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者说】

　　作者：陈洁（商务印书馆编辑）

　　“健康对于生命，犹如空气对于飞鸟。有了空气，鸟儿才能展翅飞翔。珍惜生命，爱护健康。”——顾方舟

　　2020年的春节为疫情的阴霾所笼罩，狡猾的新冠肺炎悄无声息地迅速蔓延，病人数量由百千而攀升至数万……为了有效隔绝病毒，人们闭门不出，无法正常地工作学习，人们多么希望将这厚厚的阴云扯开一个巨大的缺口，让阳光普照大地；人们多么期待医学科学家加紧研制特效药、疫苗，让健康的生活重返人间……

　　此时，当我再次看到《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以下简称《一生一事》）书封上那句“健康对于生命，犹如空气对于飞鸟”时，不禁感慨系之。距医学科学家、病毒免疫学家顾方舟先生离世已一年有余，重新展读他书中的文字，仿佛他还在和我们一同经历这场战“疫”。

　　40年不懈努力，自主研制疫苗的艰难历程

　　60多年前脊髓灰质炎暴发时，波及广度和剧烈程度或许不及今日，但疫情带给人们的切肤之痛也丝毫不少。因为脊灰是在易感儿童中隐性传染，主要破坏脊髓神经，病发后会导致终身残疾甚至呼吸麻痹，俗称小儿麻痹症。

　　1955年南通有将近2000个孩子发病。此病在广西南宁大流行时，人们因为恐惧，七八月的高温天气里，家家户户都把窗户关起来，不让孩子出门。当时有个家长来找顾方舟，说他的孩子瘫痪了：“顾大夫，你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还得参加国家建设呢。”顾方舟告诉他这个病还没有办法治愈，只能矫正。为此，国家下决心要解决脊灰问题，顾方舟接到任务后，便做好了一辈子搞这个研究的准备。他一干就是40年，而且不辱使命，经过40年的不懈努力，顾方舟带领的科研团队研制脊灰疫苗，成功建立起了免疫屏障。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中国为无脊灰国家。

　　今天我们亲身体会到，病毒传播非常隐蔽，速度之快远超人们想象，于是在钟南山等科学家的强烈建议下，国家当机立断，在春运期间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阻断传染源，以防疫情愈演愈烈。当年脊灰流行时也是如此，“一般来说每年的流行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三，而流行年有个别的地方像南宁、上海，就到了十万分之三十几”。顾方舟、闻仲权、董德祥、蒋竞武等4人临危受命，1959年被派往苏联了解脊灰疫苗的研制情况。当时美国科学家已经发明并上市了脊灰死疫苗，但西方对中国实行禁运，所以只能通过苏联研究机构，间接了解死疫苗的生产情况。通过实验观察、查阅文献和参加学术会议，他们发现死疫苗的生产成本高且服用次数多，对于当时积贫积弱、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根本难以为继。与此同时，他们发现美国科学家还发明了一种减毒活疫苗，虽然尚未上市，正在交给各国实验室免费试用，却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建立起免疫屏障。在充分考虑到国情和疫情危重的条件下，根据顾方舟的提议，我国决定采用脊灰活疫苗的防疫路线。顾方舟将活疫苗种子带回国，从此开始了自主研制疫苗的艰难历程。

　　首先是科技攻关之难。众所周知，科学研究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国际领先的技术可以借鉴，可以获取信息，但归根结底“还是得自力更生，自己要有独立研究的能力，不靠自己的力量，单靠国外不可能做到”。疫苗研制关乎生命和健康，更需要科学严谨的态度和勇往直前的精神。顾方舟率领团队分三步走，第一试生产，第二检定，第三临床实验。尤其是第三步，临床实验分三期，第一期就要找10个孩子做实验。他便先在自己一岁的儿子身上做实验，随后是几个同事的孩子。虽说顾方舟已在自己身上试验过，心中有数，但他事先还是没敢告诉自己的妻子，幸好安然无恙，试制成功。当妻子知道后并无怨言，她说：“如果连我们自己的孩子都不敢吃，怎么拿给全国的孩子们吃呢？”

　　其次是科研条件之难。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疫苗生产从人才到原料、设备都极度短缺。因原料所需，国家决定在云南昆明郊区建立研究所，但没有几位科技人员愿意从首都北京调到山沟沟里去，顾方舟又率先带着母亲、妻子、儿子举家入滇，扎根昆明。随后与他一同去苏联的三位专家也搬了过去，还从昆明的卫生技校招了一批年轻的学员，手把手地教，他们日后都成长为各个科室的骨干。做疫苗检定需要拿动物做实验，他们就自己饲养动物，三年困难时期，人都食不果腹，却要给动物吃饱。制作疫苗需要用胰酶，当时被美国卡着无法进口，顾方舟就让器材负责人杨志和去北京找医科院院长解决，院长特地向国家申请外汇从香港进口胰酶，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正如顾方舟所说“当时我们中国科学研究的环境很不怎么样，做研究工作很困难，什么条件都要自己去创造”。

　　最后是推行疫苗之难。顾方舟认识到要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最终根除脊灰，仅仅研制出疫苗还远远不够，要经年累月地让全中国的适龄儿童服用疫苗，才能建起免疫的屏障。为此，他制订了详细周密的免疫策略。一是以县、乡、镇为单位，适龄儿童服用率达到95%以上；二是在7－10天的时间内让这些儿童全部服用疫苗。免疫策略的落地，不仅要靠国家体制的运行，最终还要依靠防疫人员勤勤恳恳的工作。在广大老少边穷地区，都要靠防疫人员挨家挨户地送疫苗。所以顾方舟反反复复地说：“消灭脊髓灰质炎不光是疫苗的功劳，有了疫苗，送不到孩子嘴里也是白费。这个工作是防疫人员做的，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无怨无悔，走上防治传染病的公共卫生道路

　　顾方舟说他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率领团队引进了脊灰疫苗，亲手建立起生产线，把这个疫苗用到中国孩子的身上，而且起到了效果。他数十年如一日，是什么支撑他无怨无悔地走在预防免疫这条道路上？《一生一事》一书记录了他的思想发展历程。20世纪40年代末，他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公共卫生学家严镜清给他们上课，讲到旧中国的公共卫生状况，如妇幼卫生、工业卫生条件落后，产妇和婴幼儿死亡率高，工人也很遭罪。这些话给顾方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与追求进步的同学们在一起，慢慢懂得“人活着不能光为自己，还要为大众”，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毕业时他毅然选择了流行病学和微生物学研究，走上了防治传染病的公共卫生道路。他觉得“当医生固然能救很多人，可从事公共卫生，却可以让千百万人受益”。

　　除研究脊灰疫苗外，从书后的著述目录可以看出，他还主持过脑炎、肝炎、风疹等多项疾病的科研工作，培养扶助了很多公共卫生领域的科研人才。他深深感到中国人口众多，不能等到人们生了病之后再去治，所以他反复强调，预防是最重要的，而这涉及健康教育的问题，“得让老百姓知道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得普及这些知识，得让老百姓知道。预防为主，预防为主啊！”今天，当我们在疫情来袭时手足无措，当电视里循环播放如何洗手、如何戴口罩、如何通风换气、如何冲洗马桶时，顾先生这些话犹如警钟般在我们耳畔敲响。

　　2019年1月2日，顾方舟先生辞世的消息传出，就像一颗石子激起了层层波澜，《一生一事》书中的故事不胫而走，人们通过网络追思这位让他们远离脊灰伤残的“糖丸爷爷”。同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宣布顾方舟获得“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他的女儿顾晓曼陪母亲李以莞参加了颁奖仪式，她说：“父亲虽然未能亲历现场，未能有机会亲手接过奖章，但我知道他九泉之下依然高兴。因为他和他的同事们完成了国家交给他们的任务，几代中国儿童从此不会再因为一个疾病而致残、致死，几代人的家庭也因此得到护佑。这比他个人获得什么名利都更让他觉得欣慰。”我相信，这是顾方舟先生的心声，也是那些正在抗“疫”前线逆风而行的医者们的心声。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28日 09版）