全书总目》言“圣经”为“文字之祖”，仅文渊阁《四库全书》就出现“圣经”两千多次；中国历代大儒则言“圣经”为古代学术之源头与旨归——如《原古录序》言古今文章、万言千论皆出自“圣经”；《文史通义》言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经纶，当禀圣经以为宗主”；明代类书《图书编》言学者当以“圣经”为证……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经学是长期以来的显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一块。如此浩瀚的经学体系中，居然有一被称之为“圣经”的典籍潜藏其间，而我们绝大多数人，从未见识过甚至闻所未闻。

　　既然我国典籍中有“圣经”，为何在传承过程中未能保留，仅存在于前人相关著述甚至只言片语的闪烁其辞中呢？汪晓云正是按此思路展开了本书的写作——提出问题后自然是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圣经”这本书既已不存在，那么去了哪里？“《山海经》实为‘圣经’的改头换面。”为何是《山海经》而不是别的经典？

　　汪晓云认为，《山海经》不仅为最古之书，也是古代学问文章之源，其内容虽包罗万象，但其根本则为帝王之学。《山海经》隐而不宣，古“圣”今“怪”，且被删改、曲解，其原因正在于被帝王禁止且被帝王利用。古代典籍对《山海经》的论述与对“圣经”的论述呈现惊人的一致。至此，汪晓云树立了研究的明确方向——破解“圣经”与《山海经》的关节点在于“山”与“海”，此处所谓“山”与“海”并非现代自然物理意义上的“山”与“海”，而是“以气寓道”，“道”为帝王之道，是古代帝王获得统治权的依据。“山”为“阳”“海”为“阴”，“山”寓“人道”，“海”寓“天道”。“山”“海”位置不同，其义不同：“山”在“海”前为“扶阳抑阴”，隐喻尊王权；“海”在“山”前则为“扶阴抑阳”，隐喻尊民权。经如此梳理，汪晓云得出重要结论：“严格意义上的‘圣经’本为‘海’在‘山’之前，为《海山经》，尊‘天道’；由于帝王无道自称有道导致‘离经叛道’，‘人道’取代‘天道’，官方‘圣经’取代民间‘圣经’，其方式为以‘阳’取代‘阴’、‘山’取代‘海’、《山海经》取代《海山经》。”

　　经此梳理，我们才了解为何在中华典籍中一直呈现的是《山海经》而非《海山经》，一字之差可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形成巨大反转——两者所代表的寓意形成鲜明对比。那么，既然《海山经》已被严重删改乃至曲解，成了今人读来依然感觉玄妙的《山海经》，是否还有可能复原《海山经》？《海山经》究竟有怎样的内容？汪晓云当然要去追寻《海山经》的遗踪——这也是本书的题旨所在。汪晓云找到了打开这一神秘典籍的线索钥匙——中国古代“圣经”以“阴阳五行”“以气寓道”为秘钥，以语言为线索，不仅以种种方式藏诸文献典籍，亦以种种方式藏诸文化事象，以无所不在的理论渗透于文化的各层面，其“迹象”之丰富，可谓“奇迹”，“圣经”亦因此而得以“浪迹天涯”。

　　于是，汪晓云展开了对《海山经》的追踪探索。如前所述，作者积数十年苦读之力，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爬剔梳理，从无数知名不知名的典籍中找出有关“圣经”的论述，并以极富逻辑性的推理一步步论证相应的中心点。从书中所附图片中，读者可看到她的足迹遍布于福建、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山东、北京等地，可谓如徐霞客一般不惧艰险、无畏风雨，不管是城市巷陌还是深山老林，都留下了她无怨无悔的足迹——她将各地的语言文字、楹联匾额、石刻碑铭、绘画雕塑、建筑、寺庙、山水名胜、戏曲音乐、民俗宗教等等，一一与“圣经”和《海山经》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构成本书的清晰脉络与恢弘体制。以语言民俗现象为例，她在生活中是非常细心的有心人，即便是与朋友的简单交谈，也会敏感地辨知出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材料：她偶然听一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上海籍朋友介绍，江浙沪一带常用“谈山海经”来表达“聊天”。这种在江南地区司空见惯的语言现象被作为学者的汪晓云整理出来运用到书中，便成为了鲜活有力的生活场景案例。将这些类似的诸多文化现象串联起来后，“一本万殊”的题旨也展现出来了——无数的文化现象就是“万殊”，它们皆来源于“圣经”《海山经》，同时也印证出，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与文化现象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具有一脉相承、万变不离其宗的整体性与连续性。

　　全书史料翔实,逻辑性强，多有令人信服的观点与结论呈现。但笔者在阅读中发现，固然汪晓云的材料与论证看似滴水不漏，但由于其可贵的探索精神使然，很多成果尚无更多的有力成果予以支持，甚至显现孤证的局面。而且，一些观点与材料的运用并未充分展开论证，往往急于归结到“正经”与“假正经”之争、“人道”与“天道”之争、“阴”与“阳”之争，甚至一些推理不过是对一些字面的简单解读，包括谐音等情况，而生硬地往以上结论上靠，给人以“为了结论而结论”之感，难免有索隐、穿凿附会甚至曲解原意之嫌。当然，因为文本的开放性，对于一些年代久远、战乱等原因无法考证出处与释义的文化现象，后世学者进行可供借鉴的解读是允许的，而且是很宝贵的创新探索，但读者同时也应具有质疑精神，因为学术本身是可以商榷的。

　　无论如何，本书瑕不掩瑜，作者梳理出的大量文化艺术现象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如果后续研究成果能进一步确证，汪晓云的研究成果得以成立，那么，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意义无疑是重大的。作者能在万千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中，犹如拨云见日一般梳理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独属于自己的“圣经”《海山经》，功莫大焉。（袁恒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