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论坛】  

　　作者：赵丽明（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女书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

　　女书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2017年5月13日，在“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的前一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从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手中，接受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以女书书写的“文明交流互鉴”。

“文明交流互鉴” 胡欣/书

　　何为女书：

　　女性专用的音节文字

　　女书以汉字为基础变形而成。其字符为斜体，呈“多”字形，流传在我国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东北潇水流域。当地有“一语二文”现象，即当地人说同样的话，却写两种文字：男人写端庄的方块汉字，女人写秀美的斜体女书。

　　女书是一种音节文字，表达的是通行于江永县上圩镇一带的方言音，其基本字只有390个左右，每个女书字符代表一个江永方言的音节，代表一组与该字符同音或近音的字。因此，女书字符虽少，但基本可以完整地记录当地汉语方言。在现存女书作品里，可见到洪水传说的记载，或以此为载体，改写的《孟姜女》《祝英台》等宏大的长篇叙事诗，也有以此来转写的唐诗、宋词。

　　女书是江永当地妇女的生活方式，也是她们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女书作品以韵文为主，主要形式为七言诗，可用江永当地的汉语方言来唱读，被当地人称作“读纸读扇”。女书的载体主要有布面纸本三朝书、折扇、手帕、纸片、花带等。可以说，以女书为载体的女歌、女红等，构成了独特的女书文化体系。

女书流行地区示意图 赵丽明/绘

　　女书体现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在男尊女卑的旧制度下，江永的女性通过创造、使用特属于自己的文字，而拥有了话语权，她们既可以“我写”，也可以“写我”。当地女性用女书写自传述身世，写下农事歌谣、乡里逸闻、民间故事，翻译转写汉字诗文等，为研究当地语言文化留下了宝贵资料。

　　在客观上，女书是汉字文化圈由“表意”到“表音”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环节，甚至可以说，女书是汉字表音化的一个尝试，这是女书在文字学上的贡献和价值。而这样的学术价值或许是最初的女书创造者没有想到的。

　　2004年，季羡林先生在给世界记忆遗产的推荐函中写道：“女书作为一种在旧制度下，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权利的民间普通劳动妇女，运用自己独特的才识，创造来的女性专用文字，实在是中国人民伟大精神的表现，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女书文献以及相关的文化，具有语言文字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学等多学科价值，其社会功能，至今为现代文明所运用。”

作者提供的“雕母钱”实物拓片

　　女书溯源：

　　南北文化交融的精华

　　周有光先生曾说：“女书，是中国文化深山里的一朵野玫瑰，它长期躲避了世俗眼光，直到它即将萎谢的最后时刻，才被文化探险者发现。这个发现，带给学术界的不仅是一阵惊奇，而且是一系列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女书的出现，是中国历史各方元素合力的产物，是南北文化交融的精华，也是江永这片南岭绿洲培育出的文化奇葩。

　　江永县位于湖南、广西、广东三省交界处，中原儒家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长期接触相融。女书的主要流行地上江圩镇处于江永、道县、江华瑶族自治县三县交界处，是汉瑶混居之地，拥有丰富的语言文化资源。

　　这里是柳宗元教化岭南学子十年的永州之野，古道州是大书法家何绍基的故乡，周敦颐的濂溪故里是女书流传的边缘；这里交通闭塞，却是历史通道、教化之乡，有秦汉遗迹，唐宋旧治，更有保存完好的酷似徽州江浙的明清民居，窄巷天井，门楣雕窗；这里有瑶族千家峒、四大民瑶。可以说，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孕育了女书这一独特的文化景观。

　　迄今为止，女书的起源年代不详。根据人文历史地理、族群迁徙来源、女书文字体系、作品内容、口碑传说以及其所反映的江永方言特点等因素综合考察，推断女书的形成应是汉字楷书之后。

　　女书溯源之难，原因之一是女书为“草本植物”，使用者信奉“人死书亡”，即使用者去世时，其所书写的女书作品都要焚烧陪葬，随之而去。目前，史志文献涉及女书的记录仅见1931年《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中的“花山条”：“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高唱，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

　　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女书文献实物，是在南京发现的太平天国（19世纪50年代上半叶）的“雕母钱”，尚未铸成钱币。经太平天国博物馆、江苏博物馆、南京博物馆等的专家鉴定，其大小体制同当时清咸丰钱“当五十”。当笔者第一次见到“雕母钱”的实物，既为其上“天下妇女、姊妹一家”的优雅女书字体所惊艳，更惊叹于女书是如何跨越岭南的大山深处，越过千山万水才到了南京，并随历史浪潮登上政治舞台的。

　　令人惊喜的是，时隔160多年后女书再次亮相，竟是更大的国际舞台，彰显了中国女性的智慧与创造力，彰显了中华丰富多彩的文化魅力。

　　目前，女书溯源问题有待于从其记录的江永方言所体现的语言特征上寻得突破，即女书所反映的江永方言特征形成的下限，即是女书出现时间的上限。

　　传承保护：

　　规范应用让女书“重生”

　　20世纪50年代，湖南省博物馆李正光是第一个进入江永调查女书的学者，并撰写了第一篇介绍研究女书的文章。1959年，《永明（江永）解放十年志》收录了多篇女书作品，明确使用了“女书”这个称谓。21世纪之交，最后一代女书自然传承老人高银仙(1902—1990）、义年华（1907—1991）相继离世，会写女书的只有阳焕宜(1909—2004)、何艳新(1940—)，女书濒危。

　　近年来，我国在加强语言立法、语言规划的同时，加强了语言文字信息化、标准化建设，并进行语言资源的调查与保护，特别是2015年启动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已将以女书为代表的江永方言文化典藏列入2017年“语言文化调查”项目的在研课题之一，并尝试以女书通行的区域——江永县为试点，将其建设成为我国第一批方言文化生态区。

　　与此同时，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日益深入人心，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的保护传承。2006年，女书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多次在联合国“中国日”中担任主角。在女书的众多拥趸中，有的倾慕其清新秀美的书法，有的嗅到了敏感的商机并尝试开发文创产品，有的以此为线索，期待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在众多热切的目光下，笔者10年前担心女书“失传”，而现在更担心的是女书“失真”。

　　女书是民间文字、方言文字，此前从未经过规范化，当下所见作品和女书传承人都各具书写风格，用字习惯也不完全相同，个性突出。为此，清华大学师生进行了《女书国际编码》的研制工作，从22万字女书原始文献中穷尽性统计，运用字位理论，整理出使用频率最高的基本字，最终于2015年经国际ISO组织确认，通过了396个女书字，还有一个重复号，一共397个字符，首次实现了女书规范化。

　　在多年研究女书的过程中，笔者深切地感到，只有在“科学保护”的指引下，通过准确的学术定位，对女书开展规范化的调查、保护、传承、开发、应用，才能让女书“重生”，才不会辜负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夙愿。

　　期待女书的魅力重新绽放！

　　《光明日报》（ 2017年09月03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