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世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阳杰（西北师大文学院博士）
执政卿是春秋时代最闪耀的文化主体，也是诸子产生的直接上源。《汉书·艺文志》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说，《淮南子·要略》则谓诸子之学起于“救时之弊”。其实，二说都忽略了春秋执政卿的意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早在士崛起之前，春秋执政卿已经以“据礼论道”的形式开始了“轴心时代”的思想突破（《春秋执政卿：轴心时代的文化主体》，《光明日报》2014年12月23日）。其后，以诸子为代表的士的思想飞跃，就是对执政卿的一种“接着讲”，标志着“据礼论道”的卿大夫文化真正转向了“救时之弊”的百家之学。循此思路回溯历史现场，可以发现，春秋执政卿之于诸子的上源意义正体现在：他们从思想、文献、文学三个方面为诸子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充足的历史准备。
一
西周封建秩序崩解之后，春秋时代的政治格局始终处于动荡和变革中。这变局的首当其冲者即是列国执政卿，他们在思考如何修复秩序的良方时，无不将目光聚焦于过去象征秩序的“礼”本身。执政卿对于礼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对礼义的阐解发微也是他们重要的政治语言。《左传》对此言之甚详，鲁孟僖子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昭公七年）晋叔向认为礼是“政之舆”（襄公二十一年），又是“王之大经”（昭公十五年），礼不仅是人立身处事的根本，也成了为政的原则方法。对于礼之用，有睿识的执政卿又致力于挖掘其更为丰富的现实功用内涵。晋女叔齐认为，鲁侯一味重视仪表的得体整饬实际上是不知礼，真正的礼是能够持守国家、畅达政令而“无失其民”（昭公五年）。齐晏婴也认为上下主次的伦理秩序达到周正和谐才是“礼之善物”（昭公二十六年）。执政卿对于礼之内涵的扩充发扬，着眼于其修复政治秩序和伦理规范的功能意义，礼由此成为关乎“天经、地义、民行”的普遍法则。
春秋执政卿又将西周以来的“德”观念纳入礼的范畴，此时的“德”较之西周，更加明确地指人的德性品格与德行操守。《左传·昭公二年》晋叔向说：“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尊也。”将礼与“忠”“信”“卑”“让”等人的德目联系到一起，人的内在品格诉求成为礼的重要纲目。又，晋主诸侯盟，郤缺认为，有德是主持会盟的必要条件，执政者义行“正德、利用、厚生”三事为“德礼”（文公七年）。德礼即是以德行礼，德礼相辅。晋知武子也说：“我实不德而要人以盟，岂礼也哉？非礼，何以主盟？”（襄公九年）礼象征秩序本身，而德是维护秩序的方法途径。对德的重视，亦即对人的重视，是执政卿又赋予礼以人文精神的价值导向。
崇礼致用与德礼并申对礼之内涵的突破与发扬，是春秋时代重要的思想现场，三代古礼由此焕发出新的生机，执政卿则是这一思想现场当之无愧的主体。其后诸子的言礼论德，正是沿着春秋执政卿明礼义而务世用的路径，其本身也正是执政卿这一思想主体的延续。
二
春秋执政卿对于前代典籍文献进行搜求和整理，既是政治实践的需要，也是当时普遍的社会风气。三代以来沉淀积累的典籍文献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经验与人生智慧，正是此时锐意于国事的执政卿所迫切需要的。无论日常政事中的议论谏说，还是外交聘享中的周旋进退，他们都需要从这些富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典籍文献中咨取智慧和理据。《左传·文公六年》载，鲁季文子在出聘晋国之前，命人搜求遭丧之礼典文献以备不虞。同年，士会聘周受辱，返国后当即主持修备礼典之官，聚讲三代之礼，也是对礼典文献的搜集和整理。鲁臧文仲、叔孙豹、晋叔向、魏绛、郑子产、楚孙叔敖等列国执政卿都曾关注过典籍文献的整理与纂修。执政卿对典籍文献十分重视，士会以“德”“行”“政”“事”“典”“礼”六事论楚师，谏荀林父不可与楚敌，因为楚令尹孙叔敖能“择楚国之令典”，楚人能“用典”“典从礼顺”，故不能与之敌（宣公十二年）。在他们看来，对典籍的占有和诠释不仅是考量执政卿执政能力的重要尺标，更是映射其军备国力的重要参照。
执政卿的另一种重要文献活动，体现在规谏国君、安邦治民的政事言说也往往会称引大量的经典。从《国语·楚语》载楚国执政卿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可知，当时共有“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九类文献形态，这些典籍为当时教育贵胄子弟的必修科目，自然也是执政卿的必修科目，《礼记·王制》：“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凡入学以齿。”执政卿自幼即传习这些典籍文献。揆之《左传》《国语》，当时被执政卿广泛咨取征引的典籍主要为“易”“诗”“谚”“志”等几类文献，内容几乎涵盖了春秋时代统治阶级宗教与世俗秩序层面所有的经典知识成果。这些典籍文献经过历史的沉淀而获得权威性，又借助执政卿的称引阐说得以广泛传播而获得新的生命力。
春秋中后期，周室和列国所藏的图书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损毁，列国尤甚。执政卿出于现实的需要，广泛搜求和整理当时行将散佚的前代典籍文献，使其得以保存并传承。同时，他们在内政外交场合中对这些典籍素材反复咨取、称引和阐释，也从客观上促成了文献经典地位的形成与确立。这些经典化的典籍文献正是后来诸子百家阐述家法、申说道义的思想资源。
三
春秋时代也是中国文学尤其是文章创作发展的重要时代。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以“议论”为科，包“议论”与“诤谏”两种文体，收近百篇春秋论谏文辞。这些论谏文辞的作者多为执政卿群体，如周之祭公，虢文公，单穆公，卫之石碏、北宫文子，齐之管仲、晏婴，鲁之臧文仲、季文子，郑子产等。列国执政卿论政言理，据礼说德，或臧否人物，指诘时事，具有很强的政治功用性和现实针对性，执政卿论谏文辞体现出很强的“明义理，切世用”的特点。这些论谏文辞看似矢口陈辞，实则从谋题立意到篇章结构，都经过精心的构思和布设。为了达到论谏效果，执政卿很重视论说技巧，“情欲信，辞欲巧”，大量纯熟巧妙的修辞手法使得论谏文辞说理圆融，意气盎然，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书牍文书也是执政卿论谏文辞中的一类，姚鼐《古文辞类纂》说：“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以书相遗，其义一也。”只是书牍形诸简册，在形式上不同于当面陈辞。《文心雕龙·书记》说：“春秋聘繁，书介弥盛。绕朝赠士会以策，子家与赵宣以书，巫臣之遗子反，子产之谏范宣，详观四书，辞若对面。”皆是春秋执政卿书牍文书的典范之作。
深受前代尚言传统与立言观念的影响，执政卿更加注重言辞的政治功用，这在客观上深化了对言辞艺术的探索。以执政卿论谏文辞为代表的春秋文章谋篇精巧而章法井然，说理浑融而辞气并茂，“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刘知几《史通·申左》）、“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深刻地影响着战国诸子的言说观念与文章创作，也是诸子说理散文的直接上源。孔子引《志》“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评价子产的辞令，进而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对于言与文、文与质关系的探索，也成为诸子文章创作重要的命题与启示。
钱穆先生说春秋时代是“极混乱紧张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执政卿身处其时，以共同的思想背景、历史意识、时代使命和文化情感结成了一个拥有相同精神印记的精英群体。执政卿是这场“大动荡”的亲历者，同时又是这场“大风雅”的引领者。后来的战国诸子，其思想、文学以及文献储备，在春秋执政卿这里都有源可溯，有根可寻。
雅思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帕森斯称之为“哲学的突破”时期。帕森斯注意到，较之其他几大文明，中国的“突破”显得最为温和。其实，就诸子时代而言，固然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全新时代，却也绝非简单的“突破”或“断裂”。中国历史的精神命脉从来都是渊源有自、气血相承的。也正是有了春秋执政卿的历史准备，诸子的发生也才真正成为可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韩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50］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0年04月04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